驱逐耻辱！：科学的胜利与欧洲18世纪人文主义者们的天堂之城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接受关于字体的意见，不再试图在同一页塞进更多的内容，将14x字体改为默认的16x.
如果一个人仔仔细细地观察这个我们世纪的中期，我们所遇到的事件，我们的习俗，我们的成就，甚至是我们谈话的话题，那么他很难不发现我们的想法已经在多个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个变化如此迅速，对我来说它似乎只是更大的变化的序曲。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目的，性质和它的边界，而它的优点和缺点我们的后代也会比我们认识得更为清楚。
——让·勒朗·达朗贝尔
从西方思想史的角度而言，使得两个时代互相区别的是这个时代为后世提供的思考和启发。启蒙时代也不例外——它为20世纪带来的是对于自然、人类和社会等问题的系统研究。毕竟，如今我们称之为社会学科的学科，是从18世纪开始的。
就像我们知道的，文艺复兴这个词是有问题的（欧洲文艺复兴：中世纪“信仰时代”与“人的时代”的冲突）。这个称呼是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自诩的。因此文艺复兴并不是一个已存的背景——它是那些学者、艺术家以及其他精英的生活经验。而且它并不是我们能谈论的一个简单经验——它是一种努力从中世纪桎梏中挣脱的经验。从这一点来说，皮特拉克，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甚至是路德都更清楚他们自己的独特使命。他们是创造自己历史的人——他们在创造一种身份。这些思想家如此自信自己的洞见是独特的，所以他们敢于去命名自己的时代——如费奇诺所说，“就像一个黄金时代”。和文艺复兴很像的是，启蒙时代也有这样的问题。18世纪赋予了自己名字：意大利语-illuminati（启蒙）；法语-lumiere（启蒙）；德语-Äufklarung;英语-Enlightment（启蒙）。在1784年，六十岁的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出版了一篇小短文《什么是启蒙》（Was ist Äufklarung?）康德在这篇文章开头写道：
启蒙就是一个人从他自我强加的未成年状态中脱离出来。未成年状态是指没有他人指导就没办法运用自己的理解的状态。如果这种状态并不是由于无知造成，而是因为犹疑不决或是没有他人指导就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种未成年状态是自我强加的。Sapere Aude!（敢于知道！）Dare to Know！（敢于知道！有勇气运用自己的思考就是启蒙的座右铭。
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意味着知识，特别是个人自我的知识。知识意味着对于人性的了解以及知识的用处。
（百科全书学派）
十八世纪见证了人类知识在各个人类可以为之努力的领域的大爆发——一场启蒙运动。知识可以，至少是人们希望它可以，战胜恐惧、迷信、狂热和偏见。在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09）看来，它还可以战胜死亡。这些观点毫无疑问是冲昏头的乐观主义。即便是谨慎得像康德这样的人——据说哥尼斯堡的人民都按照他散步的规律对表——却不能如此过于乐观。康德问：“我们已经活在一个启蒙时代了吗？”他的回答是加了感叹号的“不！”。但是他小心地加了一句：“我们活在一个启蒙中的时代。”所以，就像这个时期的后续发展一样，接踵而至的法国大革命以及浪漫主义的反启蒙思想，即便是康德也知道为了达致这样一个启蒙时代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我们还需要批判，对整个西方社会和政治的批判——总而言之，旧制度（ancien regime）的批判。旧的秩序——现存的事物——以半封建经济为标志，人口的等级划分，狭隘的宗教观，狂热，迷信，绝对皇权和政府腐败，这些都需要批判。
当我们了解这些背景知识后，那么一些普遍的重点就明朗了。目前为止，启蒙时代的思想家都有一个普遍目标，这就是社会改革。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欧洲的社会工程师。他们社会改革的计划是对于一个他们所生活着的丰盛世界的沉思。 西欧正从农业经济中转变；贸易和商业在增长，特别是英国、法国和荷兰，而且工业革命看起来如此夺目。有了财富，思想家思考的对象不再是一个匮乏、贫穷、落魄的欧洲，而是一个丰盛的欧洲。因为物资丰盛，新的可能性已经可以变为现实。人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去享受生活。这些，毫无疑问是从文艺复兴就开始的倾向。
