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宁海】我的十年求学之路
作者：潘永华
在人生旅途中，求学时光总是令人难以忘怀。尽管我阔别校园已有四十年了，但往昔的激情与梦想，欢笑与眼泪依然历历在目，恍如就在昨天……
——题记
终于迎来开学季
入村小
我是在1970年的春季与十几名同龄人一起跨进大蔡公社梁坑小学的大门的。因为村子小，仅有120来户人家，适龄儿童的人数可想而知，所以，村小也只办有一个由一、二、三年级所组成的复式班。当时，校内只有一名民办教师，他既是村小的校长，又是一名同时执教三个年级所有课程的普通教师，工作之艰辛不是现如今的人们所能够体会的。
目前，复式教育离我们虽然已渐行渐远，以至于逐步淡出公众的视线。但对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却是记忆犹新，没齿难忘。所谓的复式教育，就是在同一教室内由一名教师同时执教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教育方式为，由老师先选取一个年级进行授课，并让其他年级的学生在课堂上预习或做作业，然后，再轮换着授课。虽然，村小与其他正规小学一样，分别开有语文、算术（数学）、常识、唱歌（音乐）、图画（美术）、体育、劳动等课程，但教育质量却有着天壤之别。那时，由于师资奇缺，民办教师大都是中学毕业，自身水平就不高，还得执教多个年级所有的课程，也实在是勉为其难。
唱歌课，由于老师自己都不懂乐理与乐谱，且五音不全，所以，所教的尽是那个年代所特有的语录歌。图画课，一般情况下都是由老师事先在小黑板上画好一图形，再要求学生照葫芦画瓢而已，并不教学生画画的技巧与手法。抓特务、捉迷藏、拔河、做广播体操则基本囊括体育课的全部内容。最为致命的莫过于语文课了，因为，老师不懂拼音，所以，也就忽略不教，连在今天看来最为基本的普通话也完全被地方方言所取代。
由于那时各种政治运动风起云涌，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许多学生都觉得无所适从，甚至，渐渐迷失了学习的方向。可以说，我所求学的十年，都是在各种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中走过来的。
在我上四年级时，社校选派了一名富有教学经验的，而且会教拼音与唱歌的女教师充实我们村小，这样，我们则继续留在村小就读。新来的女教师教一、二年级，原来的男教师教三、四年级，除了一至四年级的体育课都由男教师执教，唱歌课由女教师执教之外，两名教师分别任教各自年级的所有课程。因此，我们还是无缘学习汉语拼音，这对我们以后的语文学习所造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位女教师的到来，给村小的全体学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清新与活力，她不仅教会了我们许多的少儿歌曲，如《我爱北京天安门》《大家来做广播操》《路边有颗螺丝帽》《我是汽车小司机》《火车向着韶山跑》等等，还使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少年儿童天真活泼的可爱稚气。
由于那时处在计划经济年代，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差，拖欠学杂费的现象司空见惯，要不是老师催得急，着实很难收得拢。我家因父亲常年患病，生活的重担压得母亲简直是喘不过气来，所以，连温饱都成问题，两个哥哥与一个姐姐都不得不在读完五年级之后辍学务农，平时我们做弟弟的也只能穿哥哥姐姐退下来的旧衣服。为了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天放学之后，我们不得不到田边地角去割猪草，为此而影响做家庭作业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头天未做完的作业只能等到第二天起大早再去完成。那时候，学生的学习时间是每周5天半，我们在周末的两天半休息时间还得替大人放牛、砍柴，所以，在寒来暑往的四年中，小小少年的我，既分享着学习的乐趣，也真切地感受着全家生活的艰辛。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走出大山
进社校
在村小读完了四年级的全部课程之后，我与十几名同学一起于1974年春集体转学至大蔡公社学校。
那时的社校是一所集小学与初中于一体的学校，学校坐西朝东，依山而建，小学部在前面的低处，初中部则在后面的高处，校内还办有一家制作蘸水笔的校办厂。
