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莆田有没有特奏名状元?
《莆田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是大型历史知识普及丛书《中国史话》的一个分册，该书由莆田学院的教授、研究员、博士等组成编写班子，并且“编著者除了亲自做田野调查外，参考的古今文献亦不下百种”（后记）。应该说，此书的权威性和学术性是较高的。
然而，笔者拜读全书后，却意外发现书中明显存在概念不清、史料不明、数据不准等诸多问题，如“宋代福建莆田有没有特奏名状元”就是一个例子，故撰文与编者商榷。
状头与状元
此书“宋明科甲传佳话”一节中写道：“莆田古代科甲鼎盛，共出过进士2482名，各类状元21人（包括文状元9人、武状元2人、特奏名状元8人、释褐状元2人），还有榜眼7人、探花5人。”这里暂且不谈进士、榜眼和探花人数的不准确，单说状元人数的虚高。
众所周知，“状元及第”是中国科举制度中的最高荣誉。称进士第一人为状元，始于唐武德五年（622年），亦叫“状头”。但由于设置科目不一，考试内容有别，选拔程序不同，唐代的状元与后世的状元不尽相同。唐进士之选每年举行一次，地方各州向中央贡送的举子在应试前，先向礼部递呈州里的解状及各举子出身、履历等亲状，称为“投状”。录取后，礼部又把这些新进士的身份材料及成绩一起报送皇帝，称为“奏状”，排在最前面的即是状头。
北宋以后，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尤其是皇帝殿试策问成为定制，科举形成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制度，遂称进士解试第一人为“解元”，省试第一人为“省元”，殿试第一人为“状元”。由此，状元的声名、身价、地位一下子高拔许多，更显出不同一般的意义，故与唐朝的状头不可同日而语。
千百年来，状元作为“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的最高标识，受到各朝各代统治者的青睐和旌表，成为士人学子所憧憬和追逐的目标，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无不仰慕和钦羡。同样，“大魁天下”也成为宋代福建莆田（时称兴化军）文人孜孜以求的目标。
据明代朱希召编的《宋历科状元录》载，宋代共产生出118名文状元，其中有5名籍贯不明。在有籍贯记录的113名文状元中，福建籍状元有19名，其中莆田人就占了5名，即徐铎、黄公度、郑侨、吴叔告、陈文龙，占福建状元的1/4多。毋庸置疑，这已经是一份了不起的科考成绩单。却不知《莆田史话》的编者何以还不满足，非要画蛇添足，多出“特奏名状元8人”？
何谓特奏名
其实，在由唐至清朝的历科进士中，唯独宋代于正奏名进士之外，还有特奏名进士。
何谓特奏名？《宋史·选举志》云：“凡士贡于乡而屡绌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后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籍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曰特奏名。”这就是说，所谓特奏名，就是凡解试合格而省试或殿试落第的举人，积累到一定的举数和年龄，不经解试、省试，即由礼部特予奏名，直接参加殿试，分别等第，并赐出身或官衔的一种科举制度。
宋开宝三年（970年），在礼部录取了张拱等8位进士之后，宋太祖为了牢笼士人，安抚贫寒年老举子，设立了特奏名进士，将进士、诸科十五举以上且考试终场者106人特赐本科出身，是为宋代特奏名之始。为了申明此举的意图，他还下诏说，“汉诏有云：结童入学，白首空归。此盖愍乎耆年无成而推恩于一时也。朕务于取士，期在得人，岁命有司大开贡部，进者俾升上第，退者俟乎再来。而礼闱相继籍到十五举已上贡士司马浦等一百六人，皆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讲，业亦难专，非以特恩，终成遐弃”（《宋会要辑稿·选举》）。
特奏名的设立，使科举考试更具吸引力，它不仅意味着取士名额的增加与扩大，而且也使读书人应举的前程显得更加光明。然特奏名的两个主要条件是“举数”和“年甲”而不是才学高下，所谓“退者俟乎再来”，则为每一个科场失意者始终保留着下一次成功的机会与希望，而只要存在着这种机会与希望，一般士子就不会轻易放弃举业铤而走险。
