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素传情：言有尽而意无穷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走进了心灵深处；
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了视线。
有些人，认识了一辈子，却只若初始，难以交心；
有些人，一朝相识，恰似故人归，这就是缘分，可遇不可求。
能彼此相遇，相聚，相逢，是一种幸运，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的可贵。
1
林海音与祖父林台先生
林海音
林海音曾说——
我是由中国大陆移民台湾的第七代。父亲焕文先生生于书香之家，在汉学和民族意识熏陶下长大成人，却在师范学校接受日文教育，所以他是台湾日据时代的一位兼通中日文的知识分子。父亲本是广东蕉岭客家人，在台湾板桥娶了我的母亲黄爱珍女士。不久以后到日本经商，在大阪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英子“，那就是我。
我三岁的时候，全家返回台湾，但是日人治下的”皇民“生活不好过，我家终于在先父的主张下移居北京。在这儿，开始了我成为一个北京小姑娘的生活，我开始穿着打了皮头儿的布鞋，开始穿袜子，开始喝豆汁儿，开始吃涮羊肉……
英子的爸爸和妈妈很爱孩子，十年里生了七个孩子——五个女儿，两个儿子。从三妹燕珠开始，凡在北平出生的都带有“燕”字，燕生、燕瑛、燕玢和燕璋。
每年过年前，爸爸总要上前门“瑞蚨祥”挑一批料子，找来裁缝，为家人量身定做漂亮的新衣裳。一家人穿上新衣，上照相馆照张全家福，寄给台湾的亲人。
1931年5月，爸爸病逝，年仅四十四岁。留下二十九岁的妻子及七个孩子——十三岁的英子、十一岁的秀英、八岁的燕珠、六岁的燕生、五岁的燕瑛、四岁的燕玢和两岁的燕璋。
英子记得——病中的爸爸就常常对我说，他如果死了的话，我应当帮助软弱的妈妈照管一切。我从来没有想到爸爸会死，也从来没有想到我有这样大的责任。
在爸爸去世的那一天，英子瞬间长大了，帮助妈妈扛起了一个家。
1935年，林海音在北平担任《世界日报》实习记者时，在家中与林慰君（林白水之女）合影
她给远在台湾的祖父写信——
以后您再也看不见爸爸的信了，写信的责任全要交给我了。爸爸死后，只剩下妈妈带着我们七个姐弟们。北平这地方您是知道的，我们虽有不少好朋友，却没亲戚，实在孤单得很，祖父您还要时常来信指导我们一切。
爸爸去世没多久，为节省开支，林家搬到南柳巷晋江会馆。晋江会馆可以免费居住，条件不错，同院子的乡亲也相互照顾、扶持。
爸爸走后的第二年，四妹燕瑛和小弟燕璋先后因病离世，家中只有妈妈和五个孩子相依为命了。
在台湾的祖父，几次写信给儿媳爱珍——孤儿寡母留在外头太艰苦，回家乡来吧！
祖父林台先生，做过头份的区长，是当地受人尊重的长者。在中港溪流域，是以文名享盛誉。
英子首先就不肯：“我才不回去念日本书！“
但是，妈妈还是让英子写信给祖父，说明原因——
我现在已经读到中学二年级了，弟弟和妹妹也都在小学各班读书，如果回家乡去，我们读书就成了问题。我们不愿意失学，但是我们不能半路插进读日本书的学校。……我们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妈妈没有意见，她说如果我们不愿意回家乡，她就和我们在这里待下去，只是要得到祖父的同意。亲爱的祖父，你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我们会很勇敢地生活下去。就是希望祖父常常来信，那么我们就如同祖父常在我们的身边一样地安心了。……
就是英子的这封信，一家人留在了北平。
1936年，林海音与三妹燕珠陪伴母亲的家居照
2
钱锺书与杨绛
钱锺书与杨绛
在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的钱锺书，想家，想妻子，想女儿，想得厉害。这是他和杨绛结婚三年多后第一次远别，他特别留恋在牛津与她形影不离、对坐读书、相看两不厌的日子。而今，形单影只，于是把自己的居室取名“冷屋”。
钱锺书三天两头给杨绛写信，倾诉他的思念之情；寄了信就盼回信，盼得很苦。他写了一首《一日》的小诗，记述自己盼信的急切，望眼欲穿——
一日不得书，忽忽若有亡；
二日不得书，绕室走惶惶。
百端自譬慰，三日书可望；
生嗔情咄咄，无书连三日。
四日书倘来，当风烧拉杂；
摧烧扬其灰，四日书当来。
“预想迎门笑破颜，不辞触热为君还。”好不容易捱到期末考试完毕，钱锺书忙发电报给杨绛：将返沪探亲。
