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论】谈诗与哲学
谈诗与哲学
程广云 王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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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老师您好!听说您一直都很喜欢诗歌创作。我首先想问您的问题是,您是怎样接触和了解诗歌的呢?
答:这个问题要分几个阶段说。最初我们那个年代(文革年代)整个文化环境就是“荒漠”,基本上没什么书可读,一般来说能看的书就是一些课本。最早接触的诗歌是毛主席诗词,其它的好像都没有接触到。
改革开放以后,就有一些书可看了。我记得我在高中才第一次接触到唐诗。不是有一句话嘛,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时也就胡诌了几首诗。最早写的一首五绝我现在还保留着,大概写的是一场暴风雨之类的,没什么艺术价值。这时候我还没有进入写新诗的阶段,但是我从这时起就有了对诗歌的兴趣。
等到了读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着读书。当时我们也不太会读书,基本上读书的情况就是:首先,课堂里面似乎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因为老师都不懂,有些东西根本讲不了。结果在课堂上,大多数老师就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一种情况,所以在课堂上基本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然后就是去图书馆、资料室找书。可能在我们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的图书馆、资料室也没有多大,但在当时,对于我们这些从“荒漠年代”走过来的人来说,那里的书好像是挺多的。这么多书怎么看呢?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去看书。据说有的人发誓从字母A看到字母Z,就像萨特有部长篇小说《恶心》里面有个人物就是这样。这是一种讽刺,就是说有的人根本不会读书。当时我对文学(后来也对哲学)发生兴趣,对别的学科兴趣就要小一些。我的读书方法是这样的:我先看“史”,比如《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一类的书。那个时候文学史的编写方式很清楚,它是把那些作家(包括诗人)分等级的:第一流的放在“章”的标题里,第二流的放在“节”的标题里,第三流的放在“目”的标题里,等而下之的能在文中提到就不错了。我就根据这个分级原则,把最重要的“章”一级的几个人的作品找出来看。比如当时最有名的现代诗人——郭沫若、艾青,我就找他们的诗集抄。因为当时没有打字啊、复印啊什么的技术,只能用手抄写。当然我是摘抄而不是全抄,就是把自己觉得不错的、喜欢的诗一首一首地摘抄下来。
除了郭沫若、艾青,当时著名的诗人(建国以来的)还有郭小川、贺敬之,我记得还有一个叫闻捷的,这个人在现在一点都不重要,可是当时文学史说他写的诗是“现代史诗”,这个地位简直太高了。所以我就看了他的诗,虽然我也不知道他的诗价值在哪里。这就是说有的诗人虽然文学史对他评价那么高,但自己去看他的作品却没有什么感觉,这就是我当时对闻捷的主要印象。当然像前面提到的几个诗人也有几首好诗,但大部分都是不能引起我自身共鸣的那种。
终于有那么一次,大概在一次暑假之前,我中文系的一个同学借了一本很薄的、好像是油印的一本小册子给我。那本小册子的名字大概叫做《朦胧诗选》,收录了徐敬亚的一个诗评,叫做《崛起的诗群》,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有一种新的诗歌现象出现了,叫做“朦胧诗”。那个小册子上列的朦胧诗的代表人物有舒婷、北岛、顾城等,大概有十几个诗人。这个小册子当时给我一种刷新的感觉,觉得诗原来可以这么写,原来抄的那些诗毫无意义。于是我整个暑假就把那个小册子读了十几遍吧。可见那种新鲜感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可惜的是那个小册子没有保留下来。从那以后我就开始转入新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运动还是很明显的。当时有个说法,就是有两支大学生诗歌群:一支是华师大,一支就是我们安师大。但我不算主力,连边缘人物都不算,主力在中文系。可我多多少少、直接间接是受到他们影响的。所以我就开始尝试新诗创作,不过一开始写的诗都很烂很糟。我现在保留下来的第一首诗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写的,此前所写的大概还有十几首都作废了,因为实在是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所以这就算是有了一种诗歌兴趣,这种诗歌兴趣以后就一直保留着。
后来我就到中学教了五年书。在这五年里,中国的新诗又发生了一次转折。大概是《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发起一次后朦胧诗运动,开始批判朦胧诗,有一个主要的口号就是“打倒北岛”。他们认为北岛、舒婷、顾城这些人所代表的朦胧诗也是属于要批判的、要打倒的对象。但后朦胧诗运动对我的冲击力度就没有朦胧诗那么大了。后来,从我读研究生,到首师大工作这一时期,整个中国的新诗运动就处于一种衰退阶段,影响力就开始减弱了。但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海子。我接触到他的诗歌是在九三年(我到首师大工作)之后。我买了一本《海子诗选》,那对我的冲击力也是不小的,足以和当年的朦胧诗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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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促使您写诗的动力是什么呢?是有感而发还是特地去写?
