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中国先秦时期典籍]

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清朝初年有个才子，就是非常有名的袁枚――袁子才。他是乾隆时代的人，他的诗词是性灵派，等于现代人主张随口说出来，不加修饰，有思想、有灵性、有感情，不要那么古板。他当时遭人反对，但他的确是当代的才子，所以他考取进士，做了两任县官，四十多岁就辞官不做了。他把《红楼梦》在南京的大观园买下来，改名随园，自己享了一辈子清福，真正是天下闻名的才子。他在随园门口挂了一副对子，颇为自豪：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当时另一位名士叫赵翼的，是清代有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很有名的诗人，也是才子之一。他很不服气，故意要来挖苦他。有一天赵翼到了南京，用红帖子写了自己的名字（唐宋时的名帖叫刺），亲自拿着来访袁枚。刚好袁枚不在，家人很客气地招待赵翼：“请问赵先生来访有什么事吗？”他说我没有事，只是想来借两部书。家人问他借什么书，他说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借去看看。袁子才回来知道他是来找麻烦的，便把门口的对联拿掉了。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连我们当时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坟是什么？三坟就是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经，或者说是《尚书》，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畴，就是《河图》、《洛书》的理数。老实说，这些东西袁子才也都读过，但真要谈研究《易经》，实在说，他也并不很内行。所以赵翼故意来整他一下，出他的洋相。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读中国古书之难，不是那么容易的。

甲骨档案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相传就出现了“档案”，“三皇”时期的“档案”称作“三坟”，章太炎先生在《检论·尚书故言》中说：“坟，丘十二，宜即夷吾所记泰山刻石十有二家也。”是说春秋时代齐国管仲将“三皇”时代泰山十二家石刻内容抄录下来，即称“三坟”。 “五帝”时期的档案称作“五典”，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称：“五帝之书，称之'五典’，吾常言也。”孔安国认为“五典”即“五帝”时期形成的档案。

除了“三坟”、“五典”，《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言，上古档案还称为“八索”、“九丘”。

关于“八索”，唐代学者孔颖达援引据传是孔安国作的《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意为上古档案的“八索”即为“八卦”之书。

至于“九丘”，孔颖达解释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他认为“九丘”档案即中原九州之方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先夏时期中国有四部非常著名的著作，它们分别被称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有楚灵王称赞左史倚相说：“良史也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左传》历代注家都说是“古书名”，贾逵说：“三坟，三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九州亡国之戒。”

郑玄说，“三坟五典”就是“三皇五帝之书”。楚灵王说这话的“昭公十二年”是公元前530年。可否由“能读”，推断“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是前代的文字读物。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时代的书称为“坟”、五帝时代的书称为“典”、伏羲时代的书称为“索”、帝禹时代的书称为“丘”？

《尚书序》的回答是“坟”有大的意思，“典”有常的意思，“索”有求的意思，“丘”有聚的意思。

显然，这是从上述用字的含义上来解释的，并没有涉及这些远古典籍所使用的载体是什么材质。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尚书序》的说法，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去追究这种说法是否合理，更不用说去探讨是否还有其它的解释了。然而，随着对符号学的深入思考（参阅笔者所著《符号之谜》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山海经》的考证，以及对帝禹时代绘制《山海图》可能采用的信息载体的思索（目的是在今天重新绘制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这项工作已完成，包括42平方米的《帝禹山河图》），笔者开始意识到“坟”、 “典”、“索”、“丘”可能是指不同的图书符号载体。

众所周知，“坟”的正体字由土和贲构成，异体字由土和文构成。根据《辞海》，它有多种含义：墓，土之高者，水涯，大，顺貌，土松而起貌，书籍的一种。因此，《尚书序》将《三坟》的坟字解释为大，颇为勉强。在笔者看来，《三坟》里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图书载体和文字载体是用土制成的，它可能是一种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包括陶制器皿）。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也包括石头，因此《三坟》之书，也可能采用石板载体。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在泥土上和石头上作画写字了，例如，直接在泥地上刻画（中国文字的发明，就曾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在洞穴上和岩石上作画，在卵石上写字（这种有字的石头，被称为会说话的石头），而古希腊人所说的象形文字的本意是指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圣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十戒》，也是刻写在石板上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汉字的坟，也可以解释为有文字的泥版。 “典”字的含义有：常规，法典，典章，主其事也，质物（典当），姓（太昊娶少典氏），典籍（原特指五帝之书，我们今天知道其内容的只有尧典和舜典）。

