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洪 | 《金瓶梅》人物三论
提要：蔡御史、李衙内、王招宣是《金瓶梅》中很次要的人物，但又是别具意味、颇有特色的艺术形象。其中，蔡御史身上浓缩了“寻租”官员几乎所有的元素——商人的先期“投资”，出让掌握在权力手中的商机，接受“性贿赂”，提供保护伞，“寻租”官员之间的权力“互借”等等，可谓是中国文学形象的长廊中，最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寻租者”。李衙内在生死关头抗拒父命，捍卫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直接影响到后世贾宝玉形象的塑造。王招宣则是作者别具心裁的一笔，表现了封建统治集团不可挽回的堕落趋势。
《金瓶梅》人物三论
作者|陈洪
《金瓶梅》一书，形象鲜活之人物，首推潘金莲，其次西门庆，其余李瓶儿、应伯爵、孟玉楼等，论之者皆夥颐。而一些作者落墨不多，甚或寥寥数笔的人物，往往为论者忽略。殊不知，其中也颇有意味深长、别具特色者，如蔡御史，如王招宣，如李衙内等。人弃我取，特分说如下。
千古“寻租”第一人——蔡御史论
首先说明，这个“第一人”指的是在中国文学形象的长廊中，最早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寻租者”。
《金瓶梅》情节的主干是西门庆的发家史。和主干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是以潘金莲为主的妻妾们的命运史。如果把《金瓶梅》比作一棵大树的话，主干是西门庆的发家和纵欲，枝干是那些女性的命运，另外还有枝干上附着的大量小枝小叶——包括西门家族的亲友和婢仆，以及帮闲、伙计等等。这样就把这个大商人、高官、富豪、恶霸的大家庭写得有血有肉。而这棵大树是与其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西门的家庭生活离不开社会活动。于是作者写官场。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作者创作目的何在？是为了暴露官场而写西门的家庭，还是为了西门的家庭而涉及官场？这几乎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解问题。因为作品中对官场的刻画太用心了，和对西门家庭生活所用的力量毫无差别。我认为作者和官场必有很密切的关系。作者虽然不是一个高官（我不倾向于王世贞所作），但必定是一个与官场距离很近的观察者。所以他的观察十分细致和透彻，尤其是对官场“寻租”现象的描写，入木三分，若不是有某种亲身经历绝写不出来——“寻租”，虽然是一个现代才有的名词，但是用来概括此书一些核心性内容却是毫不牵强。
“寻租”这个词用于政治经济学领域，是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主要意思是：在不合理的政治制度下，某些特权脱离制约，利用行政力量造成产生超额经济利润的机会；而在此吸引下，企业家、商人等以行贿的手段得到这些机会，从而以非市场方式获利，导致收入的不合理分配。这种官商勾结扭曲市场的行为便称之为“寻租”①。当然，在经济理论界，这个概念还有广义、狭义之分，而在此我们不去细究。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封建特权与商品经济的遇合，则是“寻租”现象的最佳温床。
由于我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帝王将相的家谱，所以对社会经济活动的记载往往轻轻带过。在这样的情况下，野史、笔记，乃至通俗小说反而承担了保存经济史料的重要责任。而在这方面，《金瓶梅》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尤其是关于明代后期，一方面是商品经济的急剧膨胀，一方面是吏治的加速败坏，新兴的商人阶层出于逐利的本能，想方设法取得权力的庇佑，而官场的风气又使得“出让”权力成为共同的潜规则。这些，在所谓“正史”中很难看到的情状，却在《金瓶梅》中成为作品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相当生动、细腻的描写。
蔡御史的形象就在数次“寻租”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
第三十六回，写一个名叫蔡蕴的寒家子弟中了状元，立刻认太师蔡京做了干爹。蔡状元要回乡，太师的管家翟谦就提醒他可以顺路结交西门庆：
翟谦已预先和他说了：“清河县有老爷门下一个西门千户，乃是大巨家，富而好礼。亦是老爷抬举，见做理刑官。你到那里，他必然厚待。”②