最后，一种新的乐观主义在这个时代盛行起来。这种乐观主义改变了人类如何看待自己的历史。人类不再将自己的历史看做是从伊甸园开始逐步地堕落过程，而是将未来看做是更好的更有希望的。在18世纪典型的语言风气里，新耶路撒冷就像是快到到来一样。然而，这个耶路撒冷是尘世的耶路撒冷，而不存在于死后的生活。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雅克·杜尔哥（1727-1781）曾如此描述这种情况：
我们看见社会自己成立，民族自动形成，然后他们去统治别的民族或是被别的民族统治。帝国出现了，又消亡了；法律，政府形式，层出不穷；艺术、科学到处被人们发现和培养出来；有的时候，这些发展也会延缓，有的时候这些发展也会加速，它们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自利、野心、虚荣，无可逆转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模样，使这个世界被鲜血浸透。它们的复仇行为也变得温和，人类的思维受到了启蒙，彼此分离的民族离彼此也越来越近，商业和政治最终将全球联系起来，整个人类种族，在他们一会儿冷静一会儿愤怒的情绪下，在他们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生活状态下，尽管缓慢却逐步走向更高的完善。
英国化学家和基督教长老会牧师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在一封给艾德穆德·布克（Edmund Burke）（1729-1797）的信中写道：
前景、对过去的反转是多么地荣耀，而今却都展现在我们面前，展现在这个世界面前。政府，如同我们将看到的，不仅仅是理论上或是书本上可以看到的，而是实实在在现实中的这样的政府，它为公众利益工作，而且它的权限也仅仅在位公众利益的范围内，使得所有人尽可能多得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政府不再干涉宗教事务，不再干涉人们关于神的观念，以及未来国家的观念，如同不干涉哲学或是医药学一样。
约翰·亚当斯（1735-1826），美国的第二任总统，曾经如此评论道：
在过去的三到四个世纪内，艺术和科学普遍获得了渐进式的进步。对机械技艺的发明，自然科学的发现，大航海和商业，文明和人性的进步，已经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的状况以及人类的性格，这一点可以令哪怕古代最为优秀的民族震惊。每天的持续进步使得欧洲越来越像是一个共同体，或是一个大家庭。
和启蒙时代所对应的是过去——而且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启蒙运动要抛弃（“逆转”）它的过去。第一件要去除的事情就是形而上学，它是哲学中特别处理“存在”与“不存在”的一个分支。形而上学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观点的要点，而且，正因如此，它对于中世纪经院思想家来说，非常重要。它要被去除——它太中世纪了。取代形而上学的，则是认识论，这种对于知识的研究。什么是知识？我们是如何知道的？知道意味着什么？这些是科学革命的要点。如果中世纪的母体已经崩溃，那么一定需要些什么去取代这些中世纪的思想。人类知识可以为人类服务，但是人类首先要做的是去验证他的知识。
到18世纪，非常明显的是，整个西方思想已经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发展到了莱布尼斯（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za）（1632-1677）以及笛卡尔（Rene Descartes），但都充满了形而上学的问题。启蒙运动并不是认为形而上学毫无意义。而是，形而上学经常会发展出一些无穷无尽而毫无头脑的问题，如“一个针尖上有多少个天使可以跳舞”等。 当然，我们已经知道伊拉斯谟，伽利略和牛顿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形而上学是超越于自然现象的，因而不可以为观察所证实。抛弃形而上学也就意味着抛弃了自柏拉图至笛卡尔以来的一种知识理论。换句话说，也就意味着抛弃了2000年以来的哲学思考。
对于柏拉图和笛卡尔而言，尽管他们的理由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结论都是人类有先天的观念——那就是，人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有自己的观念。而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1632-1704）给人类提供另外一种视角——经验主义的观点（欧洲启蒙时代：新的思想秩序——人类、自然和社会）与他的同乡牛顿一起，洛克为18世纪提供了他的认识论圣经。 在他的两部头的出版于1690年的《关于人类理性的论文》（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认为知识的基础是经验。洛克是这么写的：
