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你：读李涵秋日志
前几天我写的《怀念李涵秋君》，经他夫人金慧康女士推荐、转发，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的生前同事、好友、香兰战友纷纷留言，称他是“时代的楷模”“一个无愧于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其实，涵秋还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勤勤恳恳工作，到了60岁，准时退休。他怕没有事做，脑子会退化，我就推荐他写QQ日志（那时还没有微信）。他开始不会，注册什么都是我帮他弄的，又帮他上传了第一篇日志，就是我最喜欢的《放歌兴安岭》。以后他慢慢会弄了，我也就偶尔看看，没有更多的关注。直到他去世，我想写点纪念文字，又认认真真读了一遍他的日志，才觉得更多的读懂了他。譬如下面一篇：
同学会（ 旧事从提之六）2015年5月13日
今年是我们下乡四十二周年了，又因为14日是星期四，17日是到达香兰农场的第一天，所以我们二十几位杭州知青在花港公园老年人活动室又聚会了。我们在一起聊啊聊，某人近况怎样，某人现在又如何了，不知怎地说到了当年我和liu同学的一次争论，我说那一回你说要学点“与人为善”，我当时就反驳了你——因为那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啊，怎么能这么说呢。现在想来是我确实错了。为什么呢？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啊，这是迟到的道歉（我是发自内心的）。
看到这一段，我的心不禁被搅动了一下。我和涵秋是有共同经历的，文革时候，我们都加入了同一个“革命组织”，那时年轻狂妄，唯我独革，以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当时班里有一个同学，说话总不着调，我们就对他进行批判，害他还挨了打。文革结束，我经常反思这事，偶尔听说这个同学也在香兰农场，但不知道确切地址，我就写了一封信，向他赔罪道歉，托涵秋转交。可能信息有误，这个同学并不在那边，后来涵秋来信说他也想写封信，再后来不知他有没有写？怎样写的？我都不记得了，但是看到这则日志，我才发现当年的过错他始终都在反思，都在忏悔。又看到他的“自传”中讲到他在香兰农场时候的文学创作，其中有一篇小说《路》，试图通过一个知青下乡前后的思想变化探讨应如何继续走今后的“路”。可惜他在香兰写的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一篇《放歌兴安岭》还是他写完寄给我，我给保存下来的。
再有一篇：伐木（旧事重提之二） 2011-4-12
大约从 1974年开始，每年的冬季，我都要被农场的领导点名去距农场一二百里之远的小兴安岭采伐（伐木）。
北方的冬季是寒冷的：零下三、四十度的温度、滴水成冰的日子、“尿尿得带根棍儿”的夸张、不时刮起“大烟泡”的寒风，是谁都不愿意出门的理由，因为东北人习惯了“猫冬”。但这个时候也正是农场采伐（木材）的大好时机：这个时候的路已经冻得很硬了，汽车轮子不会被野外的沼泽地陷住，采伐的木材才能运出山来。一旦错过了这个时节，道路开化了，伐下来的木材就会被困在山里，那叫做“困山材”，来年就被降了等级。
伐木工通常是三四十名。一律男性（因在山上不能洗澡），一律剃光头发（防止藏虱子），又因为要赶季节，在两三个月里得连续干活没有休息日——这时候，我们下乡知青就被农场领导看中是最理想的劳动力了。我因干活不会偷懒，上山第一年后就被场领导看中了。此后，每年冬季都会被点名上山，“荣幸”得很。
我记忆中涵秋一直是在基建队，怎么又上兴安岭伐木去了？一直纳闷，原来是这么回事。这样，我去香兰看他，他带我上山，又出了事故，前前后后的背景就清楚了。那次事故伤害了他的身体，其实影响他健康的还有一些因素。譬如下面一篇所记的：
基建队里的春夏秋冬（旧事重提之五） 2011-4-22
在基建队里，我干了整整九年又八个月的“力工”活儿。何为力工？众所周知：盖房子得有瓦工、木工、油漆工、架子工……等等，其中最累最苦、最无技术可言的是力工——给师傅当下手的人。在干活时候，力工得提前拌好水泥沙浆，搬运好砖瓦，无论脚手架在几层，你都得及时送到瓦工手中；瓦匠不停地干活，力工就得不停地配合他。你想干“技术活”吗？那得靠“本事”——要不然得有关系，只要和领导的哪个亲戚沾了点儿边，那就什么事都好说。在基建队里最累、最没人肯干的是力工，但我却整整干了九年又八个月。用当时基建队党支部书记张得贵的话来说，那是个“没有个眼力见儿”的人。当时一起干活的一些女家属工，则对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南方孩子充满了恻隐之心，一个“家属工”就悄悄和我说：“人老尖，马老滑呀，这么干活到老了还不得病啊！”她的话不辛被言中，至今我是一身的病。
这个经历恐怕是最能引起知青一代共鸣的，当年的奋不顾身、苦干实干，小车不倒尽管推，都是要用日后的一辈子来偿还的。我在黑龙江农村插队，也是个“没有眼力见儿”的人，譬如抬木头，那些“有眼力见儿”的人扛不住了可以缩缩脖，哈哈腰，而我们这些“没有眼力见儿”的人，则是“泰山压顶不弯腰”，还以此为荣，向人夸耀。等到返城了，老了，终于有一天，直不起腰来了，医生一看片子，说“年轻时干重活了”——好几节腰椎的空隙都压没了，压到神经了。于是才恍然大悟：我一米七五的个头，怎么就变成一米七〇了呢？
当然，这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知青下乡的经历，给了我们更宽广的眼界，我常想，再苦再累，我们终究返城了，那么那些农村的青年人呢？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即使进城，也仍然只是个“农民工”。我拍片子那天，在我前面的一个农民工也是这个毛病，腰椎压扁了，那么我可以如医嘱回家静养，可他怎么办？他们就该死吗？我想回城的知青都常常会作这样的良心之问，所以他们对当年的经历无怨无悔，他们总想找机会回去看看。
涵秋回城后，凭着自己的努力，从工厂的推车工，到电视机厂的厂办主任，到新闻出版局的书记。但是他仍然保持着六七十年代的那份朴实，不合时宜，甚至迂腐。有一年他出差到山东，当时正是“国学热”，他自费买回一些《三字经》《弟子规》之类的小册子，分发给局里各部门，希望大家能够学习，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后来快退休了，他调任为正局级（我记得是）调研员，他有一篇日志“谈开会”（2011-2-18）：
每月的头一天，局里照例要开局务会，检查上个月的工作，布置这个月任务，处以上干部均要参加，这已是惯例。百无聊赖的我突然发现：整个会议室里就数我的年纪最大——tmd！太搞笑了。我这才知道，那些调研员们都借口不来了，只有我还傻傻地坐在哪儿。私下里和朋友聊起来皆笑。只有一位朋友说不妥，说今年就算了，还剩最后一个月，坚持一下，明年起可以不去参加了，这样好些，我想想也是。
这就是今天社会的普遍现象，人一走茶就凉，甚至人没走就有人“得风气之先”，可能已在心里暗笑他的迂，暗笑他的傻。我是比较敏感的，我去他们局里，就感觉到个别人表面对他尊敬，面具后面总有一点别的味道。但他似乎毫不在意。当然多数同事对他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尊敬，那天获悉他去世的消息，局里同事进门就对着他的遗像长跪不起，这绝不是装的。
他的日志还有一些，我还会经常去读，争取更深地懂他。总之，他不是多么“高大上”的人，他只是一个常怀忏悔之心的人，一个没有眼力见的人，一个不太合时宜的人——但正因如此，在家人、同事、朋友、知青战友的眼里，他是一个最最真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