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节度使想到城镇化｜坤濮·早茶夜读669
669 | 读城记2020
从唐节度使想到城镇化
48岁，曾做杂志编辑
我刚从社区菜店买菜出来，有个人蹬着电动三轮车驶过并吆喝着“新鲜玉米快来买”。这种流动摊贩倒是好久不见了，这阵子政府鼓励地摊经济，也不大会查禁这种流动菜贩了吧。只可惜我从超市或固定菜店买菜时日已久，根深蒂固的印象已成，会担心三无商品不可靠，不肯理睬新鲜玉米的召唤。
其实政府以前管控流动摊贩和占地摆摊，一方面产品质量无法保证，一方面流动摆摊影响城市秩序，还有一个原因是这种商业行为因为不曾注册所以不能给政府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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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我记起刚读完的《中国都市史》书中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都是把“县城作为行政都市的基本行政单位”，直到唐朝末年“全国各地被38个节度使割据”，“独占地方资源”，“不满足于只限于县城的征税网，而是给予地盘内军事、商业、交通要道的街市以‘镇’的名号，并派遣部下直接去管理地方商业”，——原来，“镇”这种县以下的管理层级，最初就是为了“征税机构采取密布网点，并提高效率的方式”而产生的。
在此之前，无论是秦代、西汉，一直到唐朝中前期，城市里的市场都为“官设”，以市令为首的官员在那里进行管理，周围有围墙，商人在市籍册上签名，以备征缴市租。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业活动从城里向外膨胀，其规模扩大到覆盖交通要路和地方农村”，政府开始在道路、运河沿岸渡口向流动商人和交通业者征税。
《中国都市史》认为，到唐代为止，都市的所有聚落都被看作是单一的行政、军事城市职能而存立（当然行政都市都位于交通、商业中心地，也会明显促进当地的工业发展和产业分化），而“镇”这一基层都市的普及，最早是在节度使时期出现并发展到全国，在宋、元、明、清时期密集发展，民国时期达到顶峰。而由于在科举制度下，预定的官位数和县的数量相关，相应的下层级税收很难增加，到南宋时还出现了包税的现象，即政府认可民间招标竞争征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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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中国公务员体系的最基层一级就是乡镇公务员，——也可以理解为，在生产力极大提升的这个时代，政府财政能支撑的官僚体系不再仅限于县一级，而可以细分到乡镇，由国家财政支付乡镇公务员的工资。
我查了查资料，60年代时政府对于建镇的条件要求是很高的，非农业人口要占六成到八成以上才可以。1984年以后，政府对镇建制的规定改了：总人口在2万人以上的乡，乡政府驻地的非农业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即可建镇（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稀少的边远地区、山区和小型工矿区、小港口、风景旅游、边境口岸等地，非农业人口虽不足2000人，确有必要，都可建镇）。
我老家在河北衡水冀州区的西王镇，1998年从乡升了镇，人口2万多，下辖23个村，镇上人口2000多，看上去很符合设镇的要求了。全镇有20家私营企业和300多家个体户。我父亲有一个机缘使他上小学的年纪就离开了村，后来从省会考到北京读大学，多年以后才带着我们回老家。我在镇上的那条主街上浏览，那是一条平淡无奇的市场街，日用品超市、电动车专卖店，我的堂姐在镇小学教书，那天她开着她的电动三轮车带我去镇上买一个能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她儿子在北京工作。我另一个堂姐在区里重点小学教书，她的儿子考上了985高校的研究生。我的堂弟也教书，他的儿子正在读大学。我一个最小的堂妹在镇上制牛仔衣的企业做工。还有一个堂姐在村办企业种蘑菇。还有一个在村砖厂上班。前几年有地产商在镇上建起了商品房，五叔一家把村里的小院子一锁，就搬进了镇上的楼房，五叔的儿子在太原做医药销售，儿媳妇在镇上的诊所工作。我最小的一个堂弟在北京做科技企业的经理，在北京结婚生娃。看上去老家的亲戚基本都不务农了，村里的大部分土地也被一个盐化工项目长期租用了。
村产的农作物，以前就是小麦，棉花和小米，一年到头也挣不了几个钱，现在土地给工业企业出租了，租金比辛苦一年种地得到的收入还高些。
2020年5月召开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说：中国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城镇化这个词晚于城市化，是中国学者发明的一个词，认为更适合中国的情况。我翻翻“城镇化”的定义，觉得很有意思——“社会学上的城镇化，是城市文明覆盖农村，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经济学上的城镇化，指由农村传统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我老家人的经历，似乎也可以给这30多年的中国城镇化做个注脚。
03
斯波义信在《中国都市史》书中也有几段谈及中国自1980年代从农村建设转向建设小城镇，“使传统社会与都市化趋势相结合，规划出更具现代性、符合实际、源自内因的脚踏实地的城市规划蓝图”，“这是一次有关中国都市问题的恰如其分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壮举”。他分析道，第一能够吸收农村多余的劳动力；第二以工补农，实行现代式的农村改造，加强镇的建设使其成为向农村提供资金的财源地；第三，促使镇发挥提高农村教育水准的职能；第四，将镇的配置与适应农业经营规模的土地及人口布局结合；第五，将乡镇企业作为大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工业化的结合点…最后，扶持半农半工者，以增强农村自身阶层的改造。
我算了算，我父亲家到我这一辈，全都不种地为生，其中有少一半人脱离农村进入城镇，而我们的下一代，有多一半直接在城镇出生，一部分陆续把家安在距离老家300公里的北京。
最近我还读到一篇更有意思的分析，说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第五次会议关于城市化有个表述，“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这有可能将是一个重大转变。此前，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严控大城市人口（和用地），发展中小城镇，乡村振兴，返乡创业，但这种平均主义的城市化战略，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会发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已不适应新的发展，靠总量增长推动中国经济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国内经济应该将走向“结构优化”。只有大城市能更吸引资本和人才。“城市化的本质是集约和更有效率，越是大城市人口越集中，均摊的成本越低，而协同的效率就越高”。
只要放开土地和人口的管制，资源会向大城市和周边的城市群集中，崛起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超级城市群。分析文章最后说，应该顺应规律，通过扩大土地供给、提升人口承载能力等方式推动人口向大都市和周边城市集聚。
难道说，上一版的“城镇化”，最终还是要向新一版的“城市化”或“都市化”发展？以后，中国将以“都市圈“作为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主要载体，这会不会是中国城镇化的重大趋势性变化呢？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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