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玩物不丧志
编者按
“玩物”而“不丧志”，却反而在“玩物”中“立志”，为中华文化做出注脚。启功先生的这篇小文，生动地描述了这样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王世襄先生。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挚友的敬意，同时流溢笔端的，还有两位世纪老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玩物不丧志
文 | 启功
“玩物丧志”这句话，见于所谓伪古文《尚书》，好似“玩物”和“丧志”是有必然因果关系的。近代番禺叶遐庵先生有一方收藏印章，印文是“玩物而不丧志”。表面似乎很浅，易被理解为只是声明自己的玩物能够不至丧志，其实这句印文很有深意，正是说明玩物的行动，并不应一律与丧志联在一起，更不见得每一个玩物者都必然丧志。
我的一位挚友王世襄先生，是一位最不丧志的玩物大家。大家二字，并非专指他名头高大，实为说明他的玩物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先说广度：他深通中国古典文学，能古文，能骈文，能作诗，能填词。外文通几国的我不懂，但见他不待思索地率意聊天，说的是英语。他写一手欧体字，还深藏若虚地画一笔山水花卉。喜养鸟、养鹰、养猎犬、能打猎；喜养鸽，收集鸽哨；养蟋蟀等虫，收集养虫的葫芦。玩葫芦器，就自己种葫芦，雕模具，制成的葫芦器，上有自己的别号，曾流传出去，被人误认为古代制品，印入图录，定为乾隆时物。
自行车、菜篮是王世襄的“标配”
再说深度：他对艺术理论有深刻的理解和透彻的研究。把中国古代绘画理论条分缕析，使得一向说得似乎玄妙莫测而且又千头万绪的古代论画著作，搜集爬梳，既使纷繁纳入条理，又使深奥变为显豁。读起来，那些抽象的比拟，都可以了如指掌了。
喜好架鹰捉兔
王先生于一切工艺品不但都有深挚的爱好，而且都要加以进一步的了解。不辞劳苦地亲自解剖。所谓解剖，不仅指拆开看看，而是从原料、规格、流派、地区、艺人的传授等等，无一不要弄得清清楚楚。为弄清楚，常常谦虚地、虔诚地拜访民间老工艺家求教。因此，一些晓市、茶馆、黎明时民间艺人已经光临，他也绝不迟到，交下了若干行业中有若干项专长绝技的良师益友。“相忘江湖”，使得那些位专家对这位青年，谁也不管他是什么家世、学历、工作，更不用说有什么学问著述，而成了知己。举一个有趣的小例：他爱自己炒菜，每天到菜市排队。有一位老庖师和他谈起话来说：“干咱们这一行……”就这样把他真当成“同行”。因此也可以见他的衣著、语言、对人的态度，和这位老师傅是如何地水乳，使这位老人不疑他不是“同行”。
王世襄生前很喜爱鸽子，曾作诗：“鸽是和平鸟，哨是和平音；我愿鸽与哨，深入世人心。”
王先生有三位舅父，一位是画家，两位是竹刻家。那位画家门生众多，是一位宗师，那两位竹刻家除留下刻竹作品外，只有些笔记材料，交给他整理。他于是从头讲起，把刻竹艺术的各个方面周详地叙述，并阐发亲身闻见于舅氏的刻竹心得，出版了那册《刻竹小言》，完善了也是首创了刻竹艺术的全史。
他爱收集明清木器家具，家里院子大、房屋多，家具也就易于陈设欣赏。忽然全家凭空被压缩到一小间屋中去住，一住住了十年。十年后才一间一间地慢慢松开。家具也由一旦全部被人英雄般地搬走，到神仙般地搬回，家具和房屋的矛盾是不难想象的。就是这样的搬走搬回，还不止一次。那么家具的主人又是如何把这宗体积大、数量多的木器收进一间、半间的“宝葫芦”中呢？毫不神奇，主人深通家具制造之法，会拆卸，也会攒回，他就拆开捆起，叠高存放。因为怕再有英雄神仙搬来搬去，就没日没夜地写出有关明式家具的专书，得到海内外读者的剧烈喝彩。
王世襄收藏了很多珍贵的明式家具，为了拍摄资料，常常要把家具摆放在背景纸前
最近又掏出尘封土积中的葫芦器，其中有的是他自己种出来的。制造器皿的过程是从画式样、旋模具起，经过装套在嫩小葫芦上，到收获时打开模子，选取成功之品，再加工镶口装盖以至髹漆葫芦器里子等。可以断言，这比亲口咀嚼“粒粒辛苦”的“盘中餐”，滋味之美，必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和那些木器家具一样，免于再积入尘土，赶紧写出这部《说葫芦》专书，使工艺美术史上又平添出一部重要的科学论著。我们优先获得阅读的人，得以分尝盘中辛苦种出的一粒禾，其幸福欣慰之感，并不减于种禾的主人。
赏葫芦鸽哨
写到这里，不能不再谈王先生深入研究的一项大工艺，他全面地、深入地研究漆工的全部技术。不止如上说到的漆葫芦器里子。大家都知道，木器家具与漆工是密不可分的。王先生为了真正地、内行地、历史地了解漆工技术，我确知他曾向多少民间老漆工求教。众所周知，民间工艺家，除非是自己可信的门徒是绝不轻易传授秘诀的。也不必问王先生是否屈膝下拜过那些身怀绝技的老师傅。但我敢断言，他所献出的诚敬精神，定比有形的屈膝下拜高多少倍，绝不是向身怀绝艺的人颐指气使地命令说：“你们给我掏出来”所能获得的。我听说过漆工中最难最高的技术是漆占琴和修古琴，我又知王先生最爱古琴，那么他研究漆工艺术是由古琴到木器，还是由木器到古琴，也不必询问了。他注解过唯一的一部讲漆工的书《髹饰录》。我们知道，注艺术书注词句易，注技术难。王先生这部《髹饰录解说》不但开辟了艺术书注解的先河，同时也是许多古书注解所不能及的。如果有人怀疑我这话，我便要问他，《诗经》的诗怎么唱？《仪礼》的仪节什么样？周鼎商彝在案上哪里放？古人所睡是多长多宽的炕？而《髹饰录》的注解者却可以盎然自得地傲视郑康成。这一段话似乎节外生枝，与葫芦器无关。但我要郑重地敬告读者：王世襄先生所著的哪怕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内容讲的哪怕是区区一种小玩具，他所倾注的心血精力，都不减于对《髹饰录》的注解。
旧时社会上的“世家”中，无论为官的、有钱的、读书的，有所玩好，都讲“雅玩”。“雅”字不仅是艺术的观念，也是摆出身分的标准。“玩”字只表示是居高临下的欣赏，不表示研究。其实不研究的欣赏，没有不是“假行家”。而“假行家”又“上大瘾”的，就没有不丧志的。怎样丧志，不外乎巧取豪夺，自欺欺人，从丧志沦为丧德。而王世襄先生的“玩物”，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不但不曾“丧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已出版、未出版、将出版的书。可以断言，这一本本、一页页、一行行、一字字，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并不止《说葫芦》这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