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锋丨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底本考辨
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底本考辨[1]
刘 锋
摘要：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六臣注文选》底本并非宋赣州本，《四库全书考证》所指出的其底本的讹误基本都同于明翻六臣本，而《洛神赋》曹子建名下的注文也可证《四库》六臣本与明翻六臣本相同，《四库全书》与《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六臣本的密切关系，进一步证明《四库》六臣本的底本属于明翻六臣本系统，确切应是明吴勉学本。
关键词：四库全书；六臣注文选；底本
文渊阁《四库全书》收有《六臣注文选》一部，《四库提要》称其底本为明袁褧覆宋广都裴氏本。但裴氏本与袁本为五臣注在前李善注在后的六家注本，而此本为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的六臣注本，显与《提要》不符[2]。大概此本在《文选》诸版本中不甚重要，故学界亦不重视，讨论不多。但因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流通甚广，学者在做相关研究时，常会利用此本作检索，若不明其版本来源，终究不够安妥，故有探讨之必要。
宋代以来，传世的《六臣注文选》多属赣州本系统，而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下文简称“《四库》六臣本”）基本可确定亦属赣州本系统。但赣州本系统非常复杂，除其底版历经修补、至明尚存外，此本又经辗转翻刻，今所传有南宋建本（《四部丛刊初编》所收）、元代茶陵本以及明代多种六臣注本。因此，知道《四库》六臣本属赣州本系统显然是不够的。
国内对《文选》版本研究最为深入的当属傅刚、范志新两先生。傅刚先生称《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的底本为“南宋建州本”[3]，但一笔带过，并未深入讨论。范志新先生在研究赣州本时，则对《四库》六臣本有所研究和利用。范先生径称此本为赣州本，但经比对，发现其与传世赣州本差异较多，遂认为此本所据是别一种赣州本，进而认为建本即出自“馆钞所据之赣州本”[4]。李佳则通过对《四库全书》以及《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六臣注文选》的研究，认为两本的底本皆是赣州本，但《荟要》本更能保存底本原貌，而《四库》六臣本则作了不少校改，这是《四库》本与传世赣州本差异的原因[5]。另外，范、李均指出《四库》本与传世赣州本的异文多同于建本[6]，范认为这是因为建本出自馆臣所据之赣州本，而李则对此感到困惑。
那么，《四库》六臣本的底本到底是不是赣州本或建本呢？笔者经过研究认为，其底本不是赣州本或建本，而是明翻六臣本。
一、从《四库全书考证》探《四库》六臣本的底本
《四库全书考证》[7]一百卷，汇集四库馆臣在校写图书时所撰的考订文字，内容以校勘为主。其卷八八录有针对《六臣注文选》的考证，总计33条，仅是馆臣所撰考订文字的少部分代表，所录条目虽不多，但可以作为考察《四库》六臣本底本的线索。
笔者在阅读《考证》所录条目时，发现所举有不少是很简单的讹误，与诸宋本特别是赣州本、建本等六臣本比对，各本皆不误，故怀疑其所据底本质量不高，恐是后来的翻刻本，遂与手头的明吴勉学本核对，发现《考证》指出的讹误几乎全与吴本相符。
这里先简单梳理一下历代六臣注本系统的传承。今可知最早的《六臣注文选》为宋代的赣州本，其刊刻时间不详，或认为刻于北宋，或认为刻于南宋初，目前学界倾向于后者[8]。其后有南宋末年的建本，收入《四部丛刊》，学界认为出自赣州本。其后有元大德3年（1297）茶陵本，出自建本。明代翻刻的六臣本有很多，据范志新先生《文选版本论稿》所附《文选版刻年表》，可知嘉靖间有苏州重刊茶陵本，又有洪楩本、潘惟时潘惟德本、吴勉学本、何孟伦本；隆庆间有万卷堂本；万历间有崔孔昕本、徐成位本等[9]。这些版本皆出自茶陵本，又大致可分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洪楩本与万卷堂本，洪本与茶陵本最接近，保留了茶陵本多空格的特征，万卷堂本则是翻刻洪本；另一个系统是潘惟时潘惟德本、吴勉学本、崔孔昕本、徐成位本，这几种可谓递相翻刻，其面貌与茶陵本相差较大[10]。明代的六臣注翻刻本较之宋元版的六臣注本增加了不少文字讹误，姑不论时代先后，即以文字论，明翻本质量皆不如宋元本。