钱锺书与父亲钱基博
杨绛——
锺书离上海赴蓝田时，一路上“万苦千辛”，走了三十四天到达师院。
锺书到了蓝田，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他在国外学会了这一手。有同事在我公公前夸他儿子孝顺。我公公说：“这是口体之养，不是养志。”那位先生说：“我倒宁愿口体之养。”可是爹爹总责怪儿子不能“养志”。锺书写信把这话告诉我，想必是心上委屈。
锺书和我不在一处生活的时候，给我写信很勤。还特地为我记下日记，所以，他那边的事我大致都知道。
全家福
——钱锺书的习惯，出国访问，不往家寄信，而是写长达一个小本又一个小本的长信，全是对杨绛诉说的话，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很详尽。这信不用邮票，要亲自带回面交的。杨绛访问时，记的是准备讲给钱锺书听的事，例如她看到的景物、听到的事情等等。锺书在家留守，每天详尽写下家中琐碎，称为“备忘而肛笔谭”的日记，留待杨绛回家看。女儿不时也插上几句评语附识，很有趣。
钱锺书与杨绛
3
陈寅恪与王永兴
陈寅恪
王永兴是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谈起陈寅恪的事，不见倦容。他说：“我现在记忆很坏，但是寅恪先生的事我记得很清楚。现在想起我的老师，心里很难过。我想跟你说，给老师做助教的那段时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期，因为我整天都能跟老师在一起。”在谈话中，他一口一个“寅恪先生”，让人肃然起敬。
1934年，王永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37年10月，清华大学迁到长沙。王永兴和哲学系的同学徐高阮一起去听了陈寅恪的一堂唐史课，大为震撼。王永兴找到当时的教务长潘光旦，要求从中文系转到历史系。此前，王永兴得过肺结核，住过一段时间医院。潘光旦对王永兴说：“你因为这病已经耽误了一年，要念五年大学，现在你要转系，就得念六年。你要考虑考虑。”王永兴说：“我考虑过，但是我愿意跟寅恪先生学习。”“选得很对，那就去念吧！”潘光旦笑道，“陈寅恪先生是‘教授之教授’。”
1946年10月，王永兴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工作，所长郑天挺告诉他，陈寅恪已回到清华大学，提出要王永兴做他的助手。1946年到1948年，王永兴任陈寅恪的助教。有一次，陈师母悄悄让王永兴去劝患眼疾的陈寅恪少开课，陈寅恪笑道：“我是教书匠，不叫我开课，那怎么叫教书匠啊！”
其时，王永兴一家住在北京城内，每天城内城外奔波也无怨言。陈寅恪看在眼里，但没有作声。某日，王永兴忽然接到庶务科的通知，说是已为他在清华园安排了房子。王永兴跑去一看，房子很好，甚感惊奇。当时复员后的清华，各路人才涌入，房子相当紧张，王永兴认为这是学校对他特别优待，也没有多问就搬了进去。
房子在清华西校门外头，走路也就十几分钟，有个地方叫喇嘛庙，当时是圆明园的一部分，八国联军的时候整个都遭到破坏，王永兴后来就住在那里。
三间大房子，清华大学好多人羡慕王永兴。能有这么大的房子，而且那个走廊很宽。当时王已经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可以骑小自行车在那里玩儿。这对王永兴一生来讲，觉得是最幸福时期。
五十年代的陈寅恪
四十多年后，王永兴的学生刘桂生偶然从清华大学的旧档案中，发现了一封当年陈寅恪写给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内容有请帮助解决王永兴的房子问题。
信中说：“若王先生无适当之住房，则其牺牲太大，弟于心深觉不安。”很快，学校为王永兴安排三间大房子。从此，王永兴每天可以步行到陈寅恪家。
四十多年前的谜终于解开，欲对恩师痛哭一声“谢谢”也无从倾诉，王永兴惟有在心中无数次地默念着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王永兴
4
林海音与师母萧宗让
成舍我、萧宗让夫妇与儿子成思危、女儿成嘉玲（左）、成露茜
抗战胜利，《世界日报》复刊，夏承楹和林海音回到报社上班。
国共内战，局势不稳。先期赴台的二妹秀英夫妇，写信劝他们赶快来台。
北平人心惶惶，夏、林夫妇二人决定去台湾。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1948年秋天，英子带着妈妈爱珍、五妹燕玢和三个孩子（丈夫没有挤上飞机），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