我村离社校约有5里路程，我们每天都是早上从家里出发步行至学校读书，下午放学之后再从学校步行回家，而且，来回必须经过一条只有石礅而没有桥的溪坑。这在晴天倒无大碍，要是遇上雨雪天气，那可真苦了大家。特别是遇到下大雨，暴涨的溪水漫过石礅，所以，上面根本就无法通行，其中有一次，我在冒险过溪时还差点被大水冲走。有过这次经历后，我宁可绕道多走点路，再也不敢去冒这个险了。除学校所在村的学生外，午饭都是自带米、菜用饭盒在食堂蒸着吃。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终于熟悉并适应了新的学习环境。
“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学生的劳动课尤显突出。
尽管当时的劳动课安排为每周两个下午，实际上却远远不止于此。我们不仅在劳动课里开山整地种南瓜、冬瓜、番薯、茶叶等等，而且，还要在每学期的农忙假里义务为生产队割稻、积肥、掘番薯和洋芋，甚至，还在教室的一侧养起了蘑菇。
也许有人对教室里养蘑菇感到不可思议，那就让我为大家作一简单的介绍：先在教室的一侧靠墙搭建一张宽为1米，高为0.7米，长度与教室前后相对应的竹床，并铺上一层麦秸或稻秆，再将学生拾得的牛粪铺在上面，尔后，铺上一层棉籽壳与蘑菇菌种搅拌而成的混合物，最后，再在上面铺一层从水稻田里挖来的带着稻根并扳成块状的泥土，洒上水之后即算大功告成。在日常管理中，只要每天用喷雾器往蘑菇床上喷洒些水，别使其太干燥，蘑菇则自然而然地慢慢长出来了。就这样，我们在种养着蘑菇的环境里学，总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实验室之中！
为了适应由春季招生改为秋季招生这一变化，我们在读完五年级之后增设了一学期的过渡班。到我们行将小学毕业时，社校原有的校舍已远远不能满足日常的教学需求，所以，扩建校舍成了当务之急。为了节省捉襟见肘的建设资金，师生们都成了砖瓦的义务搬运工，力气大的挑二十来块，力气小的则挑七八块或十几块，那可都是从几里路外的砖瓦厂并沿着高低不平的山道挑回来的，这情景真有蚂蚁搬家般的壮观。沙石也由学生自发地从溪旁挖来、筛好，再用手拉车运送到学校。待到校舍建成之后，同学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山边挖来带粘性的泥土填教室，并用榔头与夯将地面弄平整实。虽说这种劳动强度对于小学生来说是超负荷的，人人都是汗流浃背，但从没有人喊苦叫累，也从没有人偷懒的。
学工的劳动强度并不比学农弱。那时，在我们的教室后面，用麻袋盛装的废旧胶底鞋堆得跟小山似的高，将这些废旧胶底鞋的鞋帮暨制鞋所用的线拆干净是学生的基本任务。最麻烦的当属模压胶底鞋，那用机器压上去的布底紧紧地黏贴在胶底上，极难将其祛除，我们不得不用锋利的小刀一刀一刀将其削干净，为此，许多同学的手心不仅起了老茧，而且还起了泡，但大家还是干得热火朝天。这些工作并不尽是在劳动课里做的，更多的则是在课余的午休时间里完成的。这些劳动成果都成了工业生产中的原材料。
在社校三年半的就读过程中，一面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于我们来说真可谓是人生的宝贵财富，但鉴于当时的形势，要想潜心学习点文化知识确非易事。师资力量薄弱是一个方面，学习环境差则是另一方面。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经常在课堂闹得老师无法正常授课，以至于常常挥泪离开教室。一位教英语与化学的女教师首当其冲，其他个别老师也难以幸免。
此外，我们还经常受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写大批判文章常常是作文（写作）课的主题，学校还时不时地邀请村里的老农来为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常识》教材则弃而不用，安排的课程完全被“儒法斗争”故事所取代。俨然成了名副其实的故事课！
刚上初中时，班主任发现我们这些从村小来的那部分学生竟然不懂拼音，则强调说：“不懂拼音就无法查字典，即便从字典中查到了字，也无从知道这个字的正确读音，所以，拼音对语文学习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希望大家在放学之后能够留下来补上这一课。”那时候的老师真的是一心一意为了学生，补课也不收一分钱。尽管老师自身的拼音基础也不好，却教得非常认真，同样，学生也学得很用心。通过一个来月的补课，使大家掌握了拼音拼读的基本知识。目前，我那点拼音的“三脚猫”功夫就是得益于那时的补课。