我们可以假设思维是……一张白纸，空白无字，没有任何观念；那么它是如何获得观念的呢？什么时候开始它被人类纷杂的幻想涂上无休无止的颜色的呢？什么时候它开始有理智和知识的材料的呢？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就是经验；它是我们所有知识建立的基础，而从经验中最终产生了知识。我们的观察不仅仅局限于外部的客观物体，还包括我们的思维的运转、观察和沉思的方式。我们的观察提供思考的基础。观察和思考是知识的来源，从知识我们获得了所有的观念，从知识所有的观念自然涌现。
所以，对洛克而言，人类思维是一张tubula rasa（白色蜡板），在这块白板上经验将自己记录为人类的知识。这种对于人类意识的理论是革命性的，不亚于牛顿的发现。然后，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洛克和牛顿为18世纪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
启蒙运动认为获得知识是毫无问题的。那就是，能不能获得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是毫无疑问的。人只要睁开他们的眼睛——知识无处不在——自然！自然是理智的——自然可以被理解。自然是理性的。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可以被理解的。最后，毫无疑问的，自然和理性成为了18世纪词汇中用得最多，用得最滥的词汇。
如果说启蒙运动的主旨是社会改革，那么这种社会改革应当如何达到呢？答案很清楚——通过人来达到。在18世纪，人们相信自己是自然的主人，而不再是受害者。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才是人？毫无疑问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18世纪上人们对这个问题莫衷一是。人类不是一个罪孽的存在，不是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等待死亡才能获得最终的拯救。
启蒙运动攻击历史。它攻击自己的过去。它攻击自己的童年时代。它攻击基督教。基督教和人类理性不符。理性怎么去解释神迹？基督教听起来毫无道理可言。基督教是必需的吗？当那些关于太平洋岛屿土著的信息被传回欧洲，所有人都意识到了即便是那些从未听闻过教皇、宗教审判所、巴黎圣母院、耶稣、圣餐变体论的野蛮人，也有自己的道德，也有关于对错、正邪的观念。这一切导致了对基督教普世性的广泛怀疑。那么是不是人们只要不是基督徒，就是异教徒呢？我们知道但丁对这个问题是怎么回答的。阿圭那的回答我们也知道。我们也知道天主教会对这件事的观点。而启蒙运动，与他们想得恰恰相反。
社会没有宗教的监督也是可以存在和繁荣的——然而，去除宗教也并不是必要的。举例而言，启蒙运动转向了那些并不是建立在宗教监督下的伟大文明——罗马共和国的文明。 从孟德斯鸠（Charle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到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启蒙思想家都没有忘记共和国罗马留下的丰盛遗产。不管是洛克、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康德，杰斐逊，亚当·斯密（1723-1790）乃至简·雅克布·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都把他们的思想寄托在在了天才的罗马人民（Genius Populi Romani）身上。我相信你读到此处会意识到什么。启蒙运动在试图抛弃自己的过去，为自己塑造新身份的时候，又一次从过去挖掘材料。 对于身份的讨论难免会在未来造成身份认同危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启蒙运动对希腊经典并没有太多尊敬。同样，他们对于帝国罗马也没有很多溢美之词。相反，他们看到的是共和罗马——在启蒙思想家的脑海中，这是一个过去的理想国。共和罗马是作为新美利坚合众国的模范出现的——不是民主的但是民主共和国。当18世纪末法国人决定开展自己的大革命时，他们的理想，无论是现实理想还是想象中的理想，都是用共和罗马去表达的。
