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Translation Quarterly第91期第27-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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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論”緣起：
韋利和王際真的 “夢境”之爭及相關討論
1.1 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節譯本及韋利序言
1929年，王際真（Wang Chi-chen）的《紅樓夢》英文節譯本由紐約 的達波德‧多倫公司（Doubleday Doran Co.）和倫敦的勞特裡奇公司（Routledge Ltd.）同時出版，書名為Dream of the Red Chamber。譯本共有39章，371頁，共分三卷，前兩卷包括原書前五十七回的內容，第三卷為第五十八回至一百二十回的概述。該譯本由亞瑟‧韋利（Arthur Waley）作序（Preface），由譯者王際真撰寫導言（Introduction），是20世 紀60年代以前英語世界主要流通的《紅樓夢》譯本。王際真1929年譯本的出版，並非是一個偶然事件，背後還有著更為廣泛的歷史背景。一戰前後，美國計畫將東亞作為戰略重點之一，對中國相當關注，在對華政策方面作出種種友善之舉。[1] 自20年代起，美國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的宣傳都逐漸增多；主流媒體的影響和暗示，也促成了公眾對中國題材讀物的興趣和要求。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多個與中國相關的協會和機構相繼成立，如華美協進會、 遠東研究促進會、哈佛燕京學社等；數個重要基金會，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等，也在幾年間開始向這些機構注入資金。（江帆，2007；2014：90-91）由此可見，20年代末的《紅樓夢》譯本，由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出版社策劃、由庚款留學生出身的旅美華人王際真擔任譯者，可說是正當其時。然而，對於英美普通讀者的實際接受能力和欣賞趣味，書商和譯者都還處於摸索階段。在這種情況下，邀請文化名人作序，就成為首要的市場促銷手段。不僅如此，在亞非文學譯本和作品初涉英美市場之時，名人序言甚至可能對作品的命運起到決定性作用。例如，和韋利同為布魯姆斯伯裡（Bloomsbury Group）成員的福斯特（E. M. Forster），當時就曾應邀為許多印度作家和譯者撰寫過序言，使得其中一些人屢次被拒的作品最終得以出版（Henig 1974：79）。在上述背景之下，韋利為王際真1929年譯本作序，對譯本的推廣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作用。1929年6月2日《紐約時報》登載的譯本書評，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本書由紫式部《源氏物語》的天才譯者亞瑟·韋利作序（New York Times 1929），首先就將序言作者韋利推出， 並未提及作者和譯者。由此可見，韋利序言的確是提高譯本知名度的有效手段。
1.2 韋利與王際真的“夢境”之爭以及筆者的初始研究
值得引起我們注意的是，也正是在其序言之中，韋利的觀點與譯者王際真的實際取捨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二人對於“夢境”不同看法。王際真在節譯中刪掉了《紅樓夢》中的許多夢境描寫，韋利卻認為，“正是在夢境描寫中，曹雪芹達到了他作為虛構作家的最高境界”（Waley 1929b：xi）。韋利對於夢境是如此執著， 乾脆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的立場，在序言中翻譯出原著第五十六回賈寶玉夢見甄寶玉的場景，這段譯文在其7頁的序言中佔據了兩頁多的篇幅（Waley 1929b：xi-xiii）。值得強調的是，近三十年後，當王際真在1958年出版自己第二個《紅樓夢》英譯本時，儘管篇幅已擴充為1929年譯本的兩倍，他仍然沒有按照韋利的觀點譯出上述夢境描寫， 而且還在導言（Introduction）中專門以上述“賈（假）寶玉（Chia[fake] Pao-yu）”和“甄（真）寶玉（Chen[true] Pao-yu）”相遇的夢境為例，表達了針鋒相對的意見——“我刪掉了一些夢境，比如寶玉遇到另一個寶玉的夢“，王際真認為這些夢境和小說中的詩歌一樣，冗長無趣，不過是文字遊戲，不必譯出，“儘管對於其他人，甚至是某些我相當尊重其品味的人來說，這些內容似乎很妙”（Wang 1958:xx）。