这层关系前面也有伏笔：翟谦曾经委托西门庆给自己买了一个妾，西门庆由此搭上这条线，便上京给蔡京送礼。正好皇帝给了蔡京几个空头委任状，蔡京就把本是一介平民的西门庆封了五品理刑副千户——这也是一次权力的交易，不过不是直接与商业活动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西门庆也就算是出于太师门下了。这里有趣的是翟谦为此写给西门庆的信：
新状元蔡一泉，乃老爷之假子，奉敕回籍省视，道经贵处，仍望留之一饭，彼亦不敢有忘也。
这一句“彼亦不敢有忘也”，提醒西门庆投资是有回报的，把此事的钱权交易性质点得明明白白。
于是，蔡蕴拉着同行的安进士就来到了西门庆家里，西门庆竭尽所能地招待，令其喜出望外，临别时还各送厚礼：
蔡状元是金缎一端，领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安进士是色缎一端，领绢一端，合香三百，白金三十两。
在《明史·食货志》中，身为正一品的宰相一个月的工资是87石米③，一石米在万历年间折合成现金大约是7钱银子，也就是说当时宰相理论上的“月工资”还不到80两银子。由此可见西门庆的“大方”了。
这里作者还使用了反讽的手法。蔡状元和西门庆在其府上宴会，请人唱曲，内容大都是讲人伦道德。他们也一本正经地高谈阔论。可是，转眼间酒罢宴散，他们私底下干些什么呢？作品把安进士写成个同性恋：
原来杭州人，喜尚男风，（安进士）见书童儿唱的好，拉着他手儿，两个一递一口吃酒。
西门庆投其所好，特意安排这个书童“答应”安进士安歇。西门庆的曲意逢迎由此可见一斑。这番盛情令两位新贵十分感动，不住口地谢道：“此情此德，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但是，可以看出，刚刚踏入官场的蔡蕴，胆子还不够大，门道还不够精。例如，他初到西门宅的花园，作品描写：
以目瞻顾西门家园池花馆，花木深秀，一望无际，心中大喜，极口称羡，夸道：“诚乃胜蓬瀛也！”
“一望无际”云云，很有些刘姥姥进荣国府的味道。西门庆即便豪富，花园也到不了这样“无际”的程度。“无际”是寒家子弟蔡蕴眼中所见，所以才会“极口称羡”。作者看似无意的“称羡”二字，真切写出骤贵未富的蔡蕴心态，也预示了后面他的“寻租”的行迹。“胜蓬瀛”云云，虽是场面上的套话，但也显示出有意讨好的心理，显示出他初入官场的青涩。
后面一个细节把这种青涩渲染得更加醒目。西门庆盛宴款待之后，给了蔡蕴的随从赏钱，留下他和安进士下棋听唱吃酒，吃到掌灯时分，西门庆始终不提送礼的话头，蔡蕴便沉不住气了，作品写道：
二人出来更衣，蔡状元拉西门庆说话：“学生此去回乡省亲，路费缺少。”西门庆道：“不劳老先生吩咐。云峰尊命，一定谨领。”
沉不住气，又无他法，只得张口讨要，大失“状元”体面。这种“没见过世面”的做派，还表现在见到西门庆礼物之后“受宠若惊”的表态上：“何劳如此太多！”“此情此德，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
这一回是刻画蔡蕴的第一笔，也是描写“寻租”活动的第一个环节。从西门庆的角度看，是他在“寻租”老手翟谦指教下的自觉“投资”；从蔡蕴的角度看，则是官场新手开始进入“潜规则”逻辑轨道的“领悟”过程。
到了第四十九回，西门庆当年的“投资”果然就有了回报，而蔡状元则经过不到一年的官场历练，应对此类事情已由青涩进于圆融。
这个时候，新科蔡状元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巡盐御史到江南巡查盐政，路过山东。“那时，东平胡知府，及合属州县方面有司军卫官员、吏典生员、僧道阴阳，都具连名手本，伺候迎接。帅府周守备、荆都监、张团练，都领人马披执跟随，清跸传道，鸡犬皆隐迹，鼓吹迎接。”西门庆更是先行而动，让家人出郊五十里迎接到新河口，并把蔡御史接到了自己家里。大张宴席之外，西门庆还找来两个妓女，和这位御史很斯文地讨论一些“文艺”问题。
这里，作者颇用了一些皮里阳秋之笔。
一是不经意间写出蔡某的“老练”。如西门庆请蔡御史代为邀请宋巡按，为使西门庆充分“领情”，蔡特意渲染宋的固执：“头里他再三不来，被我学生因称道四泉盛德，与老先生那边相熟，他才来了。”而前文写宋巡按并无“再三不来”之事。又如宋巡按告辞后，西门庆觉得他有些冷淡，担心其遇事不肯通融，蔡御史便道：“只是今日初会，怎不做些模样。”作者这里加了传神的一笔：“说毕笑了。”短短四个字，写出了蔡御史对自己已经谙熟官场潜规则的得意之情。相比于前文他初入官场时青涩情状的描写，官场的污染不言而自显。
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其他细节中。前次西门庆招待时，请蔡状元点曲子，蔡点的都是当时的“主旋律”——孝敬思亲之类。虽有虚伪之嫌，却也表现出装门面的一面。这次席上，蔡御史直截了当点的都是艳曲。作者未加一词，细心的读者却不难品出意味。
二是写出蔡御史在诱惑面前的丑态。西门庆为蔡御史安排了两个妓女，先命她们陪酒下棋。下了两盘，蔡便声称“夜深了，不胜酒力了”，并自顾“走出外边来”。西门庆没有察觉其“急色”的心理，看了看，“月色才上”，便道：“老先生，天色还早哩。”蔡只得又“立饮一杯”，随即道：“今日酒太多了，令盛价收过去罢。”一副猴急的模样跃然纸上。