答:两种情况都有吧!偶发的创作动机肯定是存在的,这种偶发性可能源于一句话,它很有意思或者说很有意境,在此基础上加以联想,一首诗就出来了。往往偶发的创作动机创作出来的诗歌比较快,一下子就写完了,当然肯定是比较短的诗。还有一种就是刻意为之的,有意地想写一些东西。这种情况下容易写出比较长一点的诗,但是完成不了的也恰好是这种,就是你写着写着觉得没意思就干脆作废了;或者变成一种残稿放在那里,这种残稿我也是有很多的,比如我写了一半,或者写了开头就放在那里不再写了,但也有可能我突然有了个新想法,就把某个残稿找出来完成了,也有可能把这个残稿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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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一般在写诗的时候都涉及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答:我觉得一开始都和生命有关联,和人的生活有关。和人物有关的我写的比较多,和景物有关的就写的比较少。当然,如果看我以前保留下来的这些诗歌创作,还是比较单一的,无非就是生死爱恨之类的情感。反而是我现在因为不当系主任了,年龄大了,比较闲了,写诗就有点多样化的味道了。比如,给自己编一个寓言,设计一个虚拟的故事,带有一定寓意的那种。反正我主要是写抒情诗,偶尔写几首寓言诗,有一种虚拟叙事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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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会把一些哲学思考写进诗里面吗?
答:这你就问到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哲学和诗的关系,或者哲学和诗的结合。我是这么理解的:哲学和诗的结合有多种层次。表层次的结合,比如哲理诗,把一些哲理思考放在诗里面,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非常表层次的。这种类型的诗写不好的话,既伤害了哲学又伤害了诗,两边都不讨好。因为哲学有哲学的表达方式,诗有诗的表达方式。我们哲学一般是用概念去思考,但是如果诗也用概念去表达的话,那你还写诗干什么?不如直接去写论文。所以一般是不能这么写的。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哲学思考化为一些意象的话,那就有可能使诗具有哲学意味,而不是诗中有哲理。哲理诗我觉得是哲学和诗所结合的低层次,但若整个诗所达到的意境具有某种哲学高度,这才是哲学和诗比较好的一种结合。还有我觉得写劝诫诗也很没意思,因为你没有把自己摆到诗里去。诗歌中有一种生命的张力,如果你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写诗,说大话,很有可能就是假大空,让人读起来不带感。你必须作为一个当事人去写诗,将自己的生命乃至宇宙的生命代入诗中,这样才能恢复诗歌的原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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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么说来,诗歌的特征算是表情达意吗?
答:我觉得诗歌的特征应该是一种言说方式吧!表情达意的话,差不多整个文学都是这样吧?诗有自己的特殊的形式,如果离开这个特殊形式的话,还不如去干别的事情。如果你想叙述一套你的观点、你的主张,你为什么非要写诗呢?你完全可以写文章,或者写别的,没必要去写诗,写诗一定要有它的那种特点。所以我觉得,诗歌最主要的是意境,是意象。中国人讲的那个“象”是赋有某种意义的,万事万物都可以成为一个象;而且,意象的组合比单个的意象更重要。比如,水和月亮、火和太阳在一般人看来都是平常的事物,但诗人的任务就是使这个简单的月亮和太阳具有特殊的意境;而且你把这些意象组合起来的话,它就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才是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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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所以诗就是要显现、表达某种东西,让它不要淹没在平凡之中。
答:对!或者说诗人的使命可以这么讲: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非日常性,一种灵性;使一些平常的、平凡的东西,变得不平常、不平凡。如果你在诗里说了半天都只是大家轻易就能想到的东西,那你就白说了,毫无意义。但是要赋予事物灵性,给事物找到特殊的意象却需要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可能就是灵光一现,抓住了这一瞬间就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境界。除此之外,我觉得诗歌既然作为一种艺术,那它与其它艺术门类就是相通的。从我个人经验来讲,写一首诗,与画一幅画、唱一首歌都是相通的。甚至书法艺术也和诗是相通的:书法中有“留白”,诗歌创作中也有。在诗歌里,如果把话都说尽了,方方面面都说全了,就没意思了。所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一点跳跃,留下一点空白,这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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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算是一种将尽未尽、欲语还休的感觉吗?
答:是的。不过留白也是要有一个度的,要恰当地点到为止。所以各种艺术的创作方法都可以通用,但是要把握好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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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首好的诗歌要给人带来哪些感觉呢?
答:我觉得诗歌最基本的要有一个画面感。如果我写完一首诗,我要看一看我的诗有没有画面感,有没有美感。如果没有画面感和美感,那么整首诗都很呆板,绝对算不上一首好诗。除此之外,音乐感也很重要,即一首诗读起来能不能朗朗上口。虽然新诗不像古诗那样韵律平仄要求严格,但还是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在总体上有一种音乐感。一个人喜欢诗也不会仅仅喜欢诗,他对其他艺术,比如绘画、音乐、舞蹈,都会有所涉猎。很多时候,不同的艺术形式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表达相同的主题,各类艺术形式之间是可以共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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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的。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吧,可以请老师谈一谈中国哲学与诗的关系吗?