由此可 見，韋利的意見不但在當時沒有起到作用，在三十年後更遭到了譯者的明確反對。在同一譯本系統內部出現如此不同的聲音，是較為罕見的翻譯現象。筆者在10年前的博士研究中，首次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觀察和描述。並對二人的做法進行了初步的解釋：“亞瑟·威利……以後期象徵主義的詩學標準為標準，來品評《紅樓夢》中的夢境描寫。然而，王際真卻將這些超自然的描寫當作中國舊小說的陳腐套路，不肯多加保留……這多少反映出一位受新文化運動影響的華人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江帆，2007；2014:85）筆者基於對韋利序言、王際真導言，以及譯本實際呈現情況的觀察，對這一爭論進行了描述和初步解釋；但對於韋利推崇象徵主義詩學標準、王際真秉持啟蒙立場的 深層動因，還未及進行更為深入的挖掘，因此也留下了進一步研究的空間。
1.3 近年的幾種後續討論及研究舛誤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也關注到了這一現象，他們大多援引筆者的研究，並以此為基礎，對韋利的序言進一步提出自己的發現和見解（王鵬飛、屈純，2010；楊芳，2012；唐均，2012；楊柳，2016）。在這些後續討論當中，楊柳對於韋利序言的解讀，尤其具有強烈的價值判斷色彩——她認為韋利對《紅樓夢》夢境描寫的推崇、對繁瑣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都具有“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和“歐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見”，並由此得出以下結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以及他在對待中國文化和文學藝術時表現出的傲慢與偏見”（楊柳，2016:12）。在對中西譯者的差異進行探討時，套用“東方主義”理論，確實十分方便和現成。上述結論其實代表了國內翻譯研究界的一種傾向，即不加區分地用“東方主義”、“文化霸權主義”來評判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解讀。需要引起警惕的是，這種機械的套用，常常會得出與具體事實不符的結論，也會遮蔽和錯過許多更有價值的研究問題。回到楊柳的論斷，韋利以一個面目模糊的“西方人”身份，承擔了“歐洲中心式的傲慢與偏見”的罪名，而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具體問題，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挖掘和解釋。“傲慢與偏見”的指控，不僅距事實很遠，也在製造著更多的隔閡和偏見。除了上述激烈的指控，還有一些結論看似中立，其實也與事實不符。例如，楊芳（2012: 120）認為，“序言的缺陷是……未能將王際真翻譯的異化特色與韋利自身的歸化特色所造成的譯本差異做出合理的解釋”——這是作者在“東方主義”的預設之下，所得出的似是而非的結論，無論是序言中二人的觀點、還是王際真譯本的實際呈現形態，都與這一結論並不符合；不僅如此，脫離歷史語境討論“歸化”和“異化”，亦無助於揭示這場爭論的核心與實質。
1.4 重回歷史現場，再論“夢境”之爭
為了糾正上述後續研究所產生的偏差和舛誤，筆者深感有必要重回歷史現場，再論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對這一翻譯現象做出更貼合歷史語境的解釋。通過大量歷史文獻的細讀和互證，我們發現以下事實：（一）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紅樓夢》的品評， 與他評論同時代英語主流原創文學時所持的標準和措辭，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推翻了“歐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見”的指控。（二）韋利在譯序中對《紅樓夢》中某些文學元素的青睞，與其在私人文學活動中的一貫偏好高度吻合。韋利的詩學偏好既是私人的，也是社團性的：布魯姆斯伯裡團體作為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實驗場，代表了一 戰後動盪中的英語文學系統對新形式的渴求；韋利作為其中一名低調而影響至深的成員，促成了新文學形式庫的生成。（三）在避免了“東方主義”預設的幹擾之後，可以更平等地看待韋利和王際真對《紅樓夢》所進行的解讀。事實上，在二人之中，反而是華人王際真更多地採取了啟蒙知識份子的立場，基於現實主義文學標準，對《紅樓夢》的內容進行了評價和取捨，這一詩學標準的確立，實際上是同樣處於動盪和轉折期的源語文學系統在汲取外來詩學元素、“為我所用”之後，進而返照自身的結果。（四）韋利和王際真的翻譯論爭，遠遠超越了簡單寬泛意義上的“中西文化”以及“意識形態”之爭，在當事人最純粹的個人詩學訴求背後，隱現了他們各自所屬的文化圈在危機與轉折期的相互期待和渴求。值得注意的是，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同時遭遇危機動盪或轉折期，並互有需求，這在翻譯史上是較為特殊的情形。對於這一特殊情形的討論，也引導我們對於多元系統假設的相關預測進行反思和補充。在以下章節，我們將對上述發現進行條分縷析的論證。
二、並非“傲慢與偏見：
亞瑟‧韋利序言的互文性解讀
2.1 並非“東方主義者：韋利在序言中凸顯的文化身份
首先必須指出，“東方主義（Orientalism）”是20世紀最具生命力和適用性的批評概念之一，對於西方文學文化系統中東方話語的生成方式，提供了具有極強解釋力的敘事框架；而“東方主義者（Orientalist）”則是建立在這一核心概念基礎上的身份描述。在薩義德（Edward Said）看來，“西方人關於東方的觀念”和“真實的東方” 之間永遠存在著差距（Said 1979: 3，5）。由此，西方人一旦言說東方，就天然地具有了“東方主義者”的身份及原罪，因為“西方對於東方的任何公平合理的再現，都有其局限性”（Hayot 1999: 516）。在 相應的批評話語體系中，西方國家的東方學者和文學翻譯者，因其職業和學術身份，會更多地被冠以“東方主義者”之名。例如，科恩（Robert Kern）就曾提出，“龐德的潛在事業是一名東方主義者”（Kern 1996: 155）。關於東方主義的精髓，薩義德曾有名言——“東方大抵是西方的一項發明”（Said 1979: 1），翻譯家如韋利，“單槍匹馬地創造了英語公眾所理解的日本文學”（de Gruchy 2003: 2），也就必然具有“東方主義者”的身份。因此，我們在這裡不是要否認韋利的“東方主義者”身份，而是要深入探討，在韋利的多重文化身份中，是哪一重、或哪幾重身份在這篇序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由此也就可以接近本文要討論的核心問題，即韋利對於《紅樓夢》的評價，到底是因其西方人身份所導致的“誤讀”、“傲慢與偏見”，還是出於更貼合其個人訴求和歷史語境的其他原因。在關於韋利的大量研究、評論、傳記，以及回憶錄當中，人們對其多重文化身份時有論及。例如，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認為，韋利去世後，其文集的編纂者“沒有努力區分作為詩人、翻譯家、學者和個人的韋利，即使他的這些不同側面都是密不可分的；他認為文集“忽視了韋利的學術身份”（Schafer 1971: 117，118）， 事實上，這也恰恰體現了一般公眾，尤其是“韋利崇拜者”對於韋利多重文化身份的關注和興趣，如“詩人”、“文體家”、“英語散文大師”、 “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等等。韋利在普通公眾中的聲望，主要來自其翻譯作品，這些譯作被自然接受為英語文學的一部分，評論者直接稱 “《源氏物語》和《猴王》，都是英語文學名著”（Holzman 1969: 209），其很多譯作都有廉價袖珍讀本，也是各類讀書俱樂部書單上的常客（Teele 1969: 367）。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韋利不同於其他學院派的漢學家，而是在普通文學愛好者中具有較高的聲望。王際真1929年譯本是由暢銷書出版社推出的節譯本，與大學出版社推出的學術性譯本的性質截然不同，從出版商的視角來看，邀請韋利作序，正是要借重他在普通讀者中的聲望。回到韋利自身，他在序言中所凸顯的文化身份也主要是文化名人，並無意從漢學家的角度對譯本進行學術性的評點。同時代的評論家的一些說法，也可作為佐證：在進行文學翻譯時，韋利常常“有意隱藏自己的學者身份”（Teele 1969: 367）；在撰寫評論文章時，“韋利儘量避免賣弄學問，不想讓讀者感到他驚人的博學……只是摘取一些他自身感興趣的花朵”（Morris 1970: 69）。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韋利也正是這樣做的。當然，序言開始，韋利作為漢學家的身份並未完全隱形，他簡述了中國小說在本國文學系統中地位的演化，也對《紅樓夢》脫胎於街頭說書藝術的特徵進行了介紹。然而，韋利對《紅樓夢》具體情節的評價和褒貶，只是“摘取一些自身感興趣的花朵”，因此具有強烈的個人特色。例如，他不喜歡曹雪芹筆下的日常生活描寫，“要不是傳統小說有嚴格的框架結構，曹差一點兒就陷入錯誤的做法，對單調的實際生活進行太過細緻忠實的再現，他最感不耐煩的，是“黛玉和寶玉的爭吵接二連三……在場景和用詞方面僅僅有著最細微的差別”（Waley 1929b: xi）。韋利在此表達的觀點，就已經和譯者王際真的實際選擇產生了分歧——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明確指出，“他（譯者）保留了表現寶玉和黛玉關係的幾乎所有描寫，他們兩人是小說中最重要的角色”（Wang 1929: xx）。由此我們發現了韋利的一個重要個人偏好，也即他並不喜歡作者對於細節瑣事進行寫實性的描寫。那麼，這種對於瑣碎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是否就是“東方主義者”對於東方文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式的傲慢與偏見”？甚或“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啟蒙大敘事建構的東西方野蠻與文明、愚昧與理性、落後與進步的二元對立框架”？筆者通過探尋韋利本人的論著，來回答這一問題。韋利在東方學著作和文學翻譯以外的作品很少，然而事有湊巧，正是在他給王際真譯本作序的1929年，他也給同時代英國作家菲爾班克（Ronald Firbank）的小說集撰寫了導言（Introduction），韋利的資深研究者烏裡（Marian Ury）曾指出，這是“韋利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Ury 1976: 285）。韋利在文中盛讚了菲爾班克 的“藝術革命性”（art revolutionary），並對當時的英國小說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抱怨“如今的小說”中總是擠進一大堆的'細節和瑣事’”，並以當時一部“嚴肅的、雄心勃勃的小說”作為例證——“若是用簡·奧斯 丁的'鏡頭’，會因為其瑣碎而至少切掉其中一半細節，又會因為其不體面而切掉剩下的一大堆細節”（Waley 1929a: 1-11）。引述至此，我們已經基本得到了問題的答案——韋利對於《紅樓夢》中的寫實主義特徵和生活細節描寫的反感，與他對同時代英國小說中“一大堆細節和瑣事”的抱怨，其實是高度吻合的，這就完全推翻了“歐洲中心式的傲慢和偏見”的指控。韋利或可被稱為東方主義者，但其此處的價值判斷，卻並非來自“東方主義者”的視角。通過細讀上述珍貴的文獻，並將其與同年王際真《紅樓夢》譯本序言對照，我們發現，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紅樓夢》的品評， 與他評論同時代英語原創主流文學時所持的標準與措辭，都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楊柳的判斷——“從作序者對原著的評價和對譯本的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在事實上是不成立的。不僅如此，通過“韋利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可以看到，他個人對於同時代英語文學的主流，持有明確的挑戰、創新，甚至是革命性的態度——對於菲爾班克，韋利“是一個真正的熱切愛好者”（Ury 1976: 286），認為其“幾乎是英語小說中的唯一的印象派，他最早擯棄了現實主義的重負，現代的故事正是被這樣的重負給葬送了”（Waley 1929a: 1-11）。韋利對於 “現實主義”的厭惡，對於菲爾班克及其所代表的全新文學形式庫的極度推崇，都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他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對“夢境”描寫所表達的看法。
2.2 “夢幻之地”及其對現實主義的顛覆：韋利的個人詩學訴求及其根源
“有關韋利的研究常常受到阻礙，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注重隱私的人……他很少有關乎他個人觀點的文章存留。”（Machiko 2004: 565） 幸運的是，通過他同在