离开居住二十余年的北平，英子心情沉重。——“心颤抖着，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
承楹一撂下行李，就南北奔波地去找工作。1948年12月，他进入《国语日报》社工作。至此，英子一家和妈妈、妹妹，住进一个十三叠的日式宿舍，安下在台湾的第一个家。
次年春节过后，妈妈带着英子、燕生和燕玢开始南下，开始家乡头份之行。
回到老家，满满一屋子亲人，述说离别。第二天，一家人在亲友的引领下，来到爸爸坟前祭拜。英子忍不住失声痛哭，哭尽了父亲死后心中的委屈……
林海音
1949年3月，英子收到《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太太，即师母萧宗让的来信，得知他们已到香港。这让英子喜出望外，也让她实话实说——
台湾的生活，只是给初来的人一些新的刺激，日子一久，对于那长年的绿叶子，看得真要发疯呢！
台北的冬季雨水太多，常常半个多月不见日光，所以我时常怀念北方的季节，那里冬是冬、夏是夏，不像这里，出了太阳就要热死人，不出太阳就冷得要命。而且树叶一年到头不黄、不枯、不落，也使人无季节变换的感觉，绿的颜色看多了也闷得慌！
我虽然回到故乡，总是很寂寞的，想起了北平，就好像丢下了什么东西没有带来，实在是因为住在那个地方太久了，像树生了根一样！
林海音
英子还向疼爱自己的师母倾吐——
在苦难中生长的我，对于苦从来没有当一回事，只是精神的苦最苦，将来的世界不知要怎样变，真是把人愁死了，所以不去想它。我现在和承楹就是努力卖文，希望不但够生活，而且要每月积存些，因为从北平到台湾来，我贴补得太多了，手中原有的积蓄一年来都差不多贴光了，现在再从头儿来吧！
花开两朵，再表一枝——
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成舍我的基本政治立场一直反对共产党，于是举家从北平迁往香港。但是，成思危却思想左倾，秘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露茜记得，在香港时，家里关系非常紧张，就是哥哥与父亲经常激烈争吵。哥哥一心要回大陆，父亲坚决不许。她当时十一二岁，似懂非懂，不明白为什么哥哥那么想回大陆，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也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坚决不许哥哥回大陆，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可怕。哥哥性格非常固执，父亲也是非常专横，说一不二，哥哥与父亲的争吵总是一触即发，她每天提心吊胆。
1951年10月，全家担心的事终于发生，16岁的哥哥不辞而别，离开香港回到大陆，去追寻他心目中的理想。不久，父亲举家迁台。从此，父子、兄妹暌违几十年。
成思危从香港到大陆，因为受到各种要求，不能跟家里联系，但是父母不知道儿子在哪里在做什么。于是，母亲萧宗让为了寻找儿子，发了几百封信，包括给国内的亲友，结果都没有找到。她五十多岁过世，与想念儿子有很大关系。临终时喊着儿子的名字，却不能与他相见。
1979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任职于化工部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的成思危，因公赴美，年逾八十的成舍我立即自台赴美，父子分别28年后在美国相聚。成露茜说，分别几十年后，亲人重聚，分外高兴，也分外伤感。母亲1964年已经过世，哥哥因“海外关系”在“文革”中备受冲击。
成思危感慨，我能体会妈妈的这种心情。我16岁离开家，还没有等到跟她再见一面，她就去世了。父亲后来我还见着了，所以我对我母亲内心特别愧疚，每次去祭拜的时候，都是这种遗憾的心情。
1979年9月在美国，成思危(左四)和父亲成舍我(左三)、二姐成幼殊（左二）、大妹成嘉玲（右一）、二妹成露茜（左一）
5
顾随与叶嘉莹
1943年，叶嘉莹（右二）与顾随先生及同班同学合影
1941年秋天，叶嘉莹开始大学生活。辅仁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不受当时日军及敌伪的控制，一批有风骨的老师，都在此任教。
而对叶嘉莹影响最大的，还是顾随老师。1942年秋季，大二那年，顾师教唐宋诗课程。