整体而言，启蒙运动需要一种积极的科学方法，而且使用这种科学方法可以重塑人类社会。新科学是关乎人类的科学。正如大卫·休谟（1711-1776）和詹巴蒂斯塔·维克（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所发现的，这种新科学包含了人类是如何学习的，人类的动机，社会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机构的基础等。这同样也是关于人的方方面面的学科，关于人类整体的学科。这种对人进行研究的科学是理解启蒙运动的核心，而它的方法完全借鉴自科学。这是牛顿的自然法体系，它的作用就是使得这种人的科学正当化。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在17世纪初就已经做出了这样的论断。对于自然的科学研究暗示着人类和社会同样可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培根很自然得成为了启蒙运动所推崇的圣徒。牛顿，毫无疑问是另一尊启蒙之神。约翰·洛克的经验主义，他的关于宽容和教育的文章，以及他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使得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18世纪的第三尊圣徒。
在这一点上，启蒙运动非常像一个整体的结构——一个有着谨慎的计划，完全可以被这三个启蒙运动圣徒——培根、牛顿和洛克的理论所支撑的整体结构。尽管几乎全部的启蒙思想家都同意人类社会可以并且也应当进行改革，但是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可以就具体的改革计划达成一致。就像历史上诸多思潮一样，我们可以根据启蒙运动的特点或是其共同点去定义它。
文学历史学家或是思想史学家们使用的“启蒙运动”这个词是指大约在1687年到1789年之间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经常被称为理性时代。但也有一些历史学家把启蒙运动看做是理性时代中的一段时间，所以他们认为启蒙运动开始于1720年左右，一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是蒙田的说法。
除了这些启蒙运动起始时间的定义，谁造就 了启蒙运动？如果我们说文艺复兴是由一些品味各异的人文主义者造就的，那么是谁使得启蒙运动成为现实的呢？这个词“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立刻会进入我们的脑海。伏尔泰（1694-1778）就是一个启蒙哲学家，亚当·斯密毫无疑问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大卫·休谟，康德当然也是。但洛克是个哲学家。启蒙哲学家（philosophe）——一个法国式的表达——标志了一种新的哲学家：他是个世界主义者，人文主义，饱学之士，一个文笔流畅雄辩的人，一个与教会或是大学无关的人。启蒙运动思想的最高成就，丹尼斯·狄罗德（Denis Diderot）（1713-1784）的卷轶繁浩的《百科全书》就包含了“启蒙哲学家”这个词条。这位无名的作者将启蒙哲学家定义为这样的人：
一个排除了一切偏见、习俗、普遍赞同的观点、权威的人，简而言之，那些奴役了大部分人的观念的人都无法控制他。他敢于自己思考，敢于寻找那些清晰的一般法则，绝不承认那些未经自己的经验或理性检验的事物。
启蒙哲学家不仅仅是对理性进行布道，他们也对“合理的”进行布道。他们宣扬人性和世俗性的福音。批判理性就是他们的手术刀。这种宗教性的弦外之音是精心设计的——理性是已经不满于旧宗教的人类的新的信仰。
启蒙哲学家绝对是世界主义者。伏尔泰（1694-1778），丹尼斯·狄罗德（1713-1784）以及孔多赛（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都是法国伟大的启蒙哲学家。在英国，则有亚当·斯密（1723-1790），大卫·休谟（1711-1776）以及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在德国，则有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以及康德（1724-1804）。在意大利，则有詹巴蒂斯塔·维克（Giambattista Vico）（1688-1744）以及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约1735-1836）。在美国则有天才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以及詹姆士·麦迪逊（1751-1836）。这些人都充满了启蒙主义的观念——他们全都是启蒙哲学家。这些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无国界，他们是一场广泛国际运动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如同皮特·盖（Peter Gay）评论得一般，这些启蒙哲学家组成了“人文派对”。