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织匠

五酒（人）的人生有一条泾渭分明的线，就像一匹布里面有两类材质的衫，在两类衫之间形成了鲜明过渡，我们能很容易就找到那根承上启下的衫。他前半程的身份是一个飞扬跋扈的地主老爷，后半程是一个唯唯诺诺的织匠。我见证的只是他人生的后半程。

作为地主老爷的五酒特别爱看花鼓戏，他看花鼓戏还很讲究，非宁乡（地）戏班子唱的他不看，看得出来，他对宁乡女子的唱腔是情有独钟的。但那时候村子里能请得起戏班子的人家屈指可数，也就是几户地主人家，请戏班子的原因就是家里结婚、乔迁、过大寿等大事，但这种大事不可能天天发生，因此，五酒只能自己请戏班子，关键是他请得起，用大伙的话说就是屁大的事都折腾，弄璋之喜请、弄瓦之喜请、进新居也请、迁坟还请。戏如人生，他太痴迷于戏了。

五酒就是这么的高调，听人说，他大白天都会四平八稳地靠在那把祖传的躺椅里，一手举着酒杯，一手拿着鸦片烟枪。有过往的人和他打招呼，这种打招呼其实就是看五酒家有没有活干，低声下气一声“老爷长”“老爷短”地叫着，五酒就会在这一声声称谓中享受优越感，还威风八面地说出一句话“我的生活是五酒五饭啊”，意思是说他一天喝五回酒吃五顿饭，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啊。那时候，还没有几户人家能吃饱饭。

其实，人性算是自然链条上众多属性的一种，它是完全可以解构、改造、重构的，善和恶就像一扇门的两面，在某一个阶段，门面和门里以同一种形式呈现在人们眼前，意外发生后，在一场摧枯拉朽般的剧烈动荡下，比方说地震、饥荒、战乱、政治运动，屹立千百年岿然不动的房子就倒塌了，而这扇门或完全被打破打烂，成为无用物，或还能重新使用，用在新的房屋上，那样的话，门面门里重现于人们面前就不一样了。

土地革命后，五酒的身份由地主成了织匠（这门手艺不知他是怎么学会的，洪甘冲的老人肯定知道其中的来龙去脉，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那些老人，他们便一个个都死了，这成了一个迷），他便彻头彻尾地变了，张扬和高调一下就销声匿迹，变得很小心、很拘谨、很客气，走起路来都像一只阉割后的公猫，悄然无声，生怕踩着地上的蚂蚁。

我知事后，已经完全看不到他的威风神气。他以前看花鼓戏的癖好也彻底丢了，变成了看电影，电影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那时，我也爱看电影，我们都是黑白幕布的忠实拥趸，村子里的电影一场都不会落，村子外放电影，能去多远就去多远，织匠会把哪里放电影的消息告诉我，我要是第一时间得知消息了，也会告诉他。在精神追求的道路上，一个花甲老人和一个青年后生，达成了一种资源共享的默契，这在封建落后闭塞的乡下显得多么奇特。

我：五酒爷，今夜里哪里有电影看？

五酒：河对门，有个满十的。

我：放的什么片，知道吗？

五酒：听说是《三打白骨精》。

我显得很激动：好。

晚上我不会和五酒结伴而行，但我们总会在观影地不期而遇，他随身带着一个小板凳，坐在人群的最前面，像一个小学生坐在教室里听先生上课那样毕恭毕敬，很认真专注。电影结束后，人群场了，我都走出了很远，他还在原地反刍消化刚才进食的精神粮食呢。

我大姐出嫁前，得织几匹布做嫁衣，母亲把织匠请到了家里。那是我第一次见识织匠的手艺，织匠的手脚还算麻利，他已经完全摒弃了原先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方式。织布是一项全身运动，协调性要求很高，他手脚并用，开启织口、左右引纬、前后打紧，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参与其中，一天操作下来很劳累，这可不能和舒舒服服地窝在躺椅里相比，但他貌似已经习惯了。

那时我家人口多，条件差，在招待匠人上也是力不从心的，生活上有所改善，无非就是多炒两个鸡蛋，主食还是红薯，变化就是在红薯里蒸一碗米饭，这一碗米饭是归织匠吃的，但曾经“五酒五饭”的织匠没有了一点挑剔，就是那专属的一碗米饭他也只吃一半，戳半个鸡蛋，扒拉几口米饭，他又重新坐到织布机上去干活了。

五酒织布，就看过那么一回。

五酒死的时候，我已经离开洪甘冲（地），去西北的部队参军了，我只能靠书信往来知道一点洪甘冲的消息，在大伯写给我的信里得知五酒死了的消息，大伯在信里还提及了五酒的遗愿，简单至极，只有一条，就是死后用蓑衣包裹着放进棺木里，不要穿寿衣。

没有谁的人生都可以提到价值意义的高度，地主也好，织匠也好；也不是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提到价值意义的高度，收租有好，织布也好。五酒心甘情愿地实现了从高到低的转变，织了一小半辈子的布，最后却不愿带走一丝一缕，宿命也好，使命也好，这就是他作为一个织匠最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