叶嘉莹自觉上过顾师的课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一般的老师讲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 ，而顾先生给我的是心灵的启发。顾先生不仅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的修养，而且具有融贯中西的襟怀，加上他对诗歌有着极敏锐的感受与深刻的理解 ，所以他在讲课时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那真的是一片神行。
——顾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他常常把学文与学道、作诗与做人相提并论。
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第一行：自觉、觉人，是说自己觉悟，也使别人觉悟；第二行：自利、利他，是说自己得到好处，也使别人得到好处；第三行：自度、度人，是说自己得到度化，也使别人得到度化。
初看，这只是讲为人为学的一种修养，但顾先生却由此引发出许多论诗的妙义。
1945年我大学毕业就到中学去教书了，不过我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1946年夏天顾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然不佞却并不希望足下能为苦水传法弟子而已。假使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此语在不佞为非夸，而对足下亦非过誉。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老师以为他所传之“法”，我这个学生都已经得到了，而他所期望的，是我能够在他的“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只是做孔门的曾参。曾参是夫子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顾先生不希望我只做一个唯唯诺诺的能够遵守师说的弟子而已，而希望我如同南岳怀让的弟子马祖道一那样，能够“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1945年，叶嘉莹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留影
老师对我的这种期望，我当年觉得非常地惶恐和惭愧，我也不知道我的老师为什么竟然把这份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
我当年只不过是一个女学生，而且小的时候是关起门来在院子里长大的，非常害羞，所以在同学之间公开的场合，常常一句话都不敢讲。后来老师的女儿顾之京告诉我说，她父亲的学生很多她都认识，而对于我，她当年只知道我的名字而并不认识。我不是喜欢说话和表现的人，所以在老师面前我也只是和同学一起听讲，常常并不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老师为什么把这样的期望加在我的身上了。不过老师是一直希望我能够继承他，能够把诗词里边那种真正的感发的生命传播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还在讲课的缘故。可是1948年的春天，我因为结婚的缘故就离开了北京，去了南方，当时老师曾经写了一首诗送给我:
送嘉莹南下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他说自己在讲台上教书几十年，如同“梦呓”，就好像说梦话一样。而在他所教的学生之中，有几个人真的能够继承他的精神和理念呢?“几人传法”，能开出像佛经所说的优婆昙那样美丽的花朵。我是1948年3月走的，在南京我也曾经跟老师通过几封信，可是1948年11月因为我先生赵钟荪工作的调动，当时国民政府要从南京撤退到台湾去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先生去了台湾。到了台湾我还跟老师通过几次信，可是后来就断绝了音信。
上世纪50年代，叶嘉莹在台大任教时为小朋友讲课
