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人没那么反感封城？｜杨早·早茶夜读596
文/ 杨早
47岁，文史学者
跟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对封城没那么反感。我觉得这种差别里面，除了政治体制的区别，在文化心理上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西方人没有办法习惯这种对城市的封闭，而中国古代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这种封闭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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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20年读城计划的人，大概有三个面向——就跟有三个领读者一样。
一种是出于现实的旅游观光或城市观察；还有一种是从邱小石热爱的建筑书入手，从建筑理念、建筑理念、世界建筑历史，一直到建筑和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探讨社区生活，等等。
还有一种，大概是像我一样，比较关注城市的本土性和时间性。
“本土性”的意思，就是会更关注城市自身与地域文化，甚至民族国家历史之间的呼应；时间性，主要是限定在一个时段范围内，大而言之，是从时间维度上，去重新反思城市的功能，以及城市书写。
所以五月选的主题书是《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al Invasion 1250-1276），主题叫“城与市”。
为什么选这本书？除了因为它是一部社会史的名著，当然里面也有“中西互看”的因素——谢和耐是一个法国社会学家，他怎么去写一个13世纪的中国首都，这当然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一个日常读书中我们会关注的话题。
具体到我们这个读城计划，我们要探讨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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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所书写的城市，虽然没有出现在书名里，但我们都知道他讲的是杭州。
杭州这座城市很有意思。它在中国的古都当中，是往后排的。除了南宋这150年，没有哪一个正统的王朝，选择它作为首都。
中国历史上有几次北方王朝南渡，东晋，南宋，南明……还有若干次南北朝对立，首都通常会选择南京（建业、建康、金陵），这就是“六朝古都”“六朝金粉”的来由。
那南宋为什么选杭州当首都呢？《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里也有写到，高宗一开始也是选择建康的，后来会移到杭州，并将之改名为临安，一个基本的目标在于防御，要利用长江以南的水田与沟渠来抵抗北方的骑兵，选择杭州首先是防御性的功能。而且杭州还靠海，事实上，当金兵南下时，宋高宗曾经逃到海上，这是杭州的方便之处。
★南宋的国防线已经被压到淮河一线
这样一个设立的目标是为了防守和逃跑的首都，在中国历史上，正统王朝里，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杭州特异性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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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第二个特异性：自从中国财赋从中原移向东南之后，这是首次将首都和经济中心合二为一。
不再是通过漕运或者别的方式向首都输送物资——即使是北宋的汴梁，它也需要东南的大量物资输送，维持首都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的交通，就变得非常重要。大元、大清，基本都是在漕运/海运变得危殆之际，陷入亡国的困境。
然而，杭州本来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它成为首都之后，就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合体，这在唐之后的中国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这也是为什么杭州的人口会迅速的扩展到100万，成为全世界第一大都市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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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书中也提到，杭州是一个商业性城市。一个商业性城市变成了首都，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奇妙的冲突，也就是我们想探讨的重点：城与市的分野，这也是中国跟西方不一样的地方。
西方的城市，基本上先是一堆人在这个地方聚集，然后有商业、有行会，一直到出现市民选出的议会，这样形成了西方城市的基本架构。西方的大学，也是从市场里的“木箱布道者”滥觞出来的，所谓“市民社会”，是城市的创始者。
中国不是这样。许宏写过一本书叫《大都无城》，那是商代以前，周以后的城市，一个比一个城墙高，一个比一个坚固。中行悦代表匈奴跟汉朝使者辩论汉匈优劣，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修不修城池。到了朱升献策朱元璋，仍然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中国的城市是比较刻意的划分与修筑出来的。城市的首要功能是把人圈在里面，一方面是防护外来侵犯，一方面也为了管理民众。防护功能和管理功能，远远大于城市对商业的推动作用，虽然城池的确提供了商业的聚集地。
