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红星照耀中国》中译版为何另起书名?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英文《Red Star Over China》),作者是被毛泽东赞为“老朋友”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于1936年6月初赴陕北采访,4个月后返回北平。1937年10月,他的采访录《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后,立时轰动了欧美各国,西方舆论高度评价:此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与描述,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是震惊世界的成就!

 联络救亡志士合力翻译

  1937年11月,寓居北平的斯诺来到上海,会见了同为记者的文化界救亡领袖胡愈之,以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一册相赠。胡愈之阅读后,顿觉眼前为之一亮,萌生了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的想法,使各界人士对中共领导下的陕北这块“未知地”,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了解。

  于是他付诸行动,四处奔走,联络到文化教育界11位熟悉英文的救亡志士,他们分别是:林淡秋、王厂青、章育武、吴景崧、胡仲持、许达、傅东华、邵宗汉、倪文宙、梅益、冯宾符,连他自己共12人。

  胡愈之向他们讲了翻译出版《红星照耀中国》的构想及意义,大家一致赞同,当下将全书拆开,各取部分章节,分头翻译。

  12人都是专家,未满一个月,各自翻译完毕,理顺润色后,交到胡愈之处。胡愈之夜以继日,对各人译文作了认真校阅,发现疑难文字及时与斯诺磋商,力求准确达意。最后在文句上再作修饰,使之从头到尾浑然一体,风格如一。

  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

  书是译成定稿了,出版却碰到了难题。

  当时的上海已被日寇侵占,只剩下称之为“孤岛”的租界。胡愈之连走了几家日占地的出版社,都是无果而归,是因为出版商担心事泄遭日军残暴镇压而不敢接受。至于租界里的出版商,因美、英等宣布在中日冲突中恪守中立,所以也都婉言拒绝了胡愈之送上门来的“生意”,以免引来麻烦。

  胡愈之不甘半途而废,决计作瞒天过海的“地下”出版。他在自己所住的福熙路安乐村一七四号,挂起了有名无实的出版社招牌——复社,将书稿交与熟识的商务印书馆工人印刷装订。

  印刷工人熟识、敬仰心怀正义感、爱国情的胡愈之,甘冒风险接受下来暗中印刷。当他们知道胡愈之筹措资金一时不能到位,欣然答应先把书印出来,待卖了书后再付印刷费。

  翻译此书的11位同仁,也都明确表示尽义务不要稿酬。

  买纸张的钱,也是胡愈之采取秘密推销预订的办法,预收书费每册1元,用于支付第一版的纸张钱。

作者斯诺助一臂之力

  书的原作者斯诺,早在来华之初,就耳闻目睹了中华民族饱遭内忧外患,决心要对中国的老百姓有所帮助,也因此置安危生死于度外,潜赴陕北采访,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而今,为使中国民众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苏区,对胡愈之翻译出版此书给予大力支持。

  除了对原作作了修改补充外,增加了在“红色中国”采访时拍摄的大量照片,包括毛泽东穿红军服、戴红五星八角帽的半身照片,斯诺自称这是为毛泽东拍的众多照片中最好的一张。

  斯诺还将版权无偿赠送给了胡愈之。他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表白:“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因此,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希望这个译本,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有广大的销路,因而对于中国会有些帮助。”

掩敌耳目另起书名

  关于中文译本的书名,胡愈之再三斟酌用心良苦,是因为考虑到其时日寇视共产党为死敌,国民党当局对中共尚未正式“解禁”,以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出版的话,这“红星”两字就会引人注意,于发行大有影响,于读者也不安全。为掩敌耳目,他最后敲定,把书名改作《西行漫记》,乍一看,还以为是一本游记呐!

  只短短2个多月,中译本《西行漫记》问世,第一版印了1000册,胡愈之通过秘密渠道送到读者手中。因为内容都是神秘“红色中国”的人和事,谁不想知道?又因胡愈之毫不营利而只收工本费,故而成了抢手货。一传十,十传百,销路大开,不只行销日占区、国民党统治区,还畅销港澳及五大洲华人区。

  半年多时间里,《西行漫记》重版了5次,印数高达8万余册,盗版本更是多不胜数。其时国共已重修旧好携手抗战,有的国民党官员也对《西行漫记》产生浓厚兴趣,他们有心了解共产党的真面貌,故而争相买来阅读。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西行漫记》,就是根据当年胡愈之主持出版的中译本印刷的,只是在封面《西行漫记》书名下,加上“原名:红星照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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