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严复

不一样的严复

学历史的时候觉得严复是个很正能量的一个人，但是真正去了解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和你想的不一样，但是恰恰在一个人身上存在一些好的品质，一些无法改正的不足，再会觉得这个人特别真实，觉得他存在过，毕竟人生活在世上不可能那么完美。

常说看待一个人，一件事要从不同方面，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能把人看懂，把事看透。那么我们今天就从不同的方面来分析一下严复，发现他的不一样。

教育思想方面上，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 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 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在海军方面也是有大贡献的。严复的到来，给北洋水师学堂带来了西方现代海军管理思想和教学理论。由于他对待工作认真负责、教育教学工作管理有方，加之严复对李鸿 章曾有所表示，因此他由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一直升至总办（校长）。严复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说：“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自称）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由此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官场是很不满的。针对此事，四弟观澜告诉他，无论如何李鸿 章这个门路，总是要走动走动的，因为李鸿章权势既大，又是直接上司。于是严复偶然也去试试，没想到果然有用。对此严复给四弟的信中曾不无幽默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但严复对李鸿章的趋奉也仅此而已。

他还注重人才的培养，提倡西学，翻译了很多的西方的著作。严复任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推崇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20年间为社会培养了许多人才，如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南开大学校长张伯岑以及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同时兼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直隶咨议局议长）、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他从“体用一致”的观点出发，具体规定了所设想的学校体系中各阶段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他认为在小学阶段，教育目的是使儿童能“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因则“旧学功课，十当其九”，并以明白易懂的文字翻译西学中“最浅最实之普学”为辅助读物。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讲解，减少记诵功夫。中学阶段应以“西学为重点”，“洋文功课居十分之七，中文功课居十分之三”，并且规定“一切皆用洋文授课”。

总之，严复的贡献和成就是很多，但是人无完人。

1919年1月4日，严复在给学生熊纯如的信中痛苦不堪地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非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他深自懊悔地说：“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后来，连李鸿章都知道了这事，劝他说：“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一时感动之下，严复也曾痛下决心，要与这劳什子分道扬镳。他请了一位号称“戒烟圣手”的医生，为他开出戒烟“秘方”。第一次吃后获得短暂成功。然而好景不长，仅仅几天过去，就旧瘾复发。此后直到严复逝世，也未曾脱离鸦片。一些至今健在的子侄辈们回忆，严复逝世前一年回到福州故居避寒养病，原本威严高大的一个人，咳喘厉害，面容枯黄，吓得小孩子们都躲得远远的。在生命垂暮的最后几年，严复还注射吗啡、服食海洛因，俨然一位“五毒俱全”的老瘾客了。研究者后来在严复的英文日记中发现，1916年严复几乎每天都要注射吗啡，并详细记录了自己抽大烟、服药膏、注射吗啡的时间，精确到分钟，有时一天注射吗啡竟然高达十次之多。这实在是一道令人难以置信的谜题。一位毕生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伟大思想者，自己居然深陷烟毒无法自拔，如同一位医术高明的戒毒医生，自己却深陷毒瘾一样可悲而吊诡。

不管怎么说他的思想是进步的，他也是为近现代史做过贡献的，他的这个缺点让人无法想到，可能他的人生路并不一帆风顺，但是人生的路要自己走，路上的苦要自己尝，别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不知在其之艰辛。长路漫漫，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