为了不使成绩落后于人，我们同村的七八位同学自发组成学习小组进行晚自习。由于都是同班同学，所以，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交流起来也方便。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学，这对提高学业无疑是大有裨益的。那时，我村虽然已经有了电灯，但还是时断时续，很不稳定，因此，有时我们就不得不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学习，所需的电费和油费都由大家分摊。就这样，我们风雨无阻地一直坚持读到初中毕业。
1976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极不平常的一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三位巨人相继去世，河北唐山又发生了史所罕见的大地震，整个中国大地笼罩在一片混乱之中。为了尽快摆脱历史造成的混沌局面，党和国家的工作真可谓是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党中央审时度势，沉着应对。
1977年，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这标志着教育工作从此步入正规。也正是在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关头，我们在社校读完了初中，并准备迎接能否进入普通高中的巨大挑战。要知道，当时在全国各地相继创办的“五七大学”和“五七中学”皆是半工半读的学校，这对像我那样体质羸弱的学生来说，平常就对繁重的体力劳动产生了畏惧，再让自己进入半工半读的“五七中学”就读，岂不是极大的恐惧？但往年的普高招生都是将名额分配到村，然后，由村里确定保送入学。幸运的是，这年对入学的制度作了些微的改变，即在将招生名额仍分配到村的基础上，由村里确定在招考成绩较高的学生中进行推荐入学。由此，我顺利地拿到了长洋中学的《录取通知书》。
入长中
长洋中学创办于1948年秋，地处深甽镇长洋村的甲子桥畔，前身是由当地乡贤郭履洲和其堂叔郭学序先生共同创办的“私立宁海县正学中学”，规模仅次于宁海中学。后因行政区划调整等因素，校名也经历了无数次的更易，新中国成立之后，被转制为公办中学。当年，我所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的落款为“宁海县长洋中学”，但在入学不久就被更名为“宁海县深甽中学”。而当白底黑字的校牌挂上校门之后，即招致了当地村民的强烈不满。次日早晨，发现校牌上的“深甽”两字已被人偷偷剜去，取而代之的则是“长洋”两个鲜红的大字。当然，这不过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一个小插曲，但也充分反映了当地村民要求尊重历史，尊重长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的强烈愿望。此后，在我就读期间学校未敢再挂过校牌。
为了避免个别村将一些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推荐到学校，又对录取的新生进行了复试，结果，在180来名新生中，有20余名遭淘汰。而不足的名额则再到各“五七中学”去选拔。其实，那时的中考暨复试都只考语文与数学两门功课，录取的分数线也超低。管中窥豹，当时各学校的教学质量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大都出生在人口高峰期，所以，学校的招生数也比往届高出许多。好在当时的西店公社创办了一所新中学，并将整个公社的学生都分流到了该校，这就减轻了长中的招生压力。实际上，此时的长中已被改为深甽区中心中学，并在原来单纯高中的基础上增设了初中部。这样一来，学校的校舍成了最为挠人的问题。为此，一切可以利用的闲置房屋包括平时堆放农具、杂物的小屋暨柴房都被充分利用起来。我班的部分男生宿舍就设在原来放置农具的小屋中。在这阴暗而又潮湿的室内，横竖放了十五六张双层床（俗称白鸽笼），也就是说，这狭小的空间中得住30来名学生。宿舍周围都是食堂所用的柴垛，不远处则是WC。一到夜幕降临，成群结队的蚊子就会闹哄哄地在寝室内演奏起“黄河大合唱”。如果你在不经意间往大腿上轻轻一拍，则会有三四只甚至更多的蚊子成为你的“掌下之鬼”。
欺侮新生似乎是长中的“光荣传统”。入学初，一旦发现晚自习之后有谁在寝室内大声喧哗与说笑，人高马大的几位高二男生就会戴着草帽与墨镜，手执拐杖前来恐吓、打骂，俨然一副小丑与凶神恶煞的模样！新生们只得如老鼠见了猫似的忍气吞声，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位和我同寝室的同学因为在事后向老师“告密”，这群男生则肆无忌惮地加剧了对他的欺凌，最后，这位同学终于不堪忍受，只上了个把月的课之后就被迫辍学了。