答:这需要先分别谈一谈中国哲学和诗。首先,我们曾经争论过,中国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争论一直都很受关注。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哲学”这个概念是不成立的,只有“哲学在中国”,就是说哲学这个东西是从外面来的,或是我们用西方的理解范式去理解中国的某些思想,所以就构建出了一套所谓的“中国哲学”。中国的国学按照传统的划分,分为经、史、子、集,哲学不在这里,是一套外来的东西。如果这么一讲的话,中国就根本没有一种叫“哲学”的东西了,虽然有一些片断的哲学思想,但并没有一个哲学系统。如果中国哲学不成立的话,那么中国哲学传统就不成立了。所以在讲到中国哲学时,这是一个不能绕开的问题。当然还有另一些人认为中国还是有哲学的,只不过中国哲学有自己的特点。我说这个话题并不是说我要参与到这个讨论中,而是因为我身在哲学系,在讨论哲学教育问题时,会涉及到这些东西。在中国古代学说中,起到主导作用的确实是经学,而“经学”是一个权威概念,是不可置疑的。但哲学是可以怀疑的(因为理性是可以怀疑的),这和经学正好相反。王国维曾经说过,中国在清末民初发生了一个教育的重大转向,其中有一个核心,就是用哲学取代经学,用哲学教育取代经学教育,哲学彻底破除了原来经学的支配地位。可在当下,我们实际上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把哲学搞成教条,实际上就是把哲学搞成经学——一种不可置疑的权威。如果我们要朝着真正的哲学的路径走的话,那恰恰是要培养一种理性的、批判的、反思的怀疑精神。这可以说是清末民初以来教育改革的基本方向。所以,不管中国传统里有没有哲学这个东西,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一个核心的方面就是用哲学取代经学,用哲学教育取代经学教育。即使中国没有一个明确的哲学传统,我们也必须把这个传统构建起来,哲学的这个意义不是其他学科(比如科学)能取代的。这就是我理解的中国哲学的价值所在。
我们再说一下诗。诗在中国就太明显了,中国历来就被称为“诗国”。古诗主要是和文言文相应,新诗是和白话文相应。白话文是汉语言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明清小说实际上就已经是白话文了。白话文其实也是一个文化的下移过程。近代史上白话文运动必然催生出新诗,诗歌革命是和白话文运动相关的。第一首新诗一般认为是胡适写的,虽然写得很不好,但也说明新诗和白话文运动的关系。古代大多是用文言作诗(其实民歌里面也有白话),但近代白话文运动以后就主要用白话作诗,这是时代的一个大变化。因为新诗的起源和发展距离我们现在没多少年,所以我们不能期望它的成就有多么高,不能认为新诗现在就已经达到或者超过古诗的高度。可我们要承认的是,新诗的进步是很迅速的。我觉得,民国时期的新诗(第一代)成就是很有限的,延安时期(民歌化运动)直到文革时期的新诗成就是更有限的,但改革开放以后的朦胧诗就可能是新诗的一个很高的高度,所以朦胧诗不能低估。
我觉得海子的高度其实是很高的,他的诗歌成就不在于他的短诗,而在于他的长诗(他写出了史诗)。有一个迷信的说法,认为现代人是不能创作史诗的,史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但海子创作了上万行的史诗(《太阳·七部书》),这是他的最高成就。从整个中国的诗歌发展史看,他让诗歌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认为他不亚于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的高度,只不过他离我们太近了,让我们觉得没那么高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他的影响力会逐渐上升,我一位朋友甚至认为他可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并列。所以我认为,中国诗歌在现代的发展,最起码比哲学发展得更迅速。虽然我们当代有许多著名的思想家,他们的确有思想,但他们的思想是不是哲学的,还是有待考虑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达,但纯粹哲学却比较薄弱。中国的哲学和中国的诗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中国的哲学还是有一种外生性在里面,中国的传统更多的是经学和子学。但中国的诗却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古诗和新诗的发展是辉煌的和迅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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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的。那您觉得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标准去评价一个诗人呢?
答:评价人物这一件事(不止限于诗人),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上看。若一个诗人在前人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新的范式,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个诗人才算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越是全新的,越具有创新意义。如果内容和形式都在复制别人,那肯定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觉得现代人玩古诗,肯定不可能超过李白、杜甫,因为现代人在古诗上不可能做出具有重大创新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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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这些学生平时想尝试一下诗歌创作,请问您能给我们一些指导和建议吗?
答:这我没有什么十分明确的建议。作诗这个东西不能强求,首先要有兴趣、爱好吧?其次,要创作出一首好诗,还要有天分。有的人写诗就是有天分,这和一个人闲不闲忙不忙没什么关系。除此之外,人生阅历也对诗歌创作有所帮助。但我宁可相信诗歌是属于青年的。总之,写诗这一件事是要你去尝试,去做,去发现的。
程广云,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颖,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201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