三是写其虚文假醋。西门庆安排蔡御史嫖妓，蔡便拿古人的风流韵事来遮掩自己内心的些许不安：“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拿自己与一代名相谢安相比，已是大大不伦；而把目不识丁的西门庆比作王羲之，可谓荒诞绝伦了。待与妓女已经“铺陈衾枕，俱各完备”了，这个蔡御史忽然觉得自己的“风流”还没充分表现出来，便暗示对方索题，然后“乘兴”题写七绝一首。尾联为：“邂逅相逢天未晚，紫薇郎对紫薇花。”“天未晚”分明映照着前面他口口声声的“夜深了”，是不露痕迹的讽刺；而后一句拿状元与妓女作对，既是极辛辣的嘲讽，又表现出状元、御史的真实货色。
特别有意思的是，蔡御史还对西门庆讲：
贤公盛德盛情，此心悬悬。若非斯文骨肉，何以至此……倘我日后有一步寸进，断不敢有辜盛德。④
“斯文骨肉”用到西门庆身上，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而作者丝毫不动声色，完全是写实的笔调。而到了这个时候，“斯文骨肉”的西门庆便开始了毫不“斯文”的交易：
去岁因舍亲在边上纳过些粮草，坐派了些盐引，正派在贵治扬州支盐。望乞到那里青目青目，早些支放就是爱厚。因把揭帖递上去，蔡御史看了。上面写着：“商人来保、崔本，旧派淮盐三万引，乞到日早掣。”
蔡御史是巡盐御史，负责管理盐业贩卖，比如允许何时何地可以以什么样的价钱贩卖食盐等。西门庆的意思说，我这里有三万引贩盐的额度，可不可以允许我的盐比其他家的盐早几天时间上市贩卖？
这里要简单解释一下明代的食盐专卖制度⑤。自明初，朝廷即实施食盐专卖。盐的生产是在朝廷的统一监督下进行，所有产品为官仓统管。商人是以粮换盐的方式从官仓获取盐货，再运往指定的地点销售。也就是“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而商人以交纳粮食的“发票”换取食盐的“提货单”，这个“提货单”就称之为“盐引”。“盐引”上标明提货的数量与指定的销售地。可以说，这是相当成熟的专卖制度。但是，其中也有很大的腾挪空间。一是朝廷为了解决眼前的财政困难，往往不顾盐的实际产销量，多收粮食多开“发票”，使得“发票”兑换不到“提货单”，或是不能马上提到货，甚至有积压三五年乃至十余年的“旧引”；二是每年的盐货上市的各具体环节须经主管官员批准。这样，主持盐政的官员就有了很大的控制市场的权力。到了万历四十年以后，这种专卖制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几乎不能运转下去，和这种权力介入市场的状况有很直接的关系。
西门庆的要求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保证他手里的“盐引”——提货单能正常提货，不要被拖延积压成为旧引，那样会损失资本的利息；二是特批提前提货，使他的盐比他人早进入市场，利用供求的不平衡牟取分外的利润。
由于西门庆先后在蔡御史身上的高额“投资”，令蔡无法不回报。何况此时的蔡已深谙官场门道，于是：
蔡御史看了，笑道：“这个甚么打紧！”“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
他的大方让贪心的西门庆都喜出望外，连说“十天就够了”。因为提前十天上市就足以大赚一笔了。
从西门庆前后两次的招待——特殊的投资，到蔡御史几次说出的报答的承诺，再到蔡御史使用权力为西门庆牟取市场竞争之外的超额利润，这一次完整的、典型的“寻租”过程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这里还可以说一点题外的话，在盐业史的领域内，通常认为“大量史料表明，所有这些（食盐的出售）价格都是由朝廷或朝廷命官确定的”⑥。显然，所说的“大量史料”没有包括《金瓶梅》。因为上述描写分明告诉我们，盐的价格是和市场供求有关的，是大盐商可以操纵的。
与这一“寻租”过程相纠结的，还有另一笔双重的钱权交易。
西门庆买官之后就有了两重身份，既是朝廷命官又是市场上的商人。作为商人，他需要“租借”官吏的公权力来牟利；而作为官员，他又把手中的权力“出租”给商人得到经济利益。
商人苗青谋杀了家主，侵吞了两千两银子的货物。事发后，他把货银全给了西门庆及其情妇。西门庆就开脱了他。后来，此事被曾巡按纠弹。西门庆除了求蔡京庇护外，又想到了蔡状元/蔡御史。正巧新任巡按宋御史与蔡御史同行。西门庆就通过蔡来买通宋。他先到蔡御史船上拜见了，备言邀请宋御史之事。蔡御史为了报当年的恩情，也就爽快地答应了——按道理说，宋御史作为按临当地的主官，是不应有这样的私下会晤的。等到见过诸位地方官员之后，蔡御史就找到宋御史来下说辞：