就像大部分的家庭一样，这些启蒙思想家时不时地就会吵一架，而也就像家庭一样，他们在面对危机时又能同仇敌忾。 让·雅克·卢梭（1712-1778），一个奇怪的日内瓦谜语，差不多就是这些争吵的风暴眼。举例来说，在1749年，卢梭去巴黎看望他入狱的朋友狄罗德。在路上，他发现了一个迪昂学院（Academy of Dijon）的告示，说会给写出最好的关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使得人类腐败了，还是使得人类进步了？”这个主题的论文以奖励。从第一感觉而言，我们会以为卢梭会写一篇热情洋溢的论文，细数现代人的种种美德。卢梭却声称被上帝启发了，所以他的答案是灵光一闪的。上帝创造了好的人类，但是人类却把自己的天赋浪费在建造邪恶社会上。卢梭的论文《论科学和艺术》（或《第一论文》）赢得了头奖，而它的主旨也被卢梭融进了他最伟大的作品《社会契约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令人好奇的声明，“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就是一匹害群之马。除此之外，他也是这个人文派对的成员。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启蒙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而是很友好的。卢梭是个例外——伏尔泰和狄罗德都不喜欢他。就像那个故事所说的，在读完卢梭的《第一论文》后，伏尔泰给他写信说：“一个人如果读了你的作品，都会忍不住四肢爬行。”
（ 让·雅克·卢梭（1712-1778））
除了卢梭与其他的启蒙哲学家之间关系紧张外，这个人文派对内部的关系相当亲善友好。举例来说，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Paul d’Holbach）（1723-1789）和狄罗德就是最好的朋友。伏尔泰被所有人为人文精神的导师。苏格兰的启蒙主义圈是一个由休谟、史密斯和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组成的紧密小团体。然而，法兰西却很不一样——这里有大批的启蒙运动的同行，一个小宇宙。当大卫·休谟来到法兰西的时候，这个人文大家庭欢迎了他——他的经验主义或许与他们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对于狂热、疯狂、歧视和迷信的厌恶确实相同的。
当这些启蒙哲学家并不知道彼此的时候，他们阅读彼此的书籍。在17世纪这一点相当明确。举例来说，康德就是很多人的信徒，比如英国的牛顿，苏格兰的休谟以及日内瓦的卢梭。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动力大部分来自于一名法国的启蒙哲学家蒙田。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的思想大多来自于苏格兰和法兰西的思想家。但这种影响也并不是单向的影响。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1764）对那些曾经影响了他的法国启蒙哲学家也产生了影响。而亚当·斯密如果从没有熟悉过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的话，那么他或许就不会写作《国富论》（1776）。 启蒙哲学家——全部的启蒙哲学家——都持有一个世界主义的理想，而从没对这个理想做任何质疑。这是他们思维的很自然的模式。理由很明确：启蒙运动是欧洲城市思想家的一场文化运动。启蒙哲学家的考虑，如同一位德国启蒙哲学家所说的一样：“只有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是好的公民；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伟大的工作：教育，启蒙人类，让人类变得高贵起来。”
定义启蒙运动是困难的，但我们如果可以接受下列信条的话那么我们还是可以约略定义它的：启蒙运动是一场由意气相投的文化人——那些哲学家、批评家、戏剧家、散文家、小说家和编辑们——发起的非正式运动。他们都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召唤”去工作，去完成他们的神圣使命。但是，他们并不是所有人感受到这份使命的同时，都感受到了自己燃烧的热情。比如伏尔泰这位热情地为不公法律的受害者、里斯本地震、残忍、战争和迷信挥洒百万笔墨的人就与大卫·休谟哲学家式的冷静完全不一样。休谟乐意去说服别人，但是即便这个世界由愚蠢统治他也不会彻夜难眠。启蒙哲学家没有统一的结论。把他们统称为一场运动等于给他们贴上了同一学派的标签。然而，真正让他们联结起来的是他们在经典作家，特别是罗马的作家的帮助下，为了现代哲学而对于基督信仰的抛弃。他们都同意基督教是一个超现实的宗教。 它是错的。它是非理性。她是耻辱。“驱逐耻辱！”伏尔泰咆哮道，“清理出去！把耻辱清理干净！”只有科学，因它的结果是可预期的，所以它才是真理之路，道德的进步以及幸福的坦途。