那么，这种被称为“典”的书，到底是一种什么模样呢？这就要从典字的象形来追溯了。在汉字里，典、共、供、具、兵、其、六等字，以及冀、黄、翼和异的原形正体字，都有一种共同的符号，即一横下面加两个支撑状的点，这种符号的象形含义乃是一个陈列架或陈列物品的有腿的桌几；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几，而是用于陈列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都用于重大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上。

因此，“典”的原义是指一种陈列或安置在桌几上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书，它的作用相当于公告牌、公约板、神谕碑、法规文书和行为规范告示。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化来的，即把小巧的便于收藏的契约大型化、公开化、庄严化，其材质可以是木板、竹板、石板，也可能是皮革、丝帛（附着在硬质材料上）。典这种文书的发明者，应当就是少典氏部落。典的进一步演化就是册，史载殷先人“有典有册”，册就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典的不断小型化、轻便化、折叠化、卷曲化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有：大绳，绞，法，独，尽，搜求，牵引，愿欲，须要，涕流貌。但是，索作为一种文书或信息载体，应当是指结绳纪事符号体系，或许还包括以丝帛或其它编织物为载体的文书（在丝帛上写字绘画，或者编织出能够传递信息的图案符号）。事实上，中国人最先发明了养蚕和丝帛，因此也就有条件用丝帛作为信息载体；类似的例子是，由于中国制造出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以及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因此中国人才能率先发明风筝。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原名八索，也就顺理成章了。

所谓《八索》就是丝帛文书，它源于结绳纪事和结绳占卜（卦的字形含义原指测时，结绳符号的功能之一也是计时）；这就是《尚书序》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的由来。

“丘”字的含义有：阜，山，土之高者（或曰，四方高，中央低为丘），墟，大冢，墓，空，大，聚，区域（四邑为丘）。从字形来说，丘指有平缓坡度的地形地貌。问题是，兵字为什么也要用丘字符呢？其实，兵字实际上是斤和陈列桌几的合形，即把“斤”这种兵器（斤就是斧，具有斜面形状）陈列在桌几上，相传这是由蚩尤最先发明的，所谓“蚩尤作兵”即蚩尤部落最先把兵器作为神器来供奉。那么，《九丘》这部书，为什么偏偏要选择用丘字来形容或指称呢？《尚书序》取其“聚”的含义，应当说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完全。这是因为，丘还有山川的意思、区域的意思、庞大的意思、空墟的意思和大冢（通常都有丰富的随葬品）的意思。有趣的是，上述含义综合起来，很像是一种模拟的实物地图，即在不同模拟区域上有着象征该地理方位的物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社稷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方位的物产。更深一层地说，“丘”字在《九丘》中的使用，还表示中央的统治权力遍布天下东西南北中的所有区域。

有鉴于此，《尚书序》所谓“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实际上正是《山海经。五藏山经》的另一种说法，或者是《五藏山经》的另一种版本。

根据笔者对《山海经》二十余年的研究，认识到《山海经》一书系由帝禹时代《五藏山经》、夏代《海外四经》、商代《大荒四经》、周代《海内五经》合辑而成，时在春秋末年，编辑改写者为公元前516年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学者或其后裔。而且《五藏山经》具有地理实测和国土资源考察基础，其地理方位基本可寻，其地形地貌基本符合4200年前的中国景观，实乃中华文明与文化第一历史宝典，亦为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因此，《九丘》是一部实物地图地理书，它平铺在一处圣洁的地面上（不需要桌几或支架），有点象今天的模型沙盘，也可能是一幅巨画，画有五区九州的山川地貌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或许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吧，1999年9月9日，笔者和夫人孙晓琴历时多年，终于创作完成42平方米的巨画《帝禹山河图》，将《五藏山经》所记载的东、西、南、北、中五个区域的447座山，以及河流258处、地望348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奇的动物都是由人装扮的）、人文活动场景95处等等内容全部绘出。为此，笔者曾欣然作诗曰：“功成洪水退，帝禹定九州，踏勘海内外，千古一图收。”大禹若有灵，当惊图复出矣！综上所述，可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典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有必要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必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是为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