下面列出几条《四库全书考证》的校语，并与明翻六臣本核对，以证《四库》六臣本与明翻六臣本的关系[11]。
1. 卷三《东京赋》“奉烝尝与禴祠”，善注“夏曰禴秋曰尝”，刊本脱“禴秋曰”三字，据《公羊传》增。笔者按：此处诸宋本及洪本皆不脱，潘本、吴本脱，崔本、徐本不脱，当是校添。
2. 卷八《上林赋》“汩乎混流，顺阿而下”，善注“苏林曰扬雄《方言》曰”，刊本“林”讹“材”，又脱“言”字，据毛本改增。笔者按：此处诸宋本皆不误，而潘本、吴本误与此同。洪本无“苏林曰”三字，但有空格，而“言”字不脱，是沿袭茶陵本。崔本、徐本则“林”字不误，当为校改，而亦脱“言”字。
3. 卷二十《上责躬应诏诗表》“伏惟陛下”，善注“陛升堂之阶”，刊本“堂”讹“當”，“阶”讹“陛”。笔者按：奎章阁本、建本等“阶”亦作“陛”，不能说明问题。而“堂”字诸宋本及洪本皆不误，潘本、吴本正误作“當”，崔本、徐本不误，当为校改。
4. 卷二十二《车驾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后湖作》“虞风载帝狩”，刊本“狩”讹“符”。笔者按：宋刻诸本以及洪本皆不误，潘本、吴本正误作“符”，崔本、徐本不误，当为校改。
5. 卷二十三《咏怀诗》其十三“愿睹卒欢好”，刊本“卒”讹“则”。笔者按：宋刻诸本皆不误，潘本、吴本、崔本、徐本皆误作“则”。洪本“卒”不讹，但“睹”讹作“度”。
与此类似的例证还有一些。但某些校语指出的讹误在宋本中也可见，则不能说明问题。吴本唯一与《考证》所举不相符的是这样一条：“卷三十三《招魂》‘纂组绮缟，结琦璜些’，刊本‘琦璜’讹‘绮横’。”吴本作“璜”，不误。但笔者核对潘本、崔本、徐本，皆作“璜”，无讹作“横”者，兹存疑。总体上，这些例证均可证《四库》六臣本的底本与明翻六臣本特别是潘本、吴本的密切关系。
二、《洛神赋》“曹子建”下的作者注
更明显的一条例证是，《四库》六臣本卷十九《洛神赋》作者“曹子建”名下，有这样一段注文：
善曰：《记》曰：植初求甄逸女，不遂，后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黄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镂金带枕。植见之，不觉泣下。时已为郭后谗死。帝意寻悟，因留宴饮，仍以枕赉植。植还度轘辕，将息洛水上，因思甄后，忽若有见，遂述其事，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
这条注文非常特殊，在今存宋代诸《文选》版本中，此注仅存于尤刻本中。胡克家《文选考异》认为此注是尤袤所加；刘跃进先生认为此注应非尤袤所加，尤刻本当别有所据[12]；傅刚先生认为此注应非李善注，亦非尤袤所加，当为后人阑入的注文[13]；俞绍初先生则推测此注应有来历，或为北宋国子监第一次刊刻的《文选》所存[14]。
兹不辨以上诸说之是非，总之，这条注文在后世尤刻本的翻刻本中，都是如此，而在宋元版的五臣注本、六臣注本、六家注本中，都没有这条注文，故此注是尤刻本系统版本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这条注文也出现在《四库》六臣本中，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应是范志新先生。他并以此条注文为证据，证明《四库》六臣本出自与传世赣州本不同的早期赣州本[15]。是否如此呢？
实际上，笔者核对吴本发现其与《四库》六臣本相同，也有这条注文。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条注文在尤刻本中有207字，在与尤刻本同系统的后世版本如张伯颜本、汪谅本、唐藩本等版本中，基本与尤刻本相同。但其在吴本与《四库》六臣本中都只有110字，较尤刻本省略了近一半文字。复与潘本、崔本、徐本相较，皆有与此相同的注文。这就说明，此条注文恐是明翻六臣本采入的。至于这条注文是何时进入六臣注本的呢？就笔者所见到的明翻本，当属潘本为最早。而与茶陵本最接近的洪楩本，则没有这条注文。值得一提的是，这条注文还存于张凤翼《文选纂注》、王象乾《文选删注》等非六臣注的《文选》改编本中。
