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其人(二）

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个问题，肯定是张宗可曾经想过的，在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我们总是在每个人生的坎节上，都会有类似的困惑和选择。如果我们现在回首过往，还能不能想起，当年你做这个或那个抉择的时候，是情势所迫还是遵从本心呢？

让大多数人最舒服的生活状态，其实还是不受拘束、随心所欲的那种无所顾忌。谁都不喜欢被人管着，对吧。

十六岁的张宗可，在家乡的周边乡里，已经是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小纨绔。纨绔不止是吃喝嫖赌，不止是邀朋呼友，还包括豢养帮闲，为祸乡里。历史上很多纨绔的“光辉事迹”，大部分都是内心的邪恶念头在帮闲们的怂恿推手中酿成的。

作为素有名望的乡间贤达，张发祥自然是不能忍受幼子无端行径对自己脸面的全方位抹黑的。“子不教，父之过”，封建礼教，不但有权利，总还是规定了义务的。

愤怒的父亲出手了。先是将儿子锁在家中，希望他能够反思自己的荒唐，未曾想，儿子回馈的是长时间的绝食。都是留着传宗接代的麒麟儿，总不能真让他给饿死吧，这一场，父亲败下阵来。

对于父亲的心情，年轻的张宗可是能够理解的，脸面，这个无形的东西，在中国人的脑中，始终是占据着非常的高位的。既要捍卫自己的自由，还要保全父亲的脸面，那么就需要一个两全的办法来调停之间的矛盾。

这时，张宗可的一个朋友来了，这位名为陈舜庭的人，是张宗可的结拜兄弟，抛却生活作风的荒唐之外，能够沉心静气来思考人生是他最大的特点。在得知张宗可的困境后，陈舜庭找到了张发祥，提出了一个方案----让张宗可随他一起去青岛的德国传教士学校念书，以环境割裂的方式来纠正张宗可的人生轨迹。

现如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生活、工作、事业上遇到不顺心的时候，还是有很多人选择“换个环境”，很多朋友，换个环境就散了，很多爱好，换个环境就忘了。究其原因，皆因为，那只是环境的朋友和环境的爱好。

一番考量之后，张发祥还是勉强同意了这个提案。一九一四年，在张宗可十六岁的时候，他随陈舜庭一起来到青岛的礼贤中学上学。对新知识的好奇，对新环境的适应，让张宗可的生活慢慢变得正常起来，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能有多大的坏心眼呢。看着儿子在变好，老父亲那自然是欣慰十分，为了巩固教育成果，他又出了一招。一九一五年，在张宗可放假回家的时候，一名叫做陈宜的女子成了张宗可的第一任妻子。用家庭去深化一个人的责任心，是中国家庭的普遍做法，先成家后立业，也是中国社会深入骨髓的人生分阶。

陈宜的父亲是大台庄隔壁陈家庄的地主陈玉帧。史料里没有提及陈宜的具体样貌，唯一有记录的，是她有着一双千锤百炼始出来的三寸金莲。缠脚，一直被文明社会的规定定义为对妇女的摧残，但在清王朝的影响还没彻底消弭的情况下，一双三寸金莲，却是大家闺秀的有力佐证。陈宜应该是很喜欢张宗可的，这样一个家世显赫、学识上乘（相对而言）、样貌英俊、谈吐得体的青年俊彦，怎叫少女不怀春呢？两人结婚后，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四年，两人生下一女一男两个孩子。从这点看，张宗可对陈宜，自然也是不反感的。别跟我说，爱情与生娃没有必然联系。同一时代里，像鲁迅那样，宁愿供养朱安一辈子，也不肯与之共眠一宿的大有人在。

一八九八年，德国人霸占了青岛。一方面，中国的这一部分国土沦为“租界”；另一方面，在德国的技术和资金倾泄下，这个小区域，却呈现出一种病态的繁荣。青岛，迅速发展成一座带有浓烈德国气质的现代化城市，甚至被誉为“东方的小德国”和“中国的威尼斯海滨浴场”。直到今天，这个城市还依然充斥着德国统治时候的建筑遗址。时间到了一九一四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人攻破了德国人的防线，继而占领了这座城市。作为城市的新主人，日本人对青岛的管理只是换了一种管理方式，并没有对城市的原住民产生多大的影响。原来居住在青岛的德国人被准许继续从事之前的工作，这其中就包括一位传教士，他的名字叫做理查德.卫立姆，他创立并管理着一所学校---礼贤中学。

卫立姆是一位狂热的中国文明研究者，在卫立姆的管理下，青岛礼贤中学不同于其他城市里的西式学院，学校的课程设置，部分是西式，部分是中式，在很多方面体现了十九世纪的中国思想，他认为西方知识本质上是功利主义，而中国的知识则是智慧和道德的源泉。当张宗可在礼贤中学读书时，卫立姆正在润泽他那部不朽的翻译著作《易经》，他经常与包括张宗可在内的学生们就易经的章节进行深入而全面的讨论，将自己对于易经的理解传授给这些年轻的学生。这本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古代经典，对张宗可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多年之后，张宗可还把《易经》当做秘密谍报工作中制定策略的源泉来加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