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为何需要富人
几百年来，学者一直梦想着乌托邦社会，在这样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没有人比其他人拥有得更多或更少。不过，在现实中，这样的乌托邦并没有带来更多的公平与财富——恰恰相反：只要有人试图将它们变为现实，就会带来经济的衰退和人类的遭殃。
威廉·J.H.伯切尔牧师在1916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十诫》的小册子中告诫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人：
“不能通过阻止富足来实现繁荣。
不能通过弱化强者来强化弱者。
不能通过贬低大人物来帮助小人物。
不能通过扳倒发工资的人来扶助挣工资的人。
不能通过摧毁富人来帮助穷人。
不能用借来的钱建立健全的保障。
不能通过煽动阶级仇恨来加强手足之情。
不能通过入不敷出来让自己免除麻烦。
不能通过消灭人的主动性和独立性来培养性格与勇气。”
就算是对我们的经济制度并不持全盘否定态度的许多人也批评所谓的“社会不公”，也就是富人拥有的东西远比穷人要多并且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
反全球化的活动人士将诸如美国这样的国家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归咎于“全球化”。
全球化真的带来了更多的不公正吗？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最近50年来，在降低全球贫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比之前500年的成就都要大。的确，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饥荒和苦难，而且谁也不该漠视这些。
不过，和常见的一种误解正好相反的是，备受污蔑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倡导者——“富人”——并非是痛苦与苦难的原因。饥荒依然盛行的非洲国家是因为缺乏经济自由而不是经济自由过度而受苦受难。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比之前的任何其他经济制度都更大程度地改善了地球上的生活。1820年，全球85%的人口每天靠着不到1美元生活，如今，这一比例降至20%。
在过去的100年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从30岁提高到65岁，而且在大多数国家——其中包括第三世界国家——预期寿命还在以每年增加几个月的速度保持着增长。
这并不是说全球化的影响绝对是积极的。由于技术上的进步，全球化让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与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之间的对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重。
受影响最大的是发达国家中没有一技之长和受教育水平低的工人。对他们而言，必须要承认全球化转化成了收入上的损失，因为它推动了国际竞争。
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们的工作被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来，雇主的成本大为降低。不过，没有一技之长的劳动者不是全球化劳动力市场上唯一的受害者。
发达国家的一些中产人士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同样的影响。这使得反全球化运动的论调从伦理的角度讲是非常值得质疑的。
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认为，他们的批评“事实上不过是富裕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采取的防御策略，他们担心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竞争而让自己的收入下降”。
大多数支持反全球化运动的往往是这样一些学者，他们一向批评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又一个应予以谴责的形式。
当然，关于全球化拉大了发达国家的穷人与富人、输家（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与赢家（主要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从德国或美国工人的角度讲，痛批贫富差距的拉大是正当的反应。
但是如果我们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会怎样？
德国或美国有一个中产人士成为因全球化和全球经济转型而带来的向下流动趋势的受害者，中国或印度就会有三四个人摆脱贫困，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超富》一书中援引了美国某技术供应商首席财务官的话，此人说：“我们对薪资水平的要求比世界其他地方都要高。
当然如果你要提出10倍的薪资要求，你就需要提供10倍的价值。这听起来很残酷，但或许中产人士有必要做出接受降薪的决定。”
关于富人的许多流传甚广的陈词滥调都是基于偏见。毕竟，大多数人所认识的熟人中，没有称得上百万富翁的人，更别说亿万富翁了。你认识的人当中，有多少拥有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或者欧元？
大多数人通过媒体上的报道形成了对富人的看法，而这些报道用耸人听闻的手法炒作了一些很少见的情况：高管在让公司濒临破产后，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丰厚遣散费，企业家在纳税上欺骗政府数百万。这些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关于金融界精英从整体到个人都很贪婪的陈词滥调。
我想再用商业伦理学家乌尔里希·希维特的一段话来反驳这样的陈词滥调：“贪婪绝不是拿着高工资的人所独有的领地。它影响着各个社会层次的人，不管他们是低级别的雇员还是首席执行官，是失业的工人还是百万富翁。
并不是所有未能在生活中创造财富的人都对贪婪有免疫力，也不是财富会自动让人变得贪婪。”
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马克斯·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徒职业伦理联系在一起。他强调贪婪一直都是存在的。
正如韦伯所言：“中国官吏、古罗马贵族或是现代农民的贪婪能够比得上任何贪婪之辈。”
相反，是新教徒的勤劳、节俭与节制、绝对可靠和诚实塑造了资本主义精神。
虽然媒体对于“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的报道暗示着这种精神的彻底丧失，但我在第六章中引用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它仍然好好地存在于德国以及美国大批金融界精英的身上。
“富人”究竟在用他们那么多的钱做什么？他们的财富规模越大，用于再投资的数额往往就越大，比如投在股票或其他形式的公司股份上。
这样一来，他们让整个经济有急需的资金可以使用。当然，富人做这些投资，是因为他们渴望自己的利益扩大、财富增加，而不是出于无私的动机。不过，社会从这样的结果当中获得了好处。