对此，南宋王栐在《燕翼贻谋录》卷一《进士特奏》中有如下一段精彩论述，“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倡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籍。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贼盗奸宄……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而特奏之多，自是亦如之。英雄豪杰，皆泪没消磨其中，故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岂非得御天下之要术欤”！
可见宋代统治者创立特奏名制度，主要是吸取了唐末王仙芝等人因进士不第而犯上作乱的教训，特意大量增加取士名额，使潦倒场屋、屡试不中的广大举人心存一线希望，通过陪同正式考生参加殿试（即“附试”）的机会，博取功名，进入仕途，不致积愤造反。
特奏名之弊
据宋朝文献资料载，北宋前期，一般是曾经省试进士五举或六举、诸科七举或八举、年龄在5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中期，一般是曾经殿试进士三举、诸科五举年50以上，曾经省试进士五举年50、诸科六举年60以上，特予奏名。
北宋后期，一般是“进士五举、诸科六举曾经御试下，进士六举、诸科七举省试下，年50以上；进士七举、诸科八举曾经御试下，进士九举、诸科十举省试下，年40以上”，特许奏名（《宋会要辑稿·选举》）。
南宋时期，“进士六举曾经御试、八举曾经省试，并年40以上；进士四举曾经御试、五举曾经省试，并年50以上”，特许奏名。总之，北宋后期较严，而南宋时期稍宽。
凡特奏名者，不论殿试成绩如何，均赐予一定的出身或官衔。在太祖、太宗朝，尚未分等第，均赐本科出身。真宗、仁宗朝，一般分为三等，赐本科出身，试将作监主簿，诸州长史、文学、助教。英、神、哲、徽四朝，一般分为五等，第一等赐同本科出身、假承务郎（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第三等上州文学，第四等下州文学，第五等诸州助教。
南宋时，仍分为五等，一般第一等第一名赐同进士出身，第二、三名赐同学究出身，第一等第四名以下赐登仕郎，第二等京府助教（将仕郎），第三、四、五等与英、神、哲、徽朝的三、四、五等相同。
作为笼络士子的一种手段，特奏名办法出台后，在维持宋朝境内安定方面发挥了一定的功能。然特奏名入仕者任官比正奏名进士低，多数是授州府官学助教一职，这虽有促进官办教育事业发展的作用，但特奏名制度也使科举的选贤任能功能变为选贤任能与养士抚庸相辅并行了。据张希清《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载《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一文中的统计和推算：“两宋贡举共取士109950人，其中特奏名者即达50352，占45.8%。”可见宋代特奏名进士之多。
由于特奏名进士是宋王朝对内收买人心、防止士人造反，特意大增取士名额的产物，是对多次落榜的举人进行再试由皇帝特恩“各赐本科出身”，它不能代表进士的真实水平，所以对于特奏名进士的人数，一般不列入由唐至清朝的进士总数中进行统计。而且，这些特奏名者大多才学较低，年事又高，故出官之后，不少人不能持廉奉法，尽心治事，往往迫不及待地贪赃枉法，中饱私囊，以为归老之计。此外，特奏名制度引诱士人皓首穷经，老死场屋，对广大士人本身也是一种残害。
那么，宋代福建莆田的特奏名进士到底有多少人呢？根据明《八闽通志》《兴化府志》等志书统计，从宋元丰五年（1082年）黄裳榜起至咸淳十年 （1274年）王龙泽榜止，192年间共计特奏名进士582人。而从宋建隆元年 （960年）杨砺榜起至咸淳十年（1274年）王龙泽榜止，314年间莆田正奏名进士只有1014人。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是宋代福建莆田只有特奏名进士，而没有特奏名状元。（林祖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