当然，理论上也有一种可能，即这些明翻六臣本确实是依据一种存有此条注文的早期六臣注本，如范志新先生推测的别种赣州本，但这种可能性非常微小，恐也找不到版本依据。根据现存各种《文选》版本，并考虑明代中后期刻书多擅自改动的特点，这条注文很可能是明人翻刻六臣注本时，取尤刻本系统的注文改编、添加于此的，而为《四库》六臣本所沿袭。这也可证《四库》六臣本的底本为明翻六臣本。
三、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六臣注文选》的关系
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也收有一部《六臣注文选》，李佳比较两本认为它们虽有一些差异，但所用当为同一底本，而其底本是赣州本。但实际上，两本出自同一底本可能属实，但并非赣州本。何以见得呢？按《四库全书荟要总目》著录《六臣注文选》云：“今依内府所藏明吴勉学刊本缮录，据明椠本袁褧本恭校。”[16]可知《荟要》本底本为吴勉学本，并非赣州本。
同一种书，其所用底本在《四库全书》与《四库荟要》中有同有异，两者的提要也是如此[17]。就两丛书所收《六臣注文选》看，应属于相同或相近。两本的抄写款式基本相同，每行、每页所抄文字起讫也几乎相同。而前面提到的《四库》六臣本《洛神赋》“曹子建”名下的110字注文，在《四库荟要》本中也完全相同。另外，两书的《提要》也基本相同，《四库提要》较《荟要提要》仅多出部分交代版本的文字。《四库》六臣本的提要前标“内府藏本”，也与《荟要》本称“内府所藏”相同。综合这些因素，可以认定《四库》六臣本与《荟要》本底本相同，皆为吴勉学本。
至于《荟要》本与《四库》本的差异，很可能是馆臣校改的原因。李佳在论文中已举有例证，可参看。《荟要》本每卷首题“详校官候选知县臣吴甸华”，《四库》本每卷首则题“详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助教臣常循覆勘”，说明两本的校勘人员不同。就上文所举《四库全书考证》的五条校语，与《荟要》本相较，发现除第1例《荟要》本也脱“禴秋曰”三字外，其他4例皆不误，可证《荟要》本虽本吴勉学本，但对吴本的一些讹误已经作了校改。据此也可以推测，《四库》六臣本很可能是在《荟要》本的基础上再加校改而成的。
《荟要》本与《四库》本的一个明显差异是，《荟要》本卷首依次为萧统《文选序》、吕延祚上表、李善上表，后有目录，这也与吴勉学本完全相同。而《四库》本卷首则依次为萧统《文选序》、李善上表、吕延祚上表，后无目录。传世的《六家本文选》，因是将李善注附在五臣注后，故多将李善上表附在吕延祚上表之后，这在时间先后上是有矛盾的。而六臣本李善注在前，五臣注在后，故六臣本多将李善上表置于五臣上表之前，则符合时间先后次序。据笔者所见，赣州本、茶陵本、洪楩本等皆是如此[18]。而潘本、吴本、崔本、徐本则将五臣上表置于李善上表之前，不知何故。《四库》本或是不满其次序而加以校改。
四、潘本、吴本等明翻六臣本的来历
综上所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的《六臣注文选》，其底本并非宋赣州本或建本，而是明翻六臣本，更确切地说应该是吴勉学本。而吴勉学本则出自潘惟时潘惟德本[19]。潘本无明确的刊刻年份信息，范志新谓在嘉靖间，吴松松等撰文称其刻于嘉靖十二年，但未明所据[20]。此书并无序跋交代底本所从出，范志新认为其出自茶陵本。斯波六郎则推测潘本出自崔本，故其主要研究了崔本，对潘本讨论不多。实际上，崔本出自吴本，更在潘本后，但因三本基本相同，故其对崔本的研究也大致可以应用到潘本上。斯波氏亦认为崔本属茶陵本系统，但与茶陵本差异也较多。笔者将潘本与诸本相较，发现潘本具有多种版本的特征，似乎是相当杂糅的一个本子。
