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闲暇中，人们才能自由发展；只有在闲暇中，人们才能享受生活。人类若没有闲暇，就没有科学、哲学和艺术乃至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学习是个人能力的培养，劳动、工作和创业是社会价值的创造，而休闲则是个人需要的满足，是社会价值的享用。它们先后相继，因果相承，是自我实现的必要环节。学习、工作和创业是个人的社会化，是进入公共领域的过程；而休闲则是个人的自我化，是返回私人领域的过程。“休，息止也，从人依木”，[1]传递的是人倚木歇息的画面，“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2]恬静而惬意，吉庆而欢乐。“闲，阑也，从门中有木”，[3]既可以指规范和界限，也可以指轻松自在的生活状态。闲还通娴，有娴静、纯洁和安宁之意。休和闲都表达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说明休闲不仅仅指闲暇状态，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境。我们常说改变心情就改变了世界，那是因为“物随心转，境由心造”，若我们能抛开内心烦恼，心胸就会宽广起来，万事万物也会变得美好起来。正如一首禅宗偈颂所描绘的那样：通往“人间好时节”的路径是“若无闲事挂心头”，这也就是休闲所要求的一种心境：驱除人生烦恼，享受美好生活。人们常说为工作而休息，仿佛工作才是目的，是正业，休闲只是手段，是业余生活。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劳动、工作和创业也是手段，休闲也是目的，人们也是为休息而工作。亚里士多德早就明确指出：“全部的人生也有不同的区分——勤劳与闲暇，……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而闲暇又正是勤劳（繁忙）的目的”。“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5]但亚里士多德也将休闲与消遣区别开来，认为“休息不是目的，因为我们是为着实现活动而追求它。”[6]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样两个似乎自相矛盾的说法呢？关键在于，无论劳动、工作和创业，还是休闲，它们都服务于人的自我实现。休闲首先不仅仅是消费，尤其不是浪费和奢侈。一个人享用的价值应该严格小于他/她所创造的价值。因为若所有人享用的大于他/她们所创造的价值，则社会退步；若所有人享用的等于他/她们所创造的价值，则社会停滞；只有所有人享用的小于他/她们所创造的价值，社会才能进步。当然，在具有充分剩余价值时，社会应该满足个人生存底线，无论他/她们是否尽其所能，只要遵守社会秩序，他/她们的尊严和自由就应得到保证。虽然休闲必须以享受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前提，但它的目的却是自我实现。休闲中的自我实现与劳动、工作和创业中的自我实现相比较，在于它的本质就是享受自由。闲暇时间是休闲的前提。劳动、工作和创业，都是生产和再生产，无论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物质财富、人类自身、社会关系，还是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精神财富，归根结底都是生产和再生产我们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就意味着自由。因此，自由不是生来具有的，而是人们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闲暇时间愈多，自由也就愈多；闲暇时间愈少，自由也就愈少。只有在闲暇中，人们才能自由发展；只有在闲暇中，人们才能享受生活。人类若没有闲暇，就没有科学、哲学和艺术乃至整个文化和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希腊的辉煌文化和灿烂文明就依赖于希腊人尤其雅典人的贵族生活即闲暇生活，这一点在黑格尔对苏格拉底哲学活动的境遇和方式的精彩描述中可见一斑：他的哲学和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是他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他的生活和他的哲学是一回事；他的哲学活动决不是脱离现实而退避到自由的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去的。产生这种同外部生活联系的原因，是他的哲学不企图建立体系；他研讨哲学的方式本身毋宁说就包含了同日常生活的联系，而不像柏拉图那样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世间事务。说到他的专门职业，他的哲学讲授，或者更恰当点说，他的社交活动（因为严格说那不是讲授），他同每一个人，同各个阶级、各种年龄、各种行业的人们的社交活动，——他的哲学的社交生活，在外表上是与一般雅典人相同的：他们最大部分时间无所事事，而在市场上闲逛，或者到公共运动场里去游荡，有时在这里作作体操，此外主要地是聊天。这种社交方式只有在雅典的生活方式之下才有可能。大部分工作，在现在是由自由公民——无论是共和国或君主国的自由公民——作的，在那时则是由奴隶作的，工作被认为对于自由人是不光荣的。……在今天，这样一种优游生活与我们的习惯是完全不相容的。苏格拉底也这样游荡着，生活在对于道德问题的无休止的讨论中（……）。他所作的正是他所擅长的事，一般说来这可以叫做道德的说教；但是这并不是一种讲道、训诫、讲授或枯燥的道德说教等等。因为这种东西在雅典人中间，在阿提卡文雅风度中是无地位的，这不是一种平等的自由的合理的关系。恰巧相反，他同任何人谈话，都保持着阿提卡的文雅风度的特点，不自以为是，不好为人师，不强人从己，充分保证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避免一切粗暴无礼的态度。因此，克塞诺封的、特别是柏拉图的对话集，成为这种优美的社交文化的最高典范。[7]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上的贵族闲暇生活、建立在城邦制度基础上的贵族社交生活，这就是当时希腊雅典令人向往的地方。一帮精神贵族，在“无所事事”、“闲逛”、“游荡”、“聊天”中度过了无数优游的岁月。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和印度，还是近代欧洲、现代西方，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充分地复制和翻版这一生活方式。当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指责当时希腊人（包括雅典人）奴役奴隶和在社交生活中拒斥妇女的社会制度，因为希腊人的闲暇生活仅仅属于自由人的生活，自由人不劳动亦不工作，是建立在奴隶、妇女、外邦人劳动和工作的基础上的。但是，正是在这样一种剥削、压迫制度下，一个小民族对于人类做出了许多大民族不及的贡献，当时希腊人，尤其雅典人享有这样一种荣誉。在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中，未成年人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成年人的主要任务是劳动、工作和创业，老年人便休闲。这是人生一个大的周期，还有一些小的周期。每年有节假日，每周有星期日。在犹太教经典《圣经·旧约全书》中，上帝在前五日创造天地、万事万物，第六日创造人，“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 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 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 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8]连上帝都需要休息，更何况人类了。在现代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拥有闲暇时间，但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真正达到休闲这样一种人生状态。林语堂特别阐发了“中国的悠闲理论”，认为“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这一句话当然是以偏概全的说法，中国人的勤劳同样是举世闻名的。他说：“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9]这个说法同样是片面的，中国人既是勤劳的，也是智慧的，更是勇敢的。