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一个20岁的广州仔临刑前留给母亲的诀别书 一字一泪 字字感人
报纸的报道是这样开始的：
公安局昨日1时，提出暗杀警探凶犯卢荣一名，诱掳邓运使的侄子、港商邓镜浦的掳匪董正时，逆党张耀庭、邱瑞霖、方大中、谭少庭等共6名，押赴东郊执行枪决，在掳匪董正时未枪决的前一晚，拟就了交给他母亲的绝命书一封，一字一泪，似乎有悔改之心，但是觉悟得太晚，现在记录如下，以此作为无业少年的告诫，千万小心谨慎不要招致此杀身之祸，信里说：
（注：我们的主人公叫做董正时）
禀陈氏亲爱母亲大人尊鉴：
向您哀禀的人、不孝子偶然因为一念之差、受人愚弄，导致接受刑罚，已经无法挽救了。马上就快要受刑了，在受刑前，我要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始末缘由，在与母亲大人永别之前诉说给您听。
事情缘于我不孝没有思想，妄听人言，以致有辱母亲的名声，罪孽深重到了极点啊。想要痛改前非改邪归正，可是已经犯下罪过有罪在身了。
不孝儿从出生以来，生不逢时，一是承蒙您的养育，二是承蒙您追随我死去的父亲，从越南不惜千山万水赶回家乡，为我父亲的后嗣香火，守寡养儿，二十多年来，我深蒙您的养育之恩。
作为母亲，本来是养儿防老的，作为儿子，我也想出人头地彰显您的美名、博取您的欢心、侍奉您一辈子到老，谁料一时糊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干下错事。
回忆起当初父亲逝世，奶奶也相继逝世，我从小就没有叔叔伯父可以依靠，长到孩童时上了学，等到了15、16岁时，就出门闯荡了，一直到20多岁时，向来安安稳稳的比较顺利。虽然家里没有什么稳定的家产，但是也从来没有起坏心思。
（注：文中的“大母”应该是奶奶？或者是“长房”？）
不幸的是在今年正月，错听了老乡的言语，将邓镜甫（名字与上文不一样）引到了本乡。那时候我正穷困，本想等他到了后，向他求借三、四百元钱当作本钱做生意，当个小贩谋生，谁知道蛊惑我的老乡别有用心，提前约好了几个劫匪，强行绑架了邓先生，勒索赎金一万多元，我当时混迹其中。见那些人的意图和我的本意不一样，正准备偷偷逃离他们，不料被那些劫匪强逼。那些劫匪说：“当初骗来人质的信是你写的，现在人质在我们手里，罪名你承担，钱财我们花，试问你又怎么样呢？”
（注：可见，这个年轻人在当时确实是个文化人，诈骗信件是他写的）
儿此时扪心自问错在当初，没办法只能暂时听从这些人的，为的是希望这些人能够善待邓先生，不要对他太苛刻，从轻赎回他。谁知道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最终还是因为意见不同，况且自己也觉得对不住邓先生，天良发现，于是自己只好投军，投奔了西路第九独立旅第三营，充当书记长兼任排长。
（注：确实是个文化人，一当兵就可以成为书记和排长）
但如今害我的那个人，和那个害我的老乡是同一个人，我曾经当面对姐姐说过，只要一问她就知道了。追究其缘故，有这样的原因，一是因为邓先生的事他对儿不满，二是因为儿投奔军队时，他正谋划着劫持火车，被儿子三次破坏了奸谋，到后来他公然在南岗站假冒滇军，上车图谋劫持，儿子见他已经撕破脸皮到了极点，于是督促队伍与他激战，他们打死了卢军长的侄子卢秘书，埋葬了尸身，等火车劫案后，徐司令办理此案，将邓先生救了出来，儿子心里暗喜，他们于是怀疑我是眼线，已经怀恨在心。
（注：这一段的人物关系比较复杂，有些不是很明白。）
当时正好是团长去前方两个多月了，没有粮饷，营长又接济粮饷不灵，士兵们都自己散去了，等到了六月中旬，儿子退出军队回省城（指广州城）居住，寄住在表哥家。谁知道有心人算计无心人，那老乡千方百计，寻找到我，和我谈论聊天，让我替他卖枪，然后又让人假办商团找我购买，于是我遇到了这一劫难。
人这一生谁都免不了一死，但我死前还有牵挂，特地将事情的始末情由，告诉给母亲大人。儿之所以死不瞑目，是因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可怜我的父母啊，如此劳苦地养育我,语出《诗经》)，如此大恩还没有报答，上不能继承先祖的后嗣，从此断了我家香火，下不能为父母双亲焚香燃灯，又不能孝养母亲，背负的罪孽实在是太重了。（注：诀别信里用上了《诗经》的语句，堪比现代人。）
民国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晚书于狱
不孝负罪男九绝命手禀书
（注：时间上有些对不上：本报道是在1923年11月3日，报道说是“昨日1时”，就应该是11月2日伏法，但是这里最后的落笔是“九月十八”，小编查阅了万年历，1923年11月2日这一天的阴历也不是这一天。）
这就是《广州民国日报》连续两天刊登这封信的主体。
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