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会议”与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拨乱反正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9年1月30日
作者：刘真福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亿万中小学生手中捧读的仍然是“文革”中产生的各种“地方版”杂牌教材。1977年，△△△再度出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他深感当时科技和教育的深重危机，主动请命主管全国的科技和教育工作。在1977年8月8日中央组织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关键是教材。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此后不久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强调：“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他提出统编全国版中小学各科教材，并要求在1978年秋季开学时在全国中小学统一使用；同时提出教材编写队伍建设，强调“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大中小学教材”；他还想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教材，做了具体批示：“要引进外国教材，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在当时外汇储备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拨专款10万美元，责成中国驻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当年的东德）、法国、日本等使领馆协助选购一大批最新的中小学教材，尽快空运回国，给教材编写人员参考。可以看出△△△对“文革”后的教材事业不仅极其热心，而且充满智慧，富有远见卓识，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小学教材拨乱反正浪潮的总闸门。
1977年9月，教育部组织编写全国统编中小学各科教材。以人教社的各科编写人员为基本力量，又从全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借调了200多位大中小学教师和教材编写人员，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开展工作。当时人教社大院被其他单位占用，这么多人一无编写场所，二无住处。在△△△的关照下，由中央机关协调，先后在北京西苑大旅社（后改为西苑饭店）、香山饭店租房办公。教材会议规格极高，由教育部建立领导小组，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任组长，并邀请了全国几十位一流学者做各科教材的顾问。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方针和各科教材的编写原则，并组织制订各科教学大纲，重大原则问题报教育部党组审定。教材会议按学科设立政治、小学语文、中学语文、数学、英语、俄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体育等12个编写组，共完成教学大纲15种15册（初中、高中政治课4种教学大纲试行草案是1982年颁发的，未计入），教材32种106册，教学参考书27种90册。
“教材会议”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历时两年。1978年9月1日，全国小学、初中起始年级使用新版教材；1979年9月1日，全国高中使用新版教材。那些从全国各地临时借调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人员，在教材完成后都返回原工作单位。
仅语文学科的编写组，就是一支庞大的专家队伍。小学语文教材编写组由袁微子负责，共20多人。笔者多方询问，仅记下袁微子、何慧君、钱琴珠、崔峦、宋德福、莘乃珍、常振家、经如宝、王修荣、庄杏珍、汤金云等人名字。中学语文编写组由刘国正负责，开始时20多人，后减少至18人。如今仅记下刘国正、张志公、朱堃华、潘仲茗、田小琳、张定远、顾振彪、黄成稳、周正逵、魏穆紫、冯克正等人名字。还有一些人名恕难记录全尽。再有，这是最早进入编写组的人员名单，后来陆续增补一些人员，如后来成为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的庄文中，以及成为著名作家的张中行等，他们在当时都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