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点批评||张柠：批评写作的创造性 ——关于贾想
《文艺论坛》2020年第5期
2016年冬天，一位高个儿男生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说他获得了保研的资格，想跟我读研。跟他随便聊了几句，得知是山东人，胶东半岛渤海湾附近。我一琢磨：齐人。齐人近楚，似乎跟本人有些瓜葛。本人乃古九江郡枭阳人氏，祖居彭蠡大湖深处，文化上是吴头楚尾，风格和心思更亲楚。第二年秋天，男生成了我的学生，他就是贾想。
尽管是齐人，贾想并不是生活在蓬莱山或者方壶岛，而是从小在农村的泥土里长大，故乡是胶东半岛西北角丘陵地带的一个乡村。他的身上，同时继承了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特点，既有丰富的想象力，又有踏实的耕作精神，骨子里还有浓郁的儒家文化传统，温柔敦厚思无邪，但也会经常暴露他那“蓬莱梦语，瀛洲海谈”的诡秘性。
贾想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农民的儿子第一次坐飞机》，发表在《草堂》诗刊上。大致的意思是说，农民的儿子要坐飞机了，兴奋激动。过安检的时候，为了能顺利过关，农民的儿子打算卸下一切能够卸下的东西，卸下现代飞行器所不能容纳的一切累赘，卸下了胶东半岛、丘陵麦地、晨露秋霜、蛙叫虫鸣，甚至卸下了衣衫内裤，裸身去接受检查。但农民的儿子依然感到局促不安，恍惚听到安全警报器猝然响起。直到在半空云端飞行时，农民的儿子还在从里到外检点自己，包括内脏和思想。估计碰响安全报警装置的东西，是那个无法卸去的古老农耕灵魂。那些卸不掉的东西，接着又变成飞翔的小鸟、史前的云朵，排着队列，跟飞机一起飞行，直奔目的地机场，去跟那些登机前卸下来的东西汇合。匆匆赶来的，还有那个半空中跳伞的“农民父亲”意象。在这里，飞机安检的“排异功能”，转变成文化或文明传承过程中的“排异功能”。我觉得，整首诗的思维够“诡秘”的，带有明显楚（齐）文化基因，跟鲁（周）文化有距离，但是结尾还是忍不住露出了鲁（周）文化的小尾巴。
我对贾想能将复杂的现代性问题转化为清晰的意象这一点很感兴趣。这种能力，不仅对文学创作有效，对文学批评同样有效。我不打算继续对贾想的文学创作多说什么。写诗和写小说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主业自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批评。
读研究生的时候，贾想就在知名报刊发表了不少的文学与文化评论文章。其中，有些是我安排他写的，有些是他自作主张写的，还有一些是我们俩“结合”的产物：“领导”出思想，作者出技术。记得2018年7月下旬，我应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之邀，到北戴河参加一个跟“现实题材”和“青年写作”相关的理论务虚会。我将在会上的即席发言要点，在微信上发了出来。《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王国平先生对话题感兴趣，希望我能将发言要点写成文章。但由于我一回到北京，就要去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封闭式评奖活动，写文章的任务就落到了贾想身上。贾想根据我微博上的百字简短提纲，三天之内就写出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文学期待新的现实主义》，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发表在24号的《光明日报》文艺评论版。文章纵横开阖，语气老道，俨然老同志口气。这篇文章后来成了2019年湘赣十四校高考模拟试题的阅读材料和多项选择题。我对贾想理解能力、问题意识和写作速度表示吃惊。年纪轻轻，竟然能模仿老同志的口吻写理论文章，完全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
看看他单独写的文章，则是另一番风景。那篇发表在《文艺报》上的《“废柴”也有春天——男频小说的主人公》一文，是一篇关于网络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文章。贾想首先把“废柴”形象纳入网络文学的人物谱系之中，认为他是“男频主人公”的一个当下变种，让这个新的形象一下子就清晰起来了。传统网络小说的“男频主人公”是热血男儿型，属于古典英雄的现代翻版。而“废柴”则是“热血男儿”的蜕化版，或者用匈牙利理论家卢卡奇的话来说，可以称之为热血男儿的“衰变版”。他们“瘦削落寞、沉默寡言、与世无争”，是佛系文化的代言者，是“转了世、悟了空、破了执”的凉性男儿，浑身有着一种“带发修行的素气”风范。从热血男儿到“废柴”，“意味着男频小说的主人公从怒的美学（崇高美）向笑的美学（反讽美）的退缩”。他们的发生学，是底层青年模仿贵族范儿，由此产生了一种“无产阶级多余人”形象的产物。文章生动活泼，把一个新鲜事说明白了，还跟古老的概念系统扯在一起，老少咸宜。