“清河县有一相识——西门千兵，乃本处巨族，为人清慎，富而好礼，亦是蔡老先生门下，与学生有一面之交。蒙他远接，学生正要到他府上拜他拜。”……宋御史令左右取手本来看，见西门庆与夏提刑名字，说道：“此莫非与翟云峰有亲者？”蔡御史道：“就是他。如今见在外面伺候，要央学生奉陪年兄到他家一饭。未审年兄尊意若何？”宋御史道：“学生初到此处，只怕不好去得。”
宋御史的意思是，自己是当地最高长官（代天巡狩），跑去见一个下级恐怕不太合适。蔡御史就说：“年兄怕怎的？既是云峰分上，你我走走何害？”于是吩咐看轿，就把宋“挟持”到了西门府上。宋御史毕竟心有顾虑，在西门家草草吃了几口饭就要起身。西门庆想要行贿似乎都无从下手。若是直接送银子，宋御史是肯定不会收的。西门庆其实早想到这一层，当即命令手下，把两桌的金银酒器餐具，都装在食盒内，共有二十抬，叫下人送到宋御史住处。其中包括“两坛酒、两腔羊、两对金丝花、两匹缎红、一副金台盘、两把银执壶、十个银酒杯、两个银折盂、一双牙箸”。宋御史正在推让间，酒席已经被打包好送出门了。于是，宋御史作出不得已的样子，只好收下。等到蔡在西门家过夜、享受了“特别招待”之后，蔡御史欠西门庆的情就更多了。西门庆顺势说起这个人命官司。蔡御史爽快答道：“这个不妨，我见宋年兄说，设使就提来，放了他去就是了。”后来蔡御史果然对宋御史提到这个案子，说这件案子是前任巡按留下的，你管它干什么。于是宋巡按就把这件案子一笔抹平！这个事件可说是前一个的“寻租”事件的延续，蔡御史的形象经此一次渲染，愈加复杂了。
作者对蔡御史形象不是简单地处理为脸谱化的“贪官”，而是恰如其分地多角度描绘。作者有一貌似闲笔的插曲，写西门庆纵欲亡身后，家里家外都是“树倒猢狲散”的态势，而蔡御史却到灵前祭奠，并拿出五十两银子，说是偿还当年的借贷。蔡御史为何如此，作者没有交代。但这一笔写得很自然，既非褒亦非贬，蔡的形象因此而更见丰满。
此前的文学作品写官场黑暗容或有之，写得如此确切、细致的，却是非《金瓶梅》莫属，而其中又以官商勾结的“寻租”描写最为细腻生动，最有时代色彩，也最具典型意义。蔡御史的形象虽着墨不多，却是文学长廊中十分有特色的一个，要而言之，在三个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认识价值。其一，作者纯用客观叙事的笔法，通过一系列细节的对比，写出了一个人物的变化。动态写人，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可说是凤毛麟角。其二，蔡御史身上浓缩了“寻租”官员几乎所有的元素——商人的先期“投资”，出让掌握在权力手中的商机，接受“性贿赂”，提供保护伞，“寻租”官员之间的权力“互借”，等等。其三，作者的讽刺、抨击都是通过客观叙事不动声色表现出来的。蔡御史的所言所行毫无丑化的痕迹，而细体味，可丑可恶可悲实无以过之。这一点可视为开《儒林外史》之先河，某些方面甚或为后者所不及。
多情谁似贾宝玉——李衙内论
“《金瓶梅》中没有正面人物”，这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十分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看法有相当的道理，但也未免失之绝对。至少，古代最有影响的“金学家”张竹坡就有不同的意见。张竹坡认为，孟玉楼是作者最欣赏的人物形象，甚至寄托有作者自己的人生遭际与感慨。
他的理由之一是作者为孟玉楼设计了美好的收场，而这是其他人物都不能比的。在作品写到孟玉楼随李衙内远走他乡的时候，张竹坡批道：“写玉楼得所托矣。”“至此方结玉楼……是即所为仁也，是即所为孝也。”⑦且不论“仁”、“孝”之评是否贴切，他为孟玉楼庆幸终身有靠，所托得人的心情，还是显而易见的。
作品写李衙内和孟玉楼的姻缘，开始并不见出奇。李衙内名叫“李拱璧”，是个“一生风流博浪，懒习诗书”的公子哥。他偶遇孟玉楼，看上的也不过是孟的姿色。而孟玉楼看上他，一则是其家世，“田连阡陌，骡马成群，人丁无数，走马牌楼”；二则是“看见衙内生得一表人物”。孟为了终身有托，还把庚帖上的年龄改小了三岁。这些，可说是和全书写实、批判的笔调基本一致的。
二人成亲后，感情日笃，“每日燕尔新婚，在房中厮守，一步不离。”不料好事多磨，陈经济忽生非分之想，数百里路找上门来，企图讹诈、骗奸孟玉楼。孟玉楼出于自卫，设下计策陷害了陈经济。不想计谋败露，并连累到公公李通判。这里，作品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这李通判回到本宅，心中十分焦躁，便对夫人大嚷大叫道：“养的好不肖子！今天吃徐知府当堂对众同僚官吏，尽力数落了我一顿，可不气杀我也！”夫人慌了，便道：“什么事？”李通判即把儿子叫到跟前，喝令左右：“拿大板子来，气杀我也！”说道：“你拿的好贼！他是西门庆家女婿。因这妇人带了许多妆奁、金银箱笼来，他口口声声称是当朝逆犯寄放应没官之物，来问你要。说你假盗出库中官银，当贼情拿他。我通一字不知，反被正堂徐知府对众数说了我这一顿。这是我头一日官未做，你照顾我的。我要你这不肖子何用！”即令左右雨点般大板打将下来。可怜打得这李衙内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夫人见打得不像模样，在旁哭泣劝解。孟玉楼立在后厅角门首，掩泪潜听。当下打了三十大板，李通判吩咐左右押着衙内：“及时与我把妇人打发出门，令他任意改嫁，免惹是非，全我名节。”那李衙内心中怎生舍得离异，只顾在父母跟前哭泣哀告：“宁把儿子打死爹爹跟前，并舍不得妇人。”李通判把衙内用铁索墩锁在后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夫人哭道：“相公，你做官一场，年纪五十余岁，也只落得这点骨血。不争为这妇人，你囚死他，往后你年老休官，倚靠何人？”……通判依听夫人之言，放了衙内，限三日就起身，打点车辆，同妇人归枣强县家里攻书去了。⑧