说来惭愧，上了高中之后，我渐渐对数理化暨英语的学习失去了兴趣，出现了严重的偏科。因此，在高二进行文理分科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文科。
对于学生来说，最为悲哀的莫过于读书时没有课本了。由于那时样样东西都很奇缺，就连纸张也不例外，使得学生就读的课本都得不到保障。我们的政治、农业课程的课本都是由两人拼用一本的，而历史、地理课本则连影子也见不着，平常只能凭课堂笔记与老师所发的油印讲义做做作业。待到毕业前夕，高中阶段所要学习的所有历史和地理课本才算一齐发给大家，这对我们这些行将毕业的学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能呆呆地看着课本暗自伤神发愣。
在长中就读期间，不知是处在青春期之故，还是当时所处的时代特殊，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极为微妙，用“互不搭理，形同陌路”来形容则更为生动。其实，处在青春期的的少男少女们是更希望与对方交往与交流的，但我们这届同学却完完全全是个不可理喻的例外，纯属“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那种。平常，要是见到男女同学之间在打招呼或交谈的，其他同学就会一齐大呼小叫，弄得彼此之间都很尴尬。也许，正是这种氛围，才影响了同学间的正常交往与交流。2009年在临海举行的首次同学会上，很多同学还不无感慨地说“要不是当年有这种恶习作祟，兴许我们这些同学之间还会成就不少美满的姻缘呢！”事实也的确如此。
除了日常的环境卫生暨偶尔进行的大扫除之外，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此已不复存在，学生的主要精力被集中转移到了学习上。大家都是根据作息时间并按照钟声起居与上下课，生活得非常有规律。但那时的师资力量显得愈发薄弱，这可以从老师的频繁更替上明显的反映出来。在我就读的两年中，竟有四任英语老师（其中两名是知青，一名是本校的应届毕业生，另一名则是已经退休多年的上海码头工人），各位老师对英语单词所教的读音都不尽相同，加上那时并无音像资料可供借鉴，致使学生无所适从，不知谁的读音才是正确的。政治与数学各有两任老师，体育老师有三任。初一时的物理老师也有两任，首任的是一位已经务农多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在历次考试中全班同学的成绩都不及格，所以，只教了一学期就被撤换了。但由于学生之间的学习基础参差不齐，第二任老师的到来仍然是回天乏术。老师的频繁更替使得学生的学习兴趣丧失殆尽，再要提高大家的学习成绩，真可谓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教科书的供给尚且如此之难，其他课外读物则更加紧张了。为了给行将毕业并准备高考的学生增加一些拓展阅读的材料，另一班级的语文老师花费了不少心血精选出许多篇幅的名家散文，并用蜡纸刻好，再油印出来供该班学生阅读。像陶铸的《松树的风格》、许地山的《落花生》、茅盾的《白杨礼赞》等等。我们见之则垂涎欲滴，多想也能同样拥有一份这样的阅读材料呀，简直羡慕得连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心想，如果有纸，则兴许可以请那位老师替自己多印一份，可那时当地偏偏就买不到可用来油印的纸张。无奈之下，我特地利用星期天时间，步行20余里到奉化的大堰供销社去买回了二三十张纸。带到学校之后，除了自己留下几张之外，都分给了其他同学。我们一起从那位老师处印了好多篇散文。看着这些平时所看不到的短小精悍的名家杰作，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1979年，既是党和国家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并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在这剧烈的历史变革关头，我怀着焦虑、忐忑、彷徨与迷茫的心情从长中毕业了，我不知道摆在我面前的将会是一条怎样的道路。但我清楚地知道，不管自己愿不愿意，从此，我将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与同学，离开窗明几净的课堂而走向社会，踏上人生新的征途。
两年后，我穿上军装，走向了保卫祖国的战斗岗位。
同学留影
大蔡初中毕业合影
长洋中学七九届高中毕业合影
长洋中学七九届同学会
预祝教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