我读着比较轻松的，自然是他分析文学文本的文章，艺术感觉准确，问题意识清晰，鞭辟入里，但似乎在应酬。他更喜欢分析当下的新问题。发表在《媒介批评》辑刊上的《3D乌托邦：论CRPG游戏的“浸没体验”》一文，是一篇研究电子游戏的文章。贾想熟练运用麦克卢汉的“冷媒介”“热媒介”理论，分析“奇幻小说”转化为“电子游戏”的过程，以及这个过程造成的阅读者和游戏者的不同体验，由此分析电子游戏中“浸没体验”产生的社会心理根源。贾想认为，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荷兰先知型学者赫伊哈津所研究的传统游戏中的“隔离性”的消失。尽管贾想的这篇文章脑洞大开，但他依然注意新问题和新概念与古典知识之间的连续性，使得问题能够在历史层面得到梳理和理解。
贾想最引人瞩目的地方，就是能够迅速将一件新鲜的事情，一个陌生的事物，变成知识，变成人类知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觉得，这是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才能，也是文学批评跟文学研究最重要的区别。贾想阅读量很大，中外文论基础好，但他并不喜欢掉书袋子，而是善于用理论解决当下的新问题，《为消费布道：解码短视频》《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作为技巧的自然》等文章都是这样。《从人物到人设：网络小说的人物观》一文指出，“人设”，就是一种马克思所批评的“席勒化”的人物观，也就是一种“脸谱化”的人物观，它提高了我们认识人物的速度，但降低了清晰度，这是一种资本的效率思维在文学中的反应。
我喜欢贾想的《论动作中的小说诗学》一文，视野开阔，有纵深感，且新见迭出。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理论出发，将情节和人的行动转化为“动作”概念。首先是将“动作”分为个体的“小动作”（比如日常生活）和群体的“大动作”（比如战争），进而寻找这两类动作跟文学形式史和人类精神史之间的关联性。其次是将“动作”分为“指向明晰单一”的古典动作和“指向含混多义”的现代动作，由此描述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分野。最后发现，人类的“动作”越来越趋向于封闭性，“动作”成为一个“能指”，并且导致了“所指”的多样性。写小说和读小说，都成了猜谜语。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贾想论述了他的“新现实主义”观念。我们来看看他的一段文字：文学作为“动作”的艺术，也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意义之末日”。“一战”后“迷惘的一代”出现了，“二战”后“垮掉的一代”出现了，《等待戈多》《局外人》等荒诞派文学出现了。在众神纷纷离去的人间荒野上，在人类集体歇息等待戈多到来的街头，只有一个现代型的神——西西弗斯——还在推动巨石，保存着人类动作的尊严。以西方文学尤其是欧洲文学主导世界文学发展的局面，几乎结束了。20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与其他大陆分别出现了几种为“动作”做心肺复苏的文学方案：利用民族神话中的动作来拯救（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利用童话的动作来拯救（卡尔维诺）；利用侦探小说的动作来拯救（博尔赫斯）；干脆放弃传统小说结构，把小说改造为一种音乐结构的艺术（昆德拉）；还有海明威和巴别尔的方案——放弃心理描写，重新强调动作描写，从形式上复活动作。这种对于“动作”的多元化的艺术处理，整体上反映出20世纪人类活动四肢、走出颓废的思想倾向，同时也昭示着一个非欧洲中心的、全球化的、多中心的文学时代的来临。
贾想已经毕业，进入一家专业机构从事文学研究。作为长者，我自然要说几句语重心长的废话。他的文学研究和批评还刚刚起步，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希望他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希望他把我的话忘掉，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不要得意忘形。但贾想是属于那种人：所有的人得意忘形，他都不会得意忘形。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