（伏尔泰）
真正让启蒙哲学家成为一个可以共同贴上“启蒙哲学家”标签的群体的因素是他们对于批判力量的信心。批判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核心。所有的启蒙哲学家，无论他们各自的观点如何，他们对于批判的赞扬都是众口一致的。批判是治疗迷信、偏见和无知这些不治之症的手术刀。比喻应当明确——总会有光明穿越那片无知的迷雾，而非理性的堡垒总应当被夷为平地。康德与那些肤浅的思考作战，以守护这个时代，他指出这个时代在科学和数学上的成就。对康德来说，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理性——所有的批判主义都应当作为好的清洁工具。这个世纪，或许可以骄傲地宣称，正是“批判的时代”。毫无疑问，批判意味着一种攻击。中世纪的文化体系在人类活动的重要领域、高尚宗教、宗教和性道德上建起了重重城墙。现在，它成了理性批判主义的目标。不能经受起理性测试的，都是非理性。或者，如狄罗德所说，“每件事都必须经过检验，每件事都必须经过筛选，没有例外，没有疑虑”。尽管充满攻击性，批判主义也并不是毫无规矩的。人们并不仅仅只是去批评那些过时的东西或是仅仅只是疑虑重重。他们还探索批判主义的功能本身。他们最终把批判联系到了哲学本身。哲学，就是批判。
启蒙哲学家们对于批判的热情在历史学家的眼里是一种摧毁的热情。启蒙哲学家或许会认为这种观点不可理喻。然而，启蒙哲学家是很具有摧毁性的，因为他们认为一件事物重建的前提是彻底摧毁它原来的样子。教会所建立的这个世界因狂热、迷信和偏见而虚弱不堪——一个人面对着“耻辱”除了去消灭它还能做什么？
批判还有个积极的功能——它让启蒙哲学家们有地方聚集自己的力量。“所有人都曾经这样，”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写道，“它创造了所有的天才，让思考聚集在一点上，让人们为之工作——这就是批判主义。智力上的敏锐、天分和透视的能力，都是运用批判主义的必要能力。”启蒙哲学家们拥有批判主义带来的知识。他们为了拥有这种知识而去拥有这种知识。但是他们也为了使用这种知识而去拥有这种知识。就是因此，他们才创造了人的科学。批判的时代同样也是哲学的时代，而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哲学意味着一种将世界改造得更好的方法。他们认为有更好的事物——道德和智力的完善化就是他们的目标。
我们曾经对启蒙运动下的定义实际上充满歧义，但是这种的歧义或许是启蒙哲学家所故意为之的，即便是我曾经提到过的共同点，它们的理解也是因人而异的。整个18世纪，在欧洲大陆上，从俄国到英格兰，以及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殖民地，它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观念都有很大的差异。和大众观点不一样，启蒙哲学家们从没接受过什么“开明暴政”（Enlightened despotism）的观念，但是大众观念中总会把“开明暴政”这个观念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开明暴政”的表达实际上是无意义的。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以及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都是经常作为开明暴君的典型代表出现的。如果再加上西班牙的查尔斯三世，事情就会变得更加令人困惑。这些人仅仅在部分意义上是暴君。但是你绝对不能指望卢梭、狄罗德或是伏尔泰中的谁会和这些伟大的欧洲君主坐在一起讨论哲学、牛顿或是笛卡尔的“自我”。“开明暴政”或许仅仅只是部分启蒙哲学家的短暂幻想——它从来不是一个确切的施政方案。用皮特·盖伊（Peter Gay）的话说，“开明暴政只是一个19世纪的废话，我们不必考虑。”
如果开明暴政只是场短暂的幻觉，那么必须承认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启蒙哲学家同意政治自由主义的原则。在宗教上，只有一部分启蒙哲学家是无神论者——大部分人是自然神论者，还有一部分人是保守的18世纪称之为“理性基督徒”的人。另外一部分是怀疑论人，他们不接受无神论的准则，也不接受基督教的说教。
很难把这些启蒙哲学家归为一类或是一个学派。把他们比作一个大家庭只是对真相的一种描述。这些启蒙哲学家之前的关系是非正式的，有的时候他们的关系紧张，争吵激烈。他们都是批判主义者。他们相信尊严、博爱、免于审查的自由以及一种更为宽松的道德标准。从积极的角度说，他们的世界是一个祛魅的世界。他们除了奇迹什么都可以相信。