差不多已经是六十多年以后了，我在整理我们家东西的时候，因为我先生在四年前也过世了，家里很多杂乱的东西需要整理。我就在一堆旧信里边，找到了一封我老师的信，是我当年没有收到的一封信。台湾拍过一个电影《海角七号》，讲一封没有投到的信，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就真的发生了。我是六十年之后才知道老师给我写过这样一封信，其实还不是给我的信，是顾先生在给我的信里附了一封给台湾大学的台静农先生的信，给我的信已经不见了，而这封附信居然保存下来了。信封的正面写的是台湾大学台静农教授的名字，信封的背面写了几个字：“左营海军军事学校教练处赵钟荪转”。这是六十多年前的信，我是去年(2011年) 才看见的。这封信证明老师是非常关心我的，他曾经要把我推荐给台湾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信的内容说：
静农吾兄如晤：
穷忙久未书候。闻台中此际天气温煦，有如北国春夏之交，想起居佳胜也。兹启者，辅大校友叶嘉莹女士，系中文系毕业生，学识写作在今日俱属不可多得，刻避地赴台，拟觅相当工作。吾兄久居该地，必能相机设法，今特令其持函晋谒，倘蒙鼎力吹噓，感等身受。南望驰怀，书不能悉。敬颂 撰祺
弟 顾随 拜手 十二月十日
霁野、因百两兄统此
好在顾先生还有一些残存的日记，我们可以考证这封信写作的确切年份。老师1948年12月4日的日记记载：“得叶嘉莹君自台湾左营来信，报告近况，自言看孩子、烧饭、打杂，殊不惯，不禁为之发造物忌才之叹。”12月5 日的日记记载：“作一书与叶君。”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发致叶君信。”我想老师一定是得知我在台湾的近况以后非常关心，在给我寄信的当天又写了这封给台静农先生的信。而我没有收到的给我的那封信正是日记记载12月5 日所写的一封信。这足可见到老师对我的关怀，对我的期望，是使我非常感念的。
1979年，叶嘉莹初抵天津与南开大学诸教师合影
——1969年我到了加拿大，那时候台湾的商务印书馆正要出版我的《迦陵存稿》，那也是我的诗词稿第一次正式结集出版。当时我也还在漂泊之中，不知道自己最终要落到什么地方，所以内心也有很多感慨。
我觉得自己离开故乡越来越远了，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去，我当时最怀念的还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我的老师和我的伯父。
其实伯父和老师早在1958年和1960年便已先后离世，等到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候我最想见到的就是我的老师和我的伯父，可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留下的是我终生的遗憾。
1999年，叶嘉莹在新落成的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
6
吴大猷与李政道
杨振宁与李政道
在西南联大的艰苦岁月里，吴大猷培养了像杨振宁、李政道、黄昆等科学精英，撰写了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专著，完成了十七篇论文和一部译著。当年李政道慕名投奔到吴大猷名下时还不满二十岁。他原在广西宜山浙江大学读一年级，吴大猷的一个朋友见他天资聪颖，介绍他到西南联大。吴大猷同几位教师商量，让李政道随班听课，参加考试，如果及格，暑假后正式转学入二年级。
李政道各门功课学得非常轻松，求知欲十分强烈，每天课后都要找老师，要求给他更多的读物和习题。吴大猷无论给他多深的书和多难的习题，他都能很快读完、做完，然后再来索要更多的书和题目。从李政道做题的步骤和方法上看，这个表面平常的孩子，思想敏捷的程度大大异于常人。吴大猷发现了一个天才，自然十分欣慰。
吴大猷与杨振宁、李政道
1946年夏，吴大猷等人被军政部借聘，出国考察研究。在美国，吴大猷夫妇见到了在那里就读的两个得意门生杨振宁和李政道。早在1945年冬，吴大猷就和清华教授华罗庚、北大教授曾昭伦，应军政部之邀，计划建立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并选定朱光亚、李政道、孙本旺、王瑞、唐敖庆五名优秀青年赴美留学。李政道因是破格选拔，只能进入允许未毕业学生攻读博士学位的芝加哥大学。
