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与晚清士绅公共领域

​​ 晚清是一个历史大转型时代，张謇作为传统中国士大夫，也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传统中国士大夫有家国天下的情怀，救世济民。但士大夫的救世，有两条路线，一是上行进入庙堂，得君行道，二是下行，沉潜民间，教化社会。宋代以后，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在朝为士大夫，在野为民间士绅。

晚清自太平天国革命之后湘军崛起，政治重心从中央逐渐向地方下移，封疆大吏与地方士绅的联盟，是张謇最终弃官不做、回到民间的历史背景。

作为有大好仕途前景的状元，张謇离开京城，回到南通开办民间事业，也有其个人因素。他与同时代的袁世凯不同，是一个饱读经书的儒家书生，视儒家道义为立身做人的第一准则，虽然农家出身，却有爱惜羽毛的士人尊严。在朝鲜担任吴长庆幕府、戊戌变法中作为帝党核心成员目睹上层政治各种险象，对官场的权力斗争深为厌恶，而晚清之后江南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崛起，为他提供了一个返回家乡，从民间施展抱负的新的空间。

在家乡南通，张謇从事的“村落主义”实践的三大空间是实业、教育和慈善。他的雄心不在它们的本身，而是像传统士绅那样，通过民间事业，积累社会文化资本，掌控地方事务，进而影响天下大局。晚清所发生的绅商合流，有为的商人都有官的背景，一个缺乏士大夫身份的商人，是很难在社会立足，有社会的尊严与体面的。

宋代以后的传统士绅在民间所建立的，是一个以乡绅为中心的半自治空间，乡绅在官府面前代表的是“民”，在乡民面前所代表的又是“官”，具有“官”“民”的双重身份，是他们将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一起。罗威廉称之为“绅士管理型的公共领域。”晚清以后张謇在民间所建构的，一方面延续了“绅士管理型公共领域”的传统特色，另一方面又具有了新的政治蕴含。

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来自于欧洲的历史，哈贝马斯将之阐述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的公共舆论，主要表现为沙龙、咖啡馆、报纸、杂志和社团这些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建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乃是学会、学校和报纸的三位一体。张謇在地方所建构的，一部分也是具有强烈政治特色的公共领域，特别是他所创建的江苏省教育会，不仅是一个民间的教育机构，更是一个清末民初政治中扮演重要政治和社会功能的公共领域。实际由张謇所掌舵的筹备立宪公会，也是晚清重要的公共领域阵地。辛亥前十年朝廷政治之得失，不再由清廷和官僚系统所左右，而为民间舆论、特别是江浙士绅的声音所裁断。

没有一官半职的民间士绅领袖张謇，之所以得以在晚清政治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凭借的就是自太平天国革命半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地方士绅阶级的社会力量，它来自于地方和民间，与封疆大吏想呼应，与中央形成了某种抗衡之势。由张謇参与策划的东南互保就是一个成功的显例，张謇提出的“虽西北（朝廷）不足以存东南（地方），虽东南不足于存西北”，深刻地揭示了晚清中央与地方的相互抗衡又依存的微妙关系。张謇所象征的地方精英阶层，虽然处于权力的边缘，但在晚清政治之中，边缘已经变为中心了。这个地方的中心，就是处于江浙之汇的近代上海。

晚清的士绅阶级在筹备立宪之中，获得了其建制性的组织结构：各省咨议局，张謇不仅成为江苏省咨议局的领袖，而且与汤寿潜、汤化龙一起，成为全国地方士绅阶级的精神领袖。但二汤缺乏在京城的政治阅历和人事脉络，而张謇作为当年清流派和帝党的核心成员，更有全国性的影响和号召力。1911年张謇进京，作为一介布衣所受到的隆重款待，足见其在晚清政治大棋盘中的举足轻重。他周旋于官、绅、商之间，亦绅亦商，又有官方背景，这是晚清特有的社会和精神现象。

张謇虽然身居南通，但关怀始终在全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但纵观张謇的一生，他的为政风格不愿在一线叱咤风云，而喜欢在二线运筹帷幄，出谋划策。辛亥革命的爆发，能够在两个月之内迅速平定局势，结束二千年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张謇功不可没。假如没有他在南北和谈中在革命党人与北洋势力之间的斡旋，假如没有民间士绅阶级的参与，辛亥年间会大流血、大动荡。这场中国版的“光荣革命”，诞生了一个谈出来的民国。辛亥革命既是一场共和对专制的革命，也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而张謇所领导的地方精英阶级，在革命中扮演了核心的作用。以各省独立为形式的革命让边缘变成了中心，地方代替了中央。然而，这场革命最大的历史憾局，乃是错过了张謇起草的《十九条信约》“虚君共和”，乃至失去了国家权威人格象征的中国，长期陷入了争夺国家最高权力的混乱。

张謇的一生，根植于地方，依靠的是地方士绅精英，他所参与建构的士绅公共领域，形成了晚清政治的重要健康力量。中国的现代化改革，需要新士绅阶级，更需要张謇这样的有现代眼光和独立立场、又与体制中心能够良性互动与平衡的民间精英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