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长一些，黄立猷东渡扶桑研读农业，黄钰生考入有名的天津南开学校。1919年秋，黄钰生公费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国留学深造。经年苦读，1924年，他获得芝加哥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在天津，日寇籍口南开大学窝藏所谓“反日亲共”分子，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刹那间毁于一旦。而他和妻子回国十二年苦心经营积攒的小家，却遭战火焚烧，荡然无存了。国难当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倘若公毀私存，就可耻了。现在你还有我，我还有你，还要什么呢……半个月后，在南京，黄钰生面见张伯苓，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不辱使命。张校长感动至极，含泪道声“子坚辛苦了”。（黄钰生，字子坚。）1937年8月中旬，南开奉命与南迁的清华、北大共组长沙临时大学；9月初，黄钰生受张伯苓委托，赶往长沙参加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震动，长沙成为后防重镇，长沙小东门车站被炸，学校不能安稳上课，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徙。1937年10月，南开同仁在长沙临时大学合影（右四为黄钰生，左三为杨右先）。其中陆路，则要从湖南经贵州到云南，沿途主要靠步行，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师生组成。清华校长梅贻琦，知道师弟黄钰生，留学芝加哥大学，曾得过棒球冠军。对此，他征求黄的意见：“子坚，你愿不愿从陆路走，带带队？”旅行团采取军事化管理，湖南省主度张治中，特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指挥一切。同行教师有闻一多、许骏斋、李嘉言、李继侗、袁复礼、王钟山、曾昭抡、毛应斗、郭海峰、黄钰生、吴征镒共11人，组成辅导团。黄钰生、李继侗、袁复礼组成旅行团指导委员会，由黄钰生任主席，负责日常具体的领导工作。旅行团的学生，一律穿土黄色军服，裹绑腿，背干粮袋、水壶、黑棉大衣，还有一把雨伞。同时，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管理等重要事项，更需他参与定夺。为免不测，黄身着与学生一样的土黄色军服，将巨额经费以布带自缠腰间，并自嘲是“腰缠万贯”下西南。旅行团没有帐篷，更没有住旅馆的预算开支，所以每天必须找村镇宿营。学校教室、马店、客栈、柴木棚、榨油房、仓库、茶馆、礼堂、戏园子，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一到晚上，可以放倒头去做甜蜜的美梦。而担负着保管经费的黄钰生，更是每一晚，都要小心翼翼，殚精竭虑，保证资金的安全。旅行团1938年2月20日出发，4月28日到达昆明，历时68天。据说最有条理的，是化学教授曾昭抡，每天步行结束后，无论走得多远多累，他都会在烛光下记日记。风华正茂的他，怀揣一本小型英汉词典，一边行军，一边背诵。背熟了，便模仿一位外国诗人的样子，潇洒地把这一页撕掉。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皿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在旅行团中，黄钰生年纪最大，地位最尊，晨兴最早，夜眠最迟，全团历经艰辛、跋山涉水，黄钰生从排除险难、计划途程，到安排食宿、照顾病号，上下左右无不感佩。黄钰生称这次旅行，是阔气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丰收的旅行。同时，黄钰生也感叹，如果没有健壮的身体，也很难禁得起如此沉重的磨炼。他曾在贵州玉屏购得当地名产竹手杖一根，精心刻上“行年四十，行路三千”八字，以纪念这段不凡经历。1939年岁末，寒冷的严冬，妻子梅美德病故，年仅四十岁。1938年1月，到达昆明的梁林夫妇应梅贻琦之邀，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没钱没材料，因为实在太穷，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变矮楼，矮楼变平房，平房变草棚。终于，梁思成忍无可忍，把设计图纸摔到梅贻琦的桌子上，改！改！改！你要我怎么改？茅草房，每个农民都会盖，你要我梁思成设计什么？思成，现在是国难之时。等抗战胜利后，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我还给你的，行吗？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能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至于宿舍，茅草就行了。（教室区）土墙，铁皮屋顶（涂了绿漆）。下起雨来，铁皮屋顶被雨点打得乒乒乓乓地响，让人想起王禹的《黄岗竹楼记》。而大家不熟悉的是，负责施工建造“铁皮屋顶”的“建筑设计委员长”，西南联大成立之时，南开校长张伯苓，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教育部令他们轮流担任三校校务常委会主席。最初三位校长的分工为：梅负责教务，蒋负责总务，张负责建设。因此，代表南开的黄钰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可以说，昆明大西门外约八万平方米联大新校舍的落成，1938年秋，联大常委会委托黄钰生全权创建、管理“师范学院”，与文、理、法、商四学院平行，同时将北大的教育学系合并进来，黄先生把这看作实现自我价值、实验独特理念的难得机会。他自主制定学院方针，该院自成体系，被称为“校中之校”。师资方面他巧借联大精英，请朱自清等兼任系主任，聘冯友兰、闻一多、陈岱孙、罗常培、张奚若、贺麟等名家为教授，自己讲授“教育哲学”。更突出的是他对学生极严格的要求，为了将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仪容行止都要合规矩。我原想把师院办成牛津大学式的或中国古代书院式的，以区别于联大的其他院校。但多数课程都和文理学院合班上课，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我仿照南开那样进行严格的管理，也使一些学生不满。黄钰生吸取中外师院的长处，在学习上，他主张上大课的时间要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要多，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重视实践，使学习变得生动活泼。为此，他开辟了一个阅览室，指定专人管理并指导学生阅读；他重视朗诵，亲自主讲“诗文朗读与欣赏”的课程，并在校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朗读。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他为附校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黄钰生特别倾力于师院附属中学的建设，移植“南开经验”严格管理，成效显著。学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要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会见客人只能在会客室；严格遵守学习时间，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黄钰生后来总结说，自己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这一段”。如我们熟知的哲学家汤一介、作家宗璞、原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中科院院士戴汝为、严陆光等，都是黄钰生在联大附中、附小的学生。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个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人们感念黄钰生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1941年4月，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清华大学举行三十周年校庆。接着，冯友兰也登台，叙起北大与清华，也有“通家渊源”。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三校通家关系之上。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工作和谐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并解释，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当时，无论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有众多教授，均与南开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梅贻琦之所以走上教育道路，与老师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关系。蒋梦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和发展；北大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也曾担任南开大学校董；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毕业的。南开情节，使得三校顺利渡过磨合期，克服了最初困难。当然我们也看到，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在我的心目中，黄钰生先生是解放前南开大学的象征。其实不只我如此，许多老校友都有这样的看法。在西南联大期间，黄钰生协助梅贻琦校长处理校务并担任建设长、师范学院院长及附校主任，培养了大批人才，有人评价——他为西南联大所建立的功业，可以说仅次于梅贻琦校长。80年沧桑巨变，遥望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西南联大已走进历史。但在其存在的九年中，不只是在形式上弦歌不缀，而且是在极端艰苦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一代国内外知名学者和众多建国需要的优秀人才。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大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
古语常说：“水深不语，人稳不言”，适时的沉默，是一种修养，更是一种境界。古龙说：“越是沉默寡言之人，其言语便越可贵。其人若论武功，气度必有慑人之处，其言之价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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