先看潘本与茶陵本的关系。茶陵本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其底本建本的注文有很多的删减，如“《尚书》云”删去“云”字，“《汉书》曰”删去“曰”字，“翰同善注”径删为“翰同”，还有一些句尾虚字如“也”字也被删去，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可知是一通例，其删减似乎是为了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节省一点刻工，或是使注文更加清省。因其每页文字起讫仍袭建本，故删减处多有空格，还算是留下了删减之迹。这种特点在明翻茶陵本以及洪楩本中都被保留。而潘本也有这种特征，但又并不全同。如卷一《两都赋序》“班孟坚”下，茶陵本[21]作“善曰《后汉书》班固字孟坚”，建本则作“善曰范晔《后汉书》曰班固字孟坚”，茶陵本删去了“范晔”与“曰”三字，而在“范晔”处留有空格。潘本亦无此三字，但没有空格。又如在“赋者古诗之流也”下，茶陵本作“善曰《毛诗序》诗有六义”，而建本作“善曰《毛诗序》曰诗有六义焉”，茶陵本较建本删去“曰”“焉”二字，潘本则有“曰”字，无“焉”字。这似乎证明潘本确实出自茶陵本，但在一些茶陵本删减的地方又据别本作了校补。但这种删减在不同卷中程度又有不同，非常复杂。
再看潘本与赣州本的关系。斯波六郎指出崔本中自述注例的文字往往刻以阴文，与茶陵本不同。斯波氏指出五处，分别为卷二七《乐府四首·古辞》题注：“善曰：言古诗，不知作者姓名。他皆类此。”《短歌行》题注：“济曰：凡乐府诗，古皆有词，此则拟而作之。已下尽类此。”卷二八《猛虎行》题注：“铣曰：《古猛虎行》云：饥不从猛虎食。但取发首为名，不必以篇中意义。他皆类此。”卷四七《汉高祖功臣颂》“文成作师，通幽洞冥”下：“向曰：凡不言姓名，皆所封邑名及号谥也。余皆类此。”又“烈烈黥布，眈眈其眄”下：“向曰：凡有姓名，则注不重言也。或唯言其名，则注重说。余类此。”实际上，自述注例处刻以阴文是赣州本的特征[22]，这种特征也为建本所沿袭，但建本不用阴文，而改为在注例文字右施加直线。将此五例与赣州本[23]相较，可知赣州本也作阴文。这似乎说明潘本与赣州本也有关系。但潘本的这个特征与赣州本也并不完全相符，如第一卷李善注自明注例的文字有7条之多，除第一条外，其他6条赣州本皆作阴文[24]，而潘本皆无阴文。
另外，潘本无茶陵本前所附的《诸儒议论》，题款为“六臣注文选”，与建本相同，而赣州本仅题“文选”，茶陵本则题“增补六臣注文选”。又如前所述，潘本还有尤刻本系统《洛神赋》所独具的一条注文。总之，潘本看起来是一个相当杂糅的版本，在没有太多版本线索的情况下，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其是以茶陵本为基础，又据其他版本作了较多校改而成的。
总之，《四库》六臣本可以认定出自明翻六臣本的潘本系统，其具体底本当为潘本系统的吴勉学本，但潘本的出处则不够清晰。至于这一版本系统的质量，则不甚佳，尤其潘本、吴本讹误较多。针对这些讹误，四库馆臣作了不少校改，其中《四库荟要》本称据袁本校，而从《四库全书考证》看，《四库》本的校勘参考了汲古阁毛本，更多则是据各种文献的他校法。但《考证》所录条目太少，不足以显示其校改的全部工作。而学者在利用《四库》六臣本的时候，应考虑其底本来源及其校勘的相关因素。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文选》李善注留存旧注研究”（16YJC751016）。
[2]《四库》所收书与《提要》所称版本不相符的情况并非孤例，这大概因为《四库》编纂涉及文献浩繁，书成众手，程序繁多，难免差错。
[3]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页188。
[4]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9-32。
[5]李佳《<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所收六臣注〈文选〉版本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1期，页75-79。
[6]这也可能是傅刚先生认为四库本的底本是建本的原因。