当我们试图去寻找期启蒙运动的根源时，我们要对过去进行了解。启蒙哲学家毫无疑问受到过去世代的影响，但是我们要确定是具体哪些对他们产生了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牛顿对18世纪的影响，而且，从整体而言，牛顿所代表的新科学对18世纪的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还有来自久远年代的影响——共和罗马的影响。启蒙哲学家很赞赏古希腊，但是只有共和罗马给了他们模范。在古罗马，他们发现了美德、共和主义和一个没有压迫的社会，最起码是他们认为没有压迫。而且就像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们一样，启蒙思想家们对中世纪充满了歧视。他们之所以歧视中世纪，不仅是因为它是黑暗的，而且因为它的黑暗之源。这个黑暗之源就是教会，这个耻辱。驱逐出去！
这么说，其实再说，启蒙运动并不是文艺复兴的最后阶段。它不是文艺复兴的高潮，也不是科学革命的高潮。但是，文艺复兴与科学革命对于增强对人类理性的信心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或是启蒙运动之父——是培根、洛克和牛顿。更可以说，启蒙运动是密切协作的三代人创造出来的产品。第一代中的翘楚是1690年出生的蒙田，然后是四年后出生的伏尔泰。他们的观念和理想——他们本身——给第二代启蒙哲学家提供了模范，而这些人都在这个世纪中期到达了他们的成年。
新一代或是说第二代启蒙哲学家、文化人、哲学家、文学家以及其他的同时期的旅行家，是如此具有天赋，且如此独立，所以他们没办法在蒙田或是伏尔泰的影响力呆很久，无论这些人有多么伟大或是他们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他们开始从新的角度讨论问题——一些从没有人讨论的角度。他们吸取了前人的思想，把这些想法发展到一些更为大的主题上。第二代启蒙哲学家的名录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提醒，那就是这一代启蒙哲学家并不仅仅是第一代启蒙哲学家的松散的信徒联盟。本·富兰克林，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以及一个卑鄙的人，出生于1706年。勒克莱尔·德·布封（Comte de Buffon）这个被称为新科学的牛顿的人出生于1707，然后，在两年后，唯物主义哲学家，一个丑闻式的人物，所有哲学家中最有趣的人拉美特里（Julien Offray de La Mettrie）（1709-1751）出生了。大卫·休谟出生于1711年，让·雅克·卢梭出生于1712年，丹尼斯·狄罗德出生于1713年，孔狄亚克（ Étienne Condillac）出生于1714年，让·勒姆·达朗贝尔（ Jean Le Rond d'Alembert）出生于1717年。
到世纪的中期，这些作者们已经用他们不计其数的哲学的、心理学的、伦理学以及数学的论辩、著述和论文彰显出了他们自己的风格。然而，他们给第三代启蒙哲学家留下更多需要做的工作。霍尔巴赫（Paul d'Holbach）出生于1723年，康德在次年出生，他们研究科学思考的意义。霍尔巴赫在他的书《自然科学》（The Science of Nature）（1770）中倒向了唯物主义：
人是自然的产物：他存在于自然；他遵守自然法则；他不能脱离这些东西：他的思维不可能超越可见的物体，他即便如此做也是徒劳的——他必须回归自然。
康德需要总结2000年来的哲学思考——在休谟和卢梭对他的直接影响下——去思考出他自己的复杂的批判哲学。
第三代启蒙哲学家中的其他人，比如杜尔哥（Turgot），出生于1727年，一个成为了政治家的启蒙哲学家，一个人因他可以将思想和行为结合在一起的能力而成为理想的人。莱辛（Lessing）和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都在1729年出生。这两个人都尽力向越来越庞大的德国公众传播启蒙思想的好处。第三代启蒙哲学家，这些年轻人，拒绝了前辈们的一些作品。但是前辈们作品中的好处对他们来说还是匪浅的。
蒙田在《波斯人信札》或是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中对于社会的轻快批判，或是伏尔泰的《老实人》中聪慧狡黠的讽刺，在第三代启蒙哲学家这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更为直接和激烈的对于传统信条的攻击。伏尔泰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我们有必要发明一个上帝。”伏尔泰也曾经写道，“我只对上帝做过一个祷告：'我主啊，请让我的敌人显得荒谬。’而上帝应允了我。”到1760年，甚至是到1770年，启蒙哲学家们开始宣传自然主义、民主、性改革和社会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这些后来的启蒙哲学家或许看得更远，但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们不是在讨论叛逆的年轻人——这些仅仅是为了反叛前人而反叛的人。不。第三代骄傲而明确地宣布了自己思想的来源。
