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的小学毕业照
1973年7月小学毕业照
（箭头所指是12岁的山人）
1968年9月，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背起书包上小学。
我的一年级是在郁南县都城镇手工业子弟学校上的，二年级到五年级小学毕业，则是在都城镇四小，即如今的都城中心校就读。
关于都城镇中心校，1995年《郁南县志》第二十五篇《教育》第二章《普通教育》有如下一段介绍文字：
该校前身是第四区中心国民学校，创办于民国4年（1915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都城改为郁南县第十三区，随之改称第十三区中心国民学校。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校址迁往吉庆社（今新生东路镇中心小学）。民国三十年（1941年）秋改名都城镇中心国民学校，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又改名都城镇第一中心小学。本县解放后改名郁南县第一小学。1952年秋，改为郁南县第一中心小学分教处。1953秋，又改为郁南县师范附属小学。1955年秋，复称郁南县第一中心小学校，1958年改为都城镇中心小学校，1967年改名都城镇第四小学。1979年秋，复名为都城镇中心小学校。
1972年，我升上了四年级，那一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各项工作开始整顿，教育也逐渐开始走向正规，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教育回潮”。这一回潮对我们的最大影响，是升上五年级后，老师告诉我们：小学毕业后，要通过升学考试才能进入初中学习。为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语文、算术，兼教图画的算术老师，把图画课也用来讲算术课了，而语文老师竟然给我们讲现代汉语语法，主语、谓语、宾语，当时简直把我搞到了昏头转向。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回到了正轨，组织小学毕业班照毕业照的惯例，也得到了落实。
这幅小学五年级的毕业照，是我的第一幅毕业照，也是我第一次照相。因为晒一张这样大小的照片得几毛钱，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学都因为家里穷，没有提出自己出钱晒一张，以至于这幅毕业照照了之后，我一直没有看过，直到2019年春节期间，小学同班同学冯某某把它发上班群，我才看到了这幅48年前的毕业照，并认出了自己。当看到这幅自己多年来不知道如何寻觅的照片，这张我12岁时留下的唯一影像资料时，那种感慨，那种激动，真的难以形容。
从照片看，当时绝大部分同学的家庭生活都十分困难，蹲在前排的女同学，基本上都光着脚丫，没有几个有鞋子穿的。而男同学，不少人连衬衫也没有，是穿着冬天的外衣来照相的。
1973年7月小学毕业照
（箭头所指是周江林校长）
照片二排右起第八是周江林校长。在当时，周校长真的够得上是都城的名人了。其出名的原因，一时身材，二是水平。周校长应该属于侏儒一类，身高最多只有一米四，上身与正常的成年人差不多，但下身特别短小。但周校长的管理能力和口才，在都城教育界中，绝对是大名鼎鼎的。周校长大约是在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来到镇四小的。在周校长之前，镇四小的校长是谁，我至今不知道，因为周校长之前的校长都不懂得刷存在感。周校长就不同了，每天早上做完早操后，他都要站在下操场通向上操场石级的最高处，对着下操场的全校师生训话。一个懂得天天刷存在感的校长，全校师生是没有不知道他的。周校长的治校手段之一就是树典型立榜样。他当时树了比我高一届的梁某为典型，这是一位学习成绩好，守纪律的同学。后来考上初中，升上高中，1977年考上大学，进入社会，梁某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周校长善于治校的手段之二，就是以身作则，坚持给学生上课。我们五年级的常识课就是周校长给我们上的。关于周校长的水平，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予以说明。我在都城一中上高中的时候，镇还是县的教育部门组成检查组对一中的教育革命工作进行检查，检查组最后推举周校长在一中的大礼堂，对着一中全体师生作总结发言，周校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发言，我至今还有印象。
照片二排右起第十是我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黎文忠。
黎老师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老师，在我所有的小学老师中，我最要感谢的，就是他。
当时我们男孩子都喜欢做弹弓，做弹弓的树桠叉，据说是番石榴树（都城叫石榴树）的最好。当时的郁南县委后面靠水塘的地方种了十来二十棵这种树，我们经常去攀爬寻找合适做弹弓的桠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又去找了，桠叉没有寻找到，却发现附近的甘蔗可以吃了，于是折断了一根，跑到附近躲起来吃。第二天回校，早读时我和同座的罗星同学说昨天在县委后面偷了一根蔗吃。我们坐在第三位，站在讲台上的黎老师应该是听到了我说的，第二节课后，他就找我了，质问我星期天下午干了什么坏事？我以为县委的人发现了我偷蔗吃，告到了学校，哪敢否认？于是一五一十地向黎老师坦白交代了。黎老师批评了我很长时间，我都哭了，他还不放过我，要我写一份检讨书。
中午回家，我从课文簿上撕下了一页，写了一份检讨书，下午上学拿到办公室交给黎老师。我以为事情应该就此结束了，没想到下午放学后，黎老师叫住了我，要我带他去县委后面的偷蔗现场。
1973年7月小学毕业照
（箭头所指是黎文忠老师）
偷蔗现场离我家和黎老师家都很近，来到现场，我指着剩下蔗头的甘蔗告诉黎老师，我就是偷了这一棵。黎老师看了看，拉着我到番石榴树下，蹲下来，和我谈了很久。关于这次谈话的内容，无论我如何努力回忆，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只记得投入鱼塘的番石榴树枝桠，随着微波一晃一晃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为人师表，每当我想起黎老师对我的教育，我不得不承认，这只有黎老师这一代的老师才能做到，或者说只有黎老师才能做得到，我真的无法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