[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00册《四库全书考证·集部》，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关于《四库全书考证》的基本情况可参考张升《〈四库全书考证〉的成书及主要内容》（《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1期）、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的编纂、抄写及刊印》（《中国典籍与文化》2018年第1期）、琚小飞《〈四库全书考证〉与四库所据底本考索》（《历史文献研究》2017年第2期）等。
[8]赣州本的名称来自书中每卷后所附的赣州州学校勘人员衔名。笔者发现一条线索，或可佐证赣州本的刻时。据《宋史》卷三一载绍兴二十三年二月辛未，改虔州为赣州，则赣州称名始于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则赣州本当刊刻在1153年之后。
[9]关于明翻六臣本可参考斯波六郎与范志新先生的相关研究。
[10]主要参考斯波六郎、范志新两家，二人结论有所不同，以范氏为近。
[11]吴勉学本据“古籍馆”网站（www.gujiguan.com）所收扫描图像；洪本据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网站特藏善本书“中国古籍库”扫描图像；潘本、崔本、徐本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扫描图像。
[12]（刘）跃进《从〈洛神赋〉李善注看尤刻〈文选〉的版本系统》，《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页90-97。
[13]傅刚《曹植与甄妃的学术公案——〈文选·洛神赋〉李善注辨析》，《中国典籍与文化》2010年第1期，页18-20。
[14]俞绍初、刘群栋、王翠红《新校订六家注文选》，郑州大学出版社，2013年，《前言》页5。
[15]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页19-32。
[16]《景印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一册《四库全书荟要总目》，台湾世界书局，1985年，页204。
[17]江庆柏《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概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页35-38。
[18]《四部丛刊》所收建本六臣注未见李善上表，或是在书首脱去。
[19]范志新《〈六臣注文选〉吴勉学本出潘本》，《文学遗产》2000年第4期，页23。
[20]吴松松、陈虹羽、张守卫《明清时期歙县本地私家刻书考》，《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5年第18期，页148-150。
[21]元刊茶陵本似无完帙存世，国图藏有残卷。此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明翻茶陵本扫描图像。
[22]据笔者管见，最早指出这一特征的当属杨守敬，其在《日本访书志》卷一二著录有藏于日本枫山官库的赣州本，即称此本“其中凡善注之发凡起例者，皆作阴文白字，如《两都赋序》‘福应尤盛’下，善注‘然文虽出彼’以下十九字作阴文，又‘以备制度’下，善注‘诸释义’至‘类此’二十字亦作阴文，此当有所承”。《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邻苏园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0册页677。
[23]据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中华古籍资源库”所收扫描图像，为宋元明递修本。
[24]第一条之所以无阴文，或是后来补板未刻阴文。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1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刘锋老师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