这里有两个情节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李通判痛责之狠：“雨点般大板打将下来，可怜打得这李衙内皮开肉绽，鲜血迸流。”“把衙内用铁索墩锁在后堂，不放出去，只要囚禁死他。”另一个是李衙内的痴情。在生死关头，甚至还有不可知的后患（陈经济讹诈的罪名非同小可），他不顾父亲的淫威，当李通判要他“即时与我把妇人打发出门”的时候，他是：
心中怎生舍得离异，只顾在父母跟前哭啼哀告：“宁把儿子打死爹爹跟前，并舍不得妇人。”
这一段文字向来未曾被研究者注意，其实颇有独特的价值。
我国封建时代，儿女的婚姻向来要有父母做主。《礼记》对此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其中就有：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妇之礼焉，没身不衰。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子爱一人焉，由衣服饮食，由执事，毋敢视父母所爱，虽父母莫不衰。⑨
《大戴礼》则把“不顺父母”列为“七出”的第一条⑩。
这里的规定非常之严酷：明明是夫妻“甚宜”，但只要是“父母不悦”，便不带任何条件地——“出”。其中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第二条虽说的是侍妾，但对前者也有强化的意味。因为“父母爱一人，子爱一人”的对比效果十分强烈，于是突出了当事人情感的完全无价值。为《礼记》作注的金华应氏阐发道：
妾，虽吾所甚爱，不敢与父母所爱者敌；妻，虽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悦而留……妻、妾，吾所亲昵，亦唯父母是听——知有亲，而不知有己也。（11）
“不知有己”，揭示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在礼法之下、在父母面前，个人主体地位是彻底丧失的，夫妻感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如此不近人情甚至灭绝人性的“礼”，在两千多年里被视为天经地义，几乎没有遇到过挑战。即使是歌颂男女恋情的文学作品，即使突破了媒妁之言，却几乎没有胆敢正面描写子媳为情感对父母的抗争者。写这方面题材最为有名的是《孔雀东南飞》，其中描写了“父母不悦，出”的具体情形：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府吏长跪答，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阿母得闻之，搥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赴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在母亲“搥床大怒”之下，儿子只能“默无声”，所能做的只有拿“不久当归还”的空话来安慰无辜的爱妻。诗歌以悲剧的结果来表达对专横的婆母的谴责，但也只限于含蓄地质疑而已。
在现实的生活中，类似的悲剧不知发生了多少，绝大多数都湮没无闻了。流传下来的都是借助于文学的力量，如陆游的《钗头凤》、沈复的《浮生六记》等。这些脍炙人口的作品，虽然写出了动人神魂的悲剧，但男主人公都是在礼法威压下退缩了，把沉重的悲剧命运放到了女性一人身上，最终把她们压垮。戴震讲：“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12）正是揭示出个人在这种悲剧宿命面前的无奈。
在这样的背景下，观照《金瓶梅》塑造的李衙内形象，其价值就很明显了。他为了自己的感情，正面反抗父亲的乱命；不仅是反抗，而且是在自己遭受酷刑，面临性命之忧的情势下——这样的形象，此前的文学作品中从未有过。同时，作者对这样的形象，这样的举动，显然是同情的，甚至可以说是赞扬的，因而为这一对苦命鸳鸯安排了光明的结尾：父亲终于退让了，二人离开是非之地，还乡继续共建爱巢。
空前，是李衙内这个形象的重要价值所在；而“有后”则是价值的另一个方面。