这点我们从中国历代的城市可以看得出来。从一千多个县城到历代的首都，它的商业地区往往不在城里。城池承担的最强大的功能是什么？是政治、教育、宗教和文化。衙门在城里面，学校在城里面，寺庙有的在城里面，有的在外面。而商业中心不一定在城里面。比如说汪曾祺从小住的北门大街，那是高邮最大的商圈，但它在北门之外。它成为商业中心的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靠近河流与码头，四通八达，货物方便运入运出，辐射整个江南地区。我们杨家以前卖米，也住在北门大街，汪家对面。后来买下杨家巷，还是在城外。但高祖杨芾中了进士做了官，就搬进城里去住了。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城与市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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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美国各州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封城”的运动。相比之下，中国的封城，虽然大家也有诸多的不满，但是基本上能够迅速地贯彻下去。我觉得这种差别里面，除了政治体制的区别，在文化心理上来说，也是不一样的。西方人没有办法习惯这种对城市的封闭，而中国古代日常生活里充满了这种封闭的可能。
我们还记得唐朝的长安。它分成好多坊，晨钟暮鼓，每个坊都是晨钟时开放，暮鼓的时候关闭。一旦关闭，居民就不能离开居住的坊，每个坊都是城市里的一个小禁区。这种管理跟现在这种小区封闭管理也差不太多。像武汉在疫情严重的时候，你根本出不去小区，这跟唐朝各坊的宵禁几乎是一致的。
坊户的制度也是到了宋朝才被打破，市民才有了日夜在城市里面自由流动的可能性。《清明上河图》里就完全看不到坊与坊之间的高墙了。南宋到了杭州，这种流动就变得更加明显，西湖本身就在城边上，那种商业氛围不是城墙与城门可以锁得住的。
但这种从坊到城的圈禁方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重复了上千万次的动作。尤其是在防备盗贼敌寇的时候，比如说明朝嘉靖年间东南的倭乱，常常是只要有个人喊一声，说“倭寇来了”，哗地一下，城门马上就关闭，城外的人也拼命往城里逃，还经常被拒之门外。还有流寇的劫掠，后金的入侵等等，整个明末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城防史。城市最凸显的是它的保卫作用。
一直到晚清的上海，华人如果不是住在租界——住在租界没关系，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回家——但如果你不住在租界，你住在上海县，那么上海县城门，晚上是会关闭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有一个词叫“借干铺”。
“借干铺”是四马路的堂子里的一个术语。是什么呢？客人在这里喝花酒，打茶围，吃双台双双台。时间晚了，城门关了，就回不了上海县城里面的家。这个时候就得向妓院“借干铺”。“干”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斋睡，不干别的。当然，实际上留下来，就是为了干别的。
所以城墙这种制度。会诞生出这么一个语言的变化。一直到1912年，民国元年的时候，全国掀起了拆城墙的运动，不禁止民众夜间流动，才慢慢把这种词语变成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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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恰恰描写就是这么一个相对开放的商业性城市，一个首都属性没那么强的首都中的日常生活。（请与北京那篇对照：树人哥，北京不是你的家｜杨早）
古往今来，写杭州的书多得不得了。而我们看谢和耐这本书，除了了解很多知识以外，书的写法特别有意思。谢和耐用的是一种现代的眼光，现代社会学的框架，来观照一座古代的商业都市，以一种史学的长时段眼光来观察这段城市历史。关于生命的周期，关于个人卫生，婚丧嫁娶，四时节令，消闲时光，等等。
在这150年的南宋史当中，那些我们熟知的赵构、秦桧、岳飞、韩侘胄、贾似道、文天祥……这些事情反而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看到的是“帝国已将崩溃，而生活仍在延续”，这样一种图景。
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我记得头一次读到这本书的时候，真的也是被惊到，可能跟洞主看到《建筑的永恒之道》感觉差不多。这本书是如此的清晰，如此的让你可以身临其境地感知。他引用的所有的文字材料，都是流传了很久的，不管是《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清波杂志》等等，这些笔记，我们学文史的人都会触摸。但没有人像谢和耐那样去整合材料，没有人像他那样通过这些文字窥看一个城市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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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月定的主题“城与市”，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从规章、舆图，还有各种文字材料中，看看怎么样去复现一个城市的面貌，尤其是那些我们已经看不见的久远的生活，但又肯定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这是中国城市史的题目，但又不能像那些固有的城市史那样，去堆砌数据与史料。
如果拿《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来跟常见的府志县志对比的话，你会发现志书里的材料是比较死的，排列下来，你很难通过它们触摸到城市生活的血脉。
我常常在想：理想的城市传记是什么样子？它可以是历时的，从古讲到今，也可以像《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样，只是一个历史的截面，却将这个截面画透看穿。那是一个城市的高光时刻，你把这一时刻照亮，城市的前世今生，也就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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