启蒙运动的历史是一部新思想不断激化不断传播的历史。在政治思想方面，这种传播和多样性是最为显著的。这些启蒙哲学家大部分都是务实派。他们足够务实，以至于他们可以理解在一个国家进行的政治变革未必可以在另一个国家施行。他们这种处理政治事务的相对主义应用的想当广泛。他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没有为整个欧洲设计什么政治体系，从来没有。他们的相对主义是受到他们的历史背景影响的。
举伏尔泰为例，认为英国设置众议院是一个光荣的事件，值得表扬。但是在荷兰共和国的问题上，他觉得民主意识形态是适合统治精英们的。而在法国的问题上，伏尔泰在强大的君主制或是强大的贵族制之间，选择了君主制。伏尔泰的选择并不是因为他是个明白无误的君主政体的支持者——相反，他是因为感受到法国贵族式一群狭隘、自私和极端反动的人。在德国共和国的问题上，他观察当地政治，并两次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他很了解的普鲁士以及他通过与凯瑟琳大帝的通信所了解的俄罗斯的问题上，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绝对君主制。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地方，去鼓吹半民主政治，简直是发疯。
对伏尔泰来说，国家必须是具有人性化的——一个国家可以欺骗自己的人民，但这么做仅仅必须是由于保护最多人民的社会幸福的目的。伏尔泰这样的务实的政治思想家从不打算去呼吁一个民智的渐进开化。很少有启蒙哲学家有这样的打算。相对性和务实并不是伏尔泰一个人的特点。事实上，伏尔泰对于越东边的的国度，他越是支持绝对王权。在法国、英格兰和美国殖民地以及荷兰共和国，一个人可以指望更为开化的民众以及普遍的选举权。但是在德国、哈布斯堡（Hapsburg）以及俄罗斯帝国，这里并没有普遍的政治参与，而且政治也并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辩论的主题。而东方，伏尔泰认为它神秘地充满了无知，且因为压制和书籍审查制度而令人窒息。
整体而言，启蒙运动教会了个人如何去控制自己的生活。在东方，它主要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善意和有效的干预以减轻大部分人的负担。关于对启蒙哲学家们的贬低，说他们是一群乌托邦主义者，只能通过换个角度来看，就可以发现不无道理。
启蒙运动的启蒙哲学家们密切地参与到他们所在时代的生活里。生活有机遇，也有问题，而启蒙哲学家对两者都做出了反应。他们的思想，远远不是咖啡馆里闲言碎语的总结或是远离社会的学院派抽象观念，他们的思想是反映现实的。启蒙哲学家们总被认为是乌托邦主义者以及肤浅的乐观派。那个臭名昭著的理论——进化的观念——认为生活必须要不断提高的观念，并不仅仅是启蒙运动的独创。确实，一些启蒙哲学家比如杜尔哥、康德和孔多赛的理论中进化论都是他们的基础原则。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他们的理论，就可以看出即便是他们的乐观主义，都是带着现代性的色彩的。启蒙哲学家相信的是现在比以前更有可能取得进步。但是他们也意识到进步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永久的。大部分的启蒙哲学家认为文明出现、发展、衰败然后失落。这个模式是循环式的。“世界上没有什么进步”休谟写道，“是纯粹和毫无杂质的。”休谟这是替大部分启蒙哲学家说出了心里话。
毫无疑问，启蒙哲学家是一群心怀希望的人。这个时代是充满希望的时代。当然，在他们作为作者时，他们看到了自己的情况在进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他们的自由扩展了。同时，启蒙哲学家们讽刺迷信，认为狂热和幻想是可悲的，他们赞美人文主义的美德，并对科学深表尊敬。最关键的是——启蒙哲学家从来没和自己所处的文化分离。无论我们从哪个角度看待启蒙哲学家，他们都未曾和自己的文化分离。他们接受了很多自己所处文化的影响，而且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受到了很多值得尊重的人的恩惠。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这个词不仅仅代表了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的运动，它有着更多更深远的意义。启蒙运动或许更应该称之为启蒙时代。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