这所谓的“有后”，是指这个形象对《红楼梦》的影响。
李衙内形象对《红楼梦》的影响，有较为明显的，也有虽隐约但足资旁证的。最明显之处是《红楼梦》第三十三回的宝玉挨打一节。宝玉为了和“唱小旦的琪官”的感情，得罪了忠顺王府，致使父亲贾政受了窝囊气，引出了痛打宝玉的激烈冲突。在下面的描写中，有这样一些细节：
（1）“贾政听了这话，又惊又气，即命唤宝玉来……便问：‘该死的奴才！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如今祸及于我。’”
（2）“（贾政）咬着牙狠命盖了三四十下。”
（3）“王夫人连忙抱住哭道：‘……我如今已将五十岁的人，只有这个孽障……’”（13）
（4）“（宝玉）长叹一声，道：‘……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14）
这些细节都可以在前面引述的“李衙内挨打”段落里发现相当近似的影像。我们当然不会得出《红楼梦》模仿《金瓶梅》的简单结论，但“李衙内挨打”一节给曹雪芹留下深刻印象，影响到他的构思、写作，应该说几近定谳。
李衙内的故事影响到了曹雪芹，还可举出一些旁证：
一是孟玉楼嫁入李府后，李衙内原来的通房丫头玉簪瞧不起她的出身，又出于嫉妒、争锋，便骂闲街，挑衅，而孟玉楼一味容让。这一段的故事情节、人物关系，都和尤二姐嫁给贾琏后，与秋桐的关系有几分相似。
二是孟玉楼为了自保，设计陷害陈经济的情节、情境，与王熙凤算计贾瑞一段，颇有神似处。
三是李衙内的名字——李拱璧。“拱璧”即“宝玉”，如王世贞《题〈宋仲珩方希直书〉》：“百六十年间，学士大夫宝之若拱璧。”这类用法历代不可胜数。
这些完全可以解释为“偶合”，尤其是“拱璧”与“宝玉”。但是，多重“偶合”叠加到一起，意义就不同了。特别是就大端而言，《红楼梦》借鉴于《金瓶梅》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李衙内的故事，李衙内的人物形象和贾宝玉的多方面近似就不能简单视为偶合了。
在中国小说史上，李衙内本身是个甚为微末的存在，但如果瞻其前观其后，却又会发现他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
栋蛀梁朽国何堪——王招宣论
王招宣是《金瓶梅》中极为特殊的一个人物：他根本没有出过场——故事开始时他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名字却几乎伴随了西门庆以及潘金莲故事的始终。
关于他的情节主要内容有，第一回介绍潘金莲身世时，提到她九岁卖到王招宣府，学会了“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做张做势，乔模乔样”，直到十五岁离开——这一年王招宣死去。六十九回续上这一伏笔，写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耐不住寂寞，与西门庆勾搭成奸。这里顺势穿插进王招宣的身世——“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世代簪缨，先朝将相”。接下来十分讽刺的一笔是王招宣的儿子王三官拜了西门庆做干爹。到七十八回，再写“西门庆两战林太太”，而紧接下来就是七十九回西门庆的纵欲亡身。
招宣，并不是一个确定的职官名称，而是招讨使、招抚使、宣慰使、宣谕使一类官职的泛称。之所以作品中使用这个泛称，是因为这一类官职性质相近，隶属相同，职级近似。如《宋史·职官志》载，大都督府下属有宣谕使、宣抚使、招讨使、招抚使等，“招讨使，掌收招讨杀盗贼之事，不常置。建炎四年，以检校少保、定江昭庆军节度使张俊充江南路招讨使，定位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著为定制。”“招抚使，不常置。建炎初，李纲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师而废。绍兴十年，刘光世为三京招抚使，逾年而罢。”“宣抚使，不常置，掌宣布威灵、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以二府大臣充。宣抚副使，不常置，掌贰使事。”（15）显然，在宋代，这是个临时性的但位高显要的职位。
到了明代，这些名目依然存在，但实质却有了很大变化。据《明史·职官志》，天子“征行”之时，武官临时“兼领”的职衔中，“有招讨使、招安使（或云捉贼、招安、安抚使名者）”（16）。而地位一般在从五品到从三品之间（17）。若从作品安排的人际关系看，王招宣的地位是以明代制度为蓝本的。
至于书中所写王招宣的祖上王景崇，则是个历史上实有的人物——《金瓶梅》的一个特点就是把历史上的人物与虚构的人物混在一起编织故事，增强作品的历史真实感。有人统计，姓名与历史人物相同者，涉宋为59个，涉明为85个（18）。一般来说，高层人物多由宋代朝堂借来，下层人物重名者多为偶合——但王景崇是个例外。
