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克斯：当我遇见海明威……
作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代表、诺奖得主、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的马尔克斯，也有落魄的青年时期。那时他在巴黎漫无目的地游荡，忽然有一天，偶遇了他的文学英雄海明威，生命从此发生了微妙的改变。
我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那是1957年巴黎一个春雨的日子，他和妻子玛丽·威尔什正经过圣米歇尔大道。他在对街朝着卢森堡公园的方向走去，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和一件格子衬衫，头戴一顶棒球帽。唯一看起来与他不相搭调的是一副金属框眼镜，仿佛很年轻就当上了祖父似的。当时他五十八岁，体格壮硕，在旧书摊和索邦大学走出来的大批学子中，他显得朝气蓬勃，谁都不会想到，四年后他就去世了。
一刹那间，我像以往那样，发现自己被分割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角色。我不知该上前请他接受采访，还是向他表达我对他的无限景仰。但无论哪一样，对我来说都不容易。我只是把手收握成杯形放在嘴边，像丛林里的壮汉那样大喊：“艺—术—大—师！”海明威明白，在众多学生中不会有第二个大师，所以他转过头来，举起手，亮着孩子般的嗓音，用卡斯蒂亚语对我喊道：“再见，朋友！”这就是我见到他的唯一时刻。
那时，我是个三十岁的报社从业人员，在哥伦比亚发表过一篇小说，并得了一次奖，可是仍在巴黎漫无目的地飘荡着。我景仰的大师是两位迥然不同的北美小说家。一位是威廉·福克纳，另一位就是在对街和我说再见、又马上消失在人群中的海明威。他留给我一种感觉，我生活中已经发生过什么事，而且这件事将萦绕我的一生。
不知道谁曾说过这样的话：小说家为了领会别人怎样写小说时，才会去读别人的作品。这一点我相信。我们以一种不可言喻的方法将小说分解到它的实质部分，在弄清了作者的奥秘后再把它恢复原样。不过，把气力花在分解福克纳的书上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他几乎没有写作的有机体，而是盲目地穿过《圣经》的宇宙，就像一群山羊被摆放在了满是水晶玻璃的店铺里。人们试图剥去他纸页表层的东西，但随之而来的便是弹簧和螺丝钉，无法复原了。相比之下，海明威的灵感则少一些，狂热和激情也少了一些。他态度严肃，把螺丝钉完全暴露在外。也许是出于这一原因，福克纳成为了一位与我有着许多共鸣的作家，而海明威则成为了与我的写作技巧最为相关的作家。
海明威在巴黎与乔治·普林普顿的历史性会见中，曾阐明了这样一点—言简意赅对写作是有益的：其中一个困难就是如何组织好词句，当你难以继续下笔时，重读自己的作品还是十分值得的。这样可以让自己时刻不忘：写作始终是艰苦的劳动，只要没有来客和电话，一个人可以在任何地方写作。正如人们所说，新闻工作并不会埋没作家的才华，恰恰相反，只要他迅速摆脱这个职业就可以了。“一旦写作成为你主要的癖好和极大的快乐时，” 他说，“只有死亡才能止住它。”最后，他对我们的教诲是，当一个人知道第二天该怎样接下去写时，他当天的工作就必须停下来。除此之外，我再没有得过任何写作方面的忠告了。这正好是医治忧郁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作家常常在早晨起来时，面对着一页空白的稿纸陷入极度的痛苦中。
海明威的作品都洋溢着他闪闪发光但却瞬间即逝的精神。这是人们能理解的。他内在的紧张状态是因严格掌握技巧造成的，但技巧却无法在一部长篇小说的宏大而冒险的篇幅中经受紧张状态的折磨。这是海明威的性格特征，而他的错误在于试图超越自己的极限。这说明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在他身上比在其他作家身上更引人注目的原因。他的长篇也包罗万象，与之相比，他的短篇小说的精华就在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作品中省去了一些东西。确切地说，这正是他的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原因。当代伟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有与之相同的局限，不过他并不想超越这一限度。
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海明威描写了一头利瑞尔公牛擦过斗牛士的胸部，就像“猫转弯子”返回头来。我非常谦恭地认为，这种观察在某种蠢举中是一个极富灵感的部分，而这种蠢举只有那些最庄重的作家才具备。读者会发现，海明威的作品中，这种简单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比比皆是。它揭示出的观点是：写作如同冰山，如果想得到下面那八分之七部分的支撑，就务必要打好牢靠的基础。
过于注重技巧无疑是海明威未能在长篇小说领域博得声望的原因。他通常以训练有素、基础坚实的短篇小说来获得赞誉。当他谈到《丧钟为谁而鸣》这部作品时说，他对这本书的构思没有预订计划，而是在每天的写作中有所发明创造。
相比之下，他那转瞬间就激起灵感的短篇小说是无懈可击的。就像五月的某个下午，他在马德里写下的那三篇小说一样。当时，一场暴风雨使圣伊希德罗城的节日斗牛赛被迫取消了。正如他对普林普顿说的那样，那三个短篇小说都得到了权威人士的鉴定。在我看来，沿着这条线索看下去，他的力量最为压抑的一篇正是最短的《雨中的猫》。
但是，即使《过河入林》看上去像是在嘲弄他自己的命运，对我而言，这部不受青睐的小说却是最富于人性和最有魅力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这本书刚开始写时，是当作短篇小说来处理的，结果写偏了，误入了长篇小说的密林中。
要理解这样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在结构上的缝隙很难办到。同样，看得出如此多文学结构上的误差也并非易事；而且对话又是那么矫揉造作，甚至凭空杜撰，然而，这些又出自于文学史上一位杰出巨匠的手笔。
《过河入林》这本书在1950年问世时，曾招来了猛烈的批评，但也是不正确的。海明威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他在哈瓦那为自己辩护，这对如此身份的作家来说，未免显得有失尊严了。这本书不单单是他的最佳作品，还是他最富于个人感情的作品，因为他是在一个动荡不安的秋季的早晨完成这本书的。当时，他对已逝的那些不可弥补的岁月怀有思念之情，对生命之余的最后时光有着使人心碎的预感。他从未在任何一本书中把自己放在这样一种与世无争的位置上。他怀有一种温柔和完美之感，并未感到一种使作品与生活结为必不可少的感情的方式：胜利是徒劳无用的。他的主人公离开得那样平静，那样自然，但却孕育着他本人日后自杀的不祥之兆。
当一个从事创作的人在世上停留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怀有这样强烈的感情和慈爱之心时，他就不会采取任意一种方式让自己的作品与现实生活脱离。在圣米诺言尔广场的一家咖啡馆中，我花费了许多时光来读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对于写作是颇为适宜的，那里似乎有一种温暖、欢乐、明净和友好的氛围。意大利、西班牙、古巴—半个世界都留下了海明威的踪迹，这些地方他也只是淡淡提及而已。在科希马尔这个哈瓦那附近的小村子里，在《老人与海》中那位孤独的渔夫居住之地，安放着纪念他英雄业绩的匾额，上面挂着镀金的海明威半身像。
在古巴一个庄园里，他一直居住到逝世前夕。那所住宅在树荫保护中仍完整无缺，里面依然陈列着他的各类藏书，安放着他的猎物与写字台，摆放着故人的那双大鞋子，以及他生前从世界各地收集的许多小玩意，—这些东西直到他逝世之前还归他所有。现在他虽然离开了人间，但这些东西依旧存在着，他曾经以占有它们的魔法赋予它们以灵魂，而现在，它们同这颗灵魂共存。
文字丨选自《谈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 文，王宁 译，原载于1981年7月26日发表于《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