但智慧和文化产生于悠闲却是一个真理。休闲固然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但它却不是富有者和成功者独享的权利，而是一种达观心态，只有具备这种心态的人才能真正领略悠闲生活的乐趣，才能真正享受悠闲生活的意味。中国传统就有所谓“孔颜乐处”，是指孔子倡导的人生境界以颜渊和自己为榜样：“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10]后人所谓“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11]其实这是孔子倡导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安于物质清贫，乐在精神富有。刘禹锡的《陋室铭》揭示了同样一个道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12]据史料记载，刘禹锡因革新失败、得罪权贵而被贬为安徽省和州县通判。按当时规定，他应住衙门内三间三厅之房。可知县是一个势利小人，多方刁难他，先是安排城南门外临江三间小房；后又调至城北门河边，住房面积减半；最后搬到城中一间破旧小屋，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第一次面江而居，刘禹锡欣然接受，并作对联一幅：“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争思辩”。第二次位于河边，刘禹锡心平气和，更作一幅对联：“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直到三次搬家，刘禹锡愤然之余，作成《陋室铭》，刻于石上，立在门前。虽然偾世嫉俗，依然表现了儒家所倡导的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中国传统还有所谓“庄禅境界”，就是庄子、禅宗所倡导的人生境界，也是休闲所需要的心理状态。庄子倡导“逍遥游”，指一种个人精神绝对自由的境界。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蜩与学鸠“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斥鴳“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大鸟和小鸟自然能力各不相同，都能顺乎自然地享受飞行之乐，但这只是一种形体上的逍遥，形体上的逍遥是受到外在条件制约的，充其量只是相对的逍遥，由此得到的快乐只是相对的快乐，而不是至乐。“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藉自然的本性，顺应阴、阳、风、雨、晦和明的变化，游于无穷之中，从而超越主观与客观的界限，真正做到天人合一，这样的人才能达到至乐，这样的人就是至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3]无己才无所待，无功才无所依，无名才无所求，才能达到自由自在的理想境界。禅宗认为，信佛的人通常所理解的修行只是“有为”的修行，虽能产生若干功效，但却不能持久。因此，最好的修行方法应是“无为”的修行，即“不修之修”。所谓“不修之修”就是以平常心做平常事，做平常人。唐代青原惟信禅师把参禅分为三境界：“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14]入门之时，山不是那山，水不是那水。出道之时，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然而心境已变，所谓“休歇”，便是休闲。参禅的过程就是寻求顿悟的过程，一旦顿悟，便可得道，得道者虽然所做的事情和普通人无两样，但事情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因为得道者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执著。“问：和尚修道，还用功否？师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困来即眠。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否？师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师曰：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睡，千般计较。所以不同也。”[15]修行的人虽然与平常人一样吃饭、睡觉，然而烦恼已除。此即所谓“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行，未曾踏着一片地。”“终日说事。未尝挂着唇齿，未曾道着一字。终日着衣吃饭。未曾触着一粒米，挂着一缕丝。”[16]由于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给更多人提供了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们已经迈入普遍休闲时代。如何充分利用闲暇时间，享受自由、快乐和幸福的生活，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就要求我们掌握休闲的技术和艺术，不仅乐于休闲，还要善于休闲。休闲的方式和方法多多益善，“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孰大于是！”[17]闲暇时，可以读书、著书，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可以弹琴、唱歌、跳舞、绘画、练书法，提高自己的艺术气质。你可以不是作家，可以不是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快乐就成。你可能成不了作家，成不了演奏家、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无关紧要。不结果实的花照样美丽，不必追求累累果实，在阳光下尽情享受绽放的过程就够了。闲暇时，可以登山涉水，游览风光名胜，以修身养性，净化心灵。闲暇时，可以交益友，和朋友品茶、闲聊天，放飞心情，增进友谊。当然，闲暇既可以使人上进，也可以使人堕落，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休闲决定品味。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的演说中，胡适说：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顽艺儿，可以叫作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马将，他就成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18]
[1] 《说文解字》“休”。
[2] [宋]欧阳修：“醉翁亭记”。
[3] 《说文解字》“闲”。
[4] [宋]无门慧开：《禅宗无门关》“平常是道”。
[5]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95、398、416页。
[6]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4页。
[7]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1、51~52页。
[8] 《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2章。
[9]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越裔汉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9、120~121页。
[10] 《论语》“雍也”“述而”。
[11] [宋]程颢：《元公周先生濂溪集》“附录杂文”。
[12] [唐]刘禹锡：“陋室铭”。
[13] 《庄子》“内篇·逍遥游”。
[14] [宋]普济：《五灯会元》“青原惟信禅师”。
[15] [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怀让禅师第二世马祖法嗣”。
[16] [宋]颐藏：《古尊宿语录》“黄檗（希运）断际禅师宛陵录”、“云门（文偃）匡真禅师广录上（门人明识大师赐紫守坚集）” 。
[17] [清]张潮：“幽梦影”。
[18] 《胡适文集》第5卷，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5页。
编辑|卫莹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