早有研究者指出王景崇为唐代大臣，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金瓶梅》中的王景崇其实杂糅了多种元素而成。首先，晚唐有重臣名王景崇，懿宗朝至僖宗朝任成德军节度使，并加开府仪同三司，封忠穆王，死于中和三年，其子王镕继承为节度副使知留后事。从“节度使”、官高位显而“封王”，以及荫及后人等几个方面来看，《金瓶梅》中的王景崇确有他的影子。不过，比他略晚一些还有一个王景崇，名气也不小，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有传。这一王景崇先后事后唐、后晋、后汉，做过宣徽使、左金吾卫大将军、岐阳节度使等。有趣的是，他被任命为“邠州留后”，即代理邠州节度使，并因此爆发与朝廷的冲突，最终全家自焚。从“宣徽使”、“节度使”、“邠州留后”来看，他和《金瓶梅》的血缘也同样不可忽视。
晚唐王景崇的地位、荫泽，加上五代王景崇的“宣徽使”、“邠州留后”、“节度使”，就构成了小说中的王景崇。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这种种元素的高度密合，令我们感到惊讶。可以肯定，这多元素重合绝不是“偶然”所能解释的。
上述“王景崇”的历史材料主要见于《资治通鉴》，一般的饱学之士是不难接触到的。由《金瓶梅》为王景崇这个人物设定的身份细节，我们可以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有一定的史学修养，而且对《资治通鉴》较为熟悉。
现在问题是，作者如此认真地写出王招宣这个特殊的人物、特殊的家世，到底为的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物出现在作品中，绝非只是为了让他的太太成为西门庆又一个泄欲的对象。那样的话，就不必开篇把潘金莲的出身安到王府，再费恁多笔墨写他的先祖。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看看作品写到这个人物时的具体笔墨。西门庆初次与林太太幽会，所见的招宣府是一派高贵气象：
只见里面灯烛荧煌，正面供养着他祖爷太原节度邠阳郡王王景崇的影神图，穿着大红团袖蟒衣玉带，虎皮交椅坐着观看兵书，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旁边列着枪弓刀矢。迎门朱红匾上“节义堂”三字；两壁书画丹青，琴书潇洒；左右泥金隶书一联：“传家节操同松竹；报国勋功并斗山。”（19）
庄严肃穆，格调高雅，特别是“有若关王”云云，以及“节义堂”、“传家节操”的字样，一本正经写来，让读者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这是全书之中很少有的氛围，而作者不吝辞费，后面又有两次类似的描写：
（西门庆）至厅上叙礼。原来五间大厅，毬门盖造，五脊五兽，重檐滴水，多是菱花槅厢；正面钦赐牌额，金字题曰：“世忠堂”，两边门对写着：“启运元勋第，山河带砺家。”厅内设着虎皮公座，地下铺着栽毛绒毯。（20）
（西门庆）转过大厅，到于后边，进入仪门，少间住房，掀起明帘子，上面供养着先公王景崇影像，陈设两桌春台果酌，朱红公座，虎皮校（交）椅，脚下氍毹匝地，帘幙垂红。（21）
后面两处，再写“王景崇影像”，再写牌匾与对联，又两写虎皮、公座，都到了看似重复的地步。以至于“崇祯本”加工时，把“供养着先公王景崇影像”、“虎皮”、“公座”都精简掉了。可是细玩上下文，词话本中的这种重复并非冗笔，实际上它在文本中起到的渲染、强调作用，正是作者的苦心所在，当读者看到后面林太太的所作所为，真不免要为作者迹近刻薄的这些笔墨忍俊不禁了。
总括前后有关王招宣的描写，可以归纳出对这个人物的以下认识：（1）他有着十分显赫的家世背景——祖上是开国元勋，其“君子之泽”荫及后人。（2）本人托祖上福，做过一段武官；短命早逝。（3）本人在世时，已是耽于声色——买进少女，教习弹唱。（4）去世后，妻子林太太不安于室，多方寻欢。（5）其子王三官，迷恋花柳，致使妻子多次寻死；遇事胆怯无用，只知惊恐躲藏；愚蠢痴呆，拜西门庆为义父；附庸风雅，装腔作势。（6）家世虽然烜赫，内里已然空虚——王三官嫖院要当掉皮袍来付费。
可以看出，这个没有出过场的王招宣，实际上联系着历史、现在与未来。在这样的联系中，产生出巨大的反差：创业与败家，威武与猥琐，节操与放荡，崇高与邪恶——历史的荣光已经彻底消散，现实的窳（yǔ）败已是不可挽回。
如果把这个人物放到作品的整体大格局中来看，就会看出作者特别的命意。作品所写官场人物大体分为五类：一类是权奸——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把持政柄，是政局的污浊混乱的祸首；一类是暴发户式的贪官墨吏——不择手段贪赃枉法，与权奸相互勾结；一类是昏庸无能之辈——似无大恶，尸位素餐；一类是凤毛麟角的清正官员——秉持正义，孤掌难鸣，凄惨结局。这四类人物是一组共时性的存在，是令人痛心疾首、灰心丧气的官场现实。而王招宣则是第五类——祖上开基创业，一世之雄，而后人托福承荫却一代不如一代，致使门风堕落，破败在即。有了这一类，就把批判的锋芒加强了一层，揭示出当年的栋梁已经蛀空朽败，而大厦的倾圮已成大势。