1957年杨振宁、李政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两个学生同时给恩师写信表示感谢。李政道对吴先生给自己破格培养、创造机遇的恩德更是永志不忘。吴大猷为学生的成就高兴，他自己却很谦逊：“其实我们不过是适逢相会，只是在彼时彼地巧遇而已。譬如两颗钻石，不管你把它们放在哪里，它们还是钻石。”
吴大猷与李政道
7
汪曾祺与朱德熙
西南联大中文系李荣、汪曾祺、朱德熙（自左至右）
孙郁——
在友人家里的放松、自在与士大夫式的飘然，那是老一代学人才有的境界。汪曾祺后来名声大振，朱德熙颇为得意，以有这样的朋友为乐。其实汪曾祺在一些地方也得力于这位老同学，从朱德熙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汪曾祺佩服朱德熙的学问，但并不都认可他的所有观点。两人讨论的问题很广，有时是很专业的东西。查汪氏的信札，有致朱德熙的数封，都是难得的资料。比如在“文革”期间，汪氏给朱德熙的信件没有一点时代投影，倒像是民国文人的文字，颇为好玩。1973年1月4日，他写道：
《战国文字研究》收到。这回我倒是读得很有兴趣，虽然还未读完。我觉得逻辑很严谨，文体清俊。
不知是不是你有一次问我，古代文人搽脸的粉是不是米做的，仿佛这跟马王堆老太太的随葬品有点什么关系。近日每在睡前翻看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催眠，卷二“谷类·稻”（一四六页）云：“米部曰：粉，傅面者也，可澄也。许不言何粉，大郑云豆屑是也。”又“糵米”：“此正是以米为糵尔，非别米名也。末其米，脂和傅面，亦使皮肤悦泽……”看来，说中国古代（汉以前？）妇女以米涂面（我疑惑古人是以某种油脂或草木的“泽”合着粉而涂在脸上，非为后来似的用粉扑子扑上去），是不错的。沈公有次说中国本用蛤粉，不知有何根据。蛤蜊这玩意本来是很不普遍的。记不清是《梦溪笔谈》还是《容斋随笔》里有一条，北人庖馔，惯用油炸，有馈蛤蜊一篚，大师傅亦以油（连壳）炸之至焦黑。蛤肉尚不解吃，蛤粉之用岂能广远？蛤粉后世唯中药店有卖，大概有止泻的作用，搽脸则似乎无论大家小户悉用铅粉了。铅粉不知起于何代，《洛神赋》已有“芳泽无加，铅华弗御”，李善注：“铅华，粉也”。又偶翻《太平御览》果木门·荔枝条，引后汉书云：“胡粉傅面，搔首弄姿”。所谓“胡粉”，我想乃是铅粉。不过这是想当然耳，还没有查到文献根据。以上这些，不知道对你有没有一点用处。
汪曾祺
在许多通信里，汪氏的考据与辨析能力是高的。我想他的这种能力比大学里的教授不差，只是有点随意，乃读书得间所致。他觉得学问要有点趣味，思想是该在趣味中进行的。可是那时候大学里的老师，在学问上显得干瘪，把丰富的东西窄化，有趣的东西枯燥化。1972年底，在致朱德熙的信里有这样一段话：
朱德熙
所读妙书是赵元任的《国语罗马字对话戏戏谱最后五分钟一出独折戏附北平语调的研究》。这书是我今天上午在中国书店的乱书堆中找到，为剧团资料室购得的。你看过没有？这真是一本妙书！比他译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还要好玩儿。他这个戏谱和语调研究，应该作为戏剧学校台词课的读本。这本书应当翻印一下，发到每个剧团。你如没看过，等资料室登记落账后我即借出寄来给你。如已看过或北大有这本书，那就算了。
读了赵书，我又想起过去多次有过的感想，那时候那样的人，做学问，好像都很快乐，那么有生气，那么富于幽默感，怎么现在你们反倒没有了呢？比如：“没有读物，全凭着演绎式的国音教学法来教是——多数人学不会的，就是有少数的特别脑子的人这么样学会了它，他没有书报刊，他学它干嘛？”（序）你们为什么都不这样写文章呢？现在多提倡这样的文风啊，比如：“这样长的文章，谁看？”多好！语言学家的文章要有“神气”，这样就可逼一下作家，将作家一军。此事有关一代文风，希望你带头闯一下。
朱德熙
在“文革”的环境下，那么清醒地思考文风，与时代的距离殊远，透露出对流行的文化的厌恶。他身在“样板团”，却知道那里的问题。也知道整个中国的文化界出了问题。“文革”的最大不幸，是没有了自己的思想，连表达都不会了。这个情况如果发生在知识界，就更为可怕。大学教授在八股的写作中时，思想界就真的无智无趣了。而实际的情况真的这样，他和友人交流中的忧虑，看出与时代的疏离。身在此地，心却高远，寄存在别一世界，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朱德熙深知这位老友的价值，他也许是赞佩汪氏的观点吧。
汪曾祺
8
10
叶圣陶与俞平伯
左起：许若昂、叶圣陶、朱自清、俞平伯
叶圣陶与俞平伯，二老交往60余年，从未断绝，岁晚情谊弥深。
两位老人腿脚都不灵便，便以鸿雁往返，或言事，或切磋学问，以为晚年之至乐。