乔治·吉尔德在他的大作《财富与贫穷》中认定，富人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提供“无任何负担、不带官僚色彩的现金。事实上，大批富人的确扮演了这一角色。
他们只有一小部分钱是被消费掉的。大部分钱流向了雇用劳动力并向消费者提供商品的生产机构。富人仍然是经济中可自由支配资本的主要来源”。
当然，富人的确会花钱购买实用性值得怀疑的奢侈品。但是想想这一点：许多我们如今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用品也曾被当成不必要的奢侈品。以自来水和室内卫生间为例，它们在19世纪时仍被视为奢侈享受。
直到1940年时，德国所有的工人阶级家庭中，还有14%没有用上电，此外，将近1/4的家庭没有自来水，96%的家庭没有浴室。
如今，在所有工业化国家，这些东西都被认为是基本的必需品，甚至连社会上比较贫困的人士也用得起电视和手机。
我记得有一段时期，加强乘客安全性的安全气囊或自动刹车系统被认为是只有富人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如今，所有汽车都配备了这样的东西，如此一来，驾驶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变得更加安全。
从这方面来讲，就算是有些富人所沉迷的炫耀性消费也惠及所有人，因为这推动了这些在刚进入市场时超出大多数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商品的生产。由于大规模生产和技术上的进步，许多商品后来成为公众也可以使用的东西。
“起初只有极少数人能负担得起的东西成为巨富的身份象征，因此似乎也是其他人所向往的。接着，一度让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在价格上出现了下降，如今成了有意无意努力模仿金融精英的中产阶层可以承受的东西。
富人现在需要新的身份象征，因为旧的身份象征早就已经大众化，不再有效。于是这样的循环又重新开始。”
不过，公众围绕财富和再分配展开的讨论往往忽视了这些因素。政客们喜欢通过建议增加高收入者的纳税额来讨好选民，因为“是他们最终要做点贡献的时候了”。
真实的情况是，由于累进税制，富人做出的贡献已经远远超出公平的份额。以德国为例，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41.8%是由收入最高的5%的人缴纳的。
我们已经变得对歧视少数派的做法非常敏感，也理应如此。
不过，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说了“我不喜欢富人”这样的话后，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设想一下，如果一名政治领导人承认不喜欢其他任何一个少数派会激起多少合情合理的愤慨！
在当今世界，“富人”、“高管”或“银行家”或许是唯一一个任何人仍可以尽情歧视的少数派。事实上，公开声明歧视他们会让你受邀上谈话节目，并让你赢得公众的支持而非愤怒。
当亿万富翁及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制造商路易威登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宣布他有意成为比利时公民时，法国左翼报纸《解放报》上的大标题是《滚吧，有钱的混蛋！》（Casse-toi riche con）。
和阿尔诺一样，在奥朗德将针对收入最高的人群的税率提高到75%以后，法国许多最有钱的公民有遭到排斥、不受欢迎的感觉。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考虑离开这个国家。有些人真的离开了，给法国经济造成了伤害。
乔治·吉尔德说：“在富人当中，既有资本主义的化身，也有它的缩影；既有它的英雄人物，也有最恰如其分的恶魔；既有这一制度对抱负的关注，也有进取心的来源；既有它变幻莫测的力量，也有它致命的弱点。
富人得到怎样的对待以及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只是富人还是也是财富的承载者——是衡量资本主义经济健康与否的关键尺度。”
不过，富人对于他们遭到误解并且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也负有一部分责任。他们没有参与公开讨论从而确保公众认识到他们为社会所做贡献的价值与好处，因此没有给自己帮上任何忙。
只要富人受到自我怀疑情绪的困扰——“必须对社会有所回馈”的理念就体现了这一点——他们就不该惊讶于其他社会成员对他们缺乏理解与赞赏。
我的观点是，“回馈社会”的想法暗示着富人先从社会拿走了什么。这种思维是基于一种简单但完全被误导的观点，即我们的经济是一场零和博弈，就因为穷人是穷人，富人才得以成为富人。
在人类历史上，向来存在着富人与穷人。以后也会永远如此。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当今世界，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成为富人。
就在30年前，像脸书、谷歌或亚马逊这些将自己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谢尔盖·布林和杰夫·贝索斯在短短几年里变成亿万富翁的初创企业还不可能存在。
全球化和互联网为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敞开了机遇之门。当然，他们的行动除了由好奇心和创新冲动所驱使外，也是因为要追求商业上的成功和个人的财富。
毕竟，最后决定一个想法或创业计划是否可行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或失败。而决定一家企业在商业上是否成功的是消费者，也就是我们大家。简单来讲：像淘宝这样的公司能否从长远来看取得成功，取决于通过其网站来购买鞋子和衣服的女士。
正如自由派思想家汉斯·森霍尔茨所言：“企业家的影响力来自于消费者至高无上的权力。他所得到的支持不是基于继承来的特权、习惯与传统，而是完全靠他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唯一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消费者的能力。
不管他的财富和影响力看起来可能有多么雄厚，企业家都必须屈从于买主的突发奇想和心中所愿。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就会失败。”
【文章小结】
如先生所言：杀富富不尽，救贫贫不离。
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是两个终极分裂，往大处说，是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往小处说，是众生之间的生存法则。众生始终以偏见的眼光来看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即出离自己立场的观点，便是不能被接受的观点。
不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看，我们看不到真实。你不知道你，所以你是你，当你知道你了，你就不是你。
进则，依法不依人，退则，依义不依语，方才明了你是谁。
救主的文化唯救主可说
我们所谓的觉悟是不纯粹的。所有的认知，所有的道理和知识都是不纯粹的。我们不明白，我们明白的是得救了的道。
更直接的说是以果解释果的理，而我们自身并不具备这样的解释的能力。
并无证量可言。一说即错，动念即乖。
最后，期待更多的人能够实现思维跃迁，成为真正的富人，而不仅仅是竭尽全力成为金钱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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