写阀阅之家的衰败，思路、笔调都和《红楼梦》有可比之处，换言之这也是影响《红楼梦》的又一个方面。
作者塑造这一个特殊的形象，在艺术上也有可称道之处：一是不动声色的嘲讽，特别是写王景崇“有若关王之像，只是髯须短些”之类的笔墨，在若有若无之间解构了庄严。二是处处用王招宣的名字，然而上写王景崇，下写王三官，都有个形象、面目，唯独本人只是有名无“实”，收到很好的虚实相生的艺术效果——当然，这一点未必是作者的自觉。
《金瓶梅》的价值何在，是近三十年来中国小说史领域颇有争议的问题。若就以上三个人物形象分析看，无论是文史相证的认识价值，还是人物刻画的多种手法，还有深隐而犀利的讽刺艺术，以及具体的谋篇布局、情节结构等，都有独到的地方，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都对后世小说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参看邹薇：《寻租与腐败：理论分析和对策》，《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以下六段引文见于《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六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49-455页。
③《明史·食货志》，《明史》卷八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003页。
④以下四段引文见于《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621-629页。
⑤《明史·食货四》，《明史》卷八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5-1947页。
⑥参看汪崇筼：《明清淮盐经营中的引窝、税费和利润》，见《安徽史学》2003年第4期。
⑦《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九十二回张竹坡批语，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37页。
⑧这段引文用的版本是《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见第九十二回，第1537页，与《词话》本文字略有出入。有清一代，流行的主要是这个本子。
⑨《礼记·内则》，《礼记集说》，中国书店，1994年，第238页。
⑩《礼记集说》所引如此，今本《大戴礼》为“七去”。二者同义。
（11）[宋]衛湜：《礼记集说》卷六十九，四库全书本。
（12）[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戴震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275页。
（13）[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40-444页。
（14）[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三十四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451页。
（15）《宋史·职官七》，《宋史》卷一六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2472-2481页。
（16）《明史·食货四》，《明史》卷八十，中华书局，1974年，第1935-1947页。
（17）《万历野获编》卷三十“土官职名”有此类官职演变沿革的缕述。
（18）参看霍现俊等：《金瓶梅词话中明代同名同姓人物考》，见《金瓶梅文化研究》，群言出版社，2007年，第410页。
（19）《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九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965页。
（20）《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二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27页。
（21）《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