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是否知识分子

如何定义知识分子，需先抽丝剥茧、条分缕析一番。

余先生曾比较中西知识分子之不同，“中国知识分子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文化源头。国人读书为了做官，在西方如果你说你是知识分子，那你的起点就是批评政府。在西方知识分子不是一般的读书人或有专业知识、技能的人，而是关心人类命运、社会进步的社会精英”。在人人识文断字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定义需升级换代，路易斯·科塞便宣称，大学教授未必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萨特则举例说明：“当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核试验研究时，他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当他在反对核战争的请愿书上签名时，才是一个知识分子。”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东西文化，心同理同。西方学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只两重意思：一是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否则说话没有权威；一是拥有公共关怀，不追求实用目标，为理念而生，而不靠理念吃饭。

晚清时，国途阻塞，圜法敝窳，列强环伺，局势阽危，自学而优则士蜕变而来的士人，走出书斋，以民族大义、国家荣辱为生死攸关，或杏坛设教，或开设报馆。兴女学，尚武事，贵实验，吸国粹，广方言，务通俗，改教法，汰腐料，塑造社会的同时，成长自我。思想会变成言语，言语会变成行为，行为会变成习惯，习惯会变成性格，性格会变成命运。

知识分子是个语焉不详的称谓，教授则有具体所指。回视时下的教授层级，弃教学而追课题，写作论文已然第一要务。这般写作存在一个时间差，一些所谓的创新文论，未必创新，或于外文里先睹，并速着先鞭。洗稿时有意信息筛选，结论预设，消弭原作的世界观内涵，而将之降为单纯的方法论。加之宏大主题，抽象观念，往往使人眼前一亮，若无警觉，每每会被数据带偏，被全新的概念、严谨的思绪、缜密的逻辑、晦涩的词语击倒。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只论是非，不论利害，重公益而私利弗计。严耕望评价吕思勉，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无道学气，也无领导社会的使命感”，人们心目中的教授，大致的样子。今之教授，专业之外的书目，概不触及，即便酒桌之上，别人讲段子，其依旧三句不离本行，背诵型展示，内不足者，急于人知。倘有倾听者，真就停杯罢盏，正经八百地高堂讲章，还不忘自己给自已戴朵花。评骘文章，纵谈时事，不同的视觉，看到不同的事实，就算不喜欢对方的价值观，至少不反对，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如果话不投机，顾左右而言他，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场。

以战术的勤奋，弥补战略的懒惰；以论文的数量，掩饰论点的匮乏。一组这样的教授，腰中妄挎三尺剑，岂会为自己的主见、为他人的不公斗胆发声。而发声的作用，在于通过不断表明自己对现实所抱态度、所持立场、所守底线，令强权有所忌惮。发声之人既多，社会公理自会强化。哲人其萎，邦国殄瘁，读书如果让人越发产生优越感，那就白读了，教育的终极意义，在于摆脱世俗的规律，发展出一个健康的自我，这组教授带出来的学生，虽不致满门变态，料也在变态边缘。

对教授是否知识分子的怀疑，起初源于对书画家的审视。单存技法，动辄抄录古人诗句者，不是书家。文义有深浅，图画则尽人可阅，笔墨老道，有文人画路数，却无当年文人画家的人文关怀者，虽曰画家，因无思考，也非知识分子。弗洛伊德的作品，总能展现出让人无法正视的一面，其笔下的人物通常丑陋粗鄙，甚至扭曲猥琐，毫不掩饰地暴露着人性的脆弱与不堪，在他笔下，满是生命的真实存在，真乃灵魂画风。继而引发出对作家是否知识分子的妄议，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序云：“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而他们的文字里，没有胸臆，没有格局，没有历史的表情，更看不到人际的虚伪、人性的阴暗。龙女士如是说：“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其实三类之外，尚有平庸一族，且多数可归纳于内，即便如此，自以为名高，却是圈子以外，少有人闻。

一息尚存，不落征帆，当下知识分子的使命，仍在于启蒙。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信息时代，底层人士本该更容易地获取知识与真相，由此分辨是非，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更容易受到茧房效应作用，并强化数十年不变的愚昧。忧时之士，无不为此扼腕痛心。

亲履危险，悍然独往，自尊无畏，百折不回，学人立身为贵，学问其次。所谓知识分子的风骨，无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