那年，叶圣陶拟作《兰陵王》词，期间，与俞平伯字斟句酌，几乎日致一函：
“圣陶吾兄：三四日先后两函、新词一并俱得，忻然之至。不意弟一言触君思旧之怀，闻之既喜且惊。喜得文心针芥之契，惊者，直损我兄几夕之眠……”
“平伯吾兄：手书并推敲意见六日晚接读，从知烦兄用脑亦复不少。辛苦之中有至乐，我二人共享之，实为难得……”（《叶圣陶书信录》，下同）
相互体恤、真挚的友情，充满字里行间。
对二人信件往来，俞平伯用“恰似银球复往来”形容：
“五日晚手书读，六日作答，殆是两年来所仅有。此可譬诸来球非急拍，故回球亦缓。”
“诵上月二十八手书，内容丰富，应接不暇，此球良不易回。”
以打乒乓喻写信，可谓传神，且有趣。
1980年，叶宅，叶圣陶与俞平伯，后为俞平伯之子俞润民
写信，其实对他们并非易事。叶圣陶因患眼疾，读、写均要藉放大镜；而俞平伯中过风，提笔亦吃力。尽管如此，他们仍认真地写每一封信，乐此不疲。
二老的书信多为邮传，得便也交人送达。俞平伯的外孙韦柰便常充当“信使”。据韦柰先生说：每次见到叶老，都是坐在书桌旁，或读或写，见他来，便侧过身，手握助听器与他长谈，询问外祖父的一切。谈到《兰陵王》，他请他题写，叶老很高兴，说：“要我为你写字可以，只是我的字很差，比不上你外公有深厚的功底。我的这首词能写成，全靠你外公帮助。”回到家中，他把叶老的话讲给外祖父听，俞平伯连连摇头说：“这是谦逊之词。你要记住，叶公公是很了不起的，他没有读过大学，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教书，很不容易。所以我是从不相信学历的，没有学历，只要刻苦，只要学习，一样可以做得好。你叶公公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久韦柰得到叶老书写的《兰陵王》，笔锋遒劲，看不出是一位出自八秩老人之手。俞平伯见了，连声称好，又责怪韦柰说：“为这幅字，他一定又练习了很多天。你叶公公眼睛不好，不该搅他劳神，这幅字很珍贵，你要好好保存。”相知相敬，心灵的相契，正是二老深谊之所在。
由于年迈多病，两位老人一年中晤面最多不过三四次，多在叶圣陶家。动身之前，俞老早早就把衣服穿好，并把要带去的诗文装在纸袋里，嘱咐陪同的家人，千万不可忘记带上。叶老在家中亦是早早恭候，在客厅里坐等。及至相见，都高兴万分，把臂劲摇，久久不放松。由于听力都很差，彼此坐得很近。我曾见过二老交谈的照片：俞老凑近身子说，叶老用手拢在耳朵背后听，像两个老小孩在说悄悄话。叶老知俞老好吃，所以逢留午餐那天，饭菜格外丰盛。
每年的“赏花会”，二老更是不会错过，事前便反复相商：
“……奉邀来敝寓小叙，或在十二日，或在十九日，看海棠花如何而定。”
“十二虽雨，尚能共同一望雨中海棠。若延迟至十九日则落尽矣……”
叶圣陶与俞平伯
1985年，叶圣陶病重住院。俞平伯常去医院探望，每次叶老总要设法离开病榻，坐到沙发上。“你千万不要动，我只想来看看你，看到了就好，不要说话，不要动。”就这样，两位老人紧握着双手，一言不发地靠在一起。曾用笔书写各自心灵的手，此刻一定传达着动人的、只有他二人懂得的语言。久久，叶老说：“盼能在海棠开花之前出院，可在家中小聚。”
叶老盼着，俞老盼着，两老的家人都盼着，却从此梦断。当韦柰俯在俞平伯耳边，把“叶公公走了”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呆坐在书桌旁，对着窗外的天空凝望，眼里滚出泪珠。他失去了最后一位可以倾心的挚友。
韦柰（俞平伯的外孙）——
叶老为外祖父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是为他的《四体诗钞》作序。对这本《诗钞》的出版，叶老十分关心，并多次与出版社联系，催问出版日期。由于时间拖得很长，待要写序时，他已困床不起，不能亲自动笔了。在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将大意口述给我的母亲，她写好后，拿去读给他听，却不满意，要留下容他细思。后又由他的孙媳兀真逐字逐句念给他听。直到听明白，改妥为止。
遗憾的是，待这本诗集出版，叶老已离开人世。外祖父拿到样书后，极伤感地对我说：“你叶公公不在了，出这本书还有什么意思！”
叶圣陶与俞平伯
当你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最终只会有这两种结果，不是生命中的那个人，就是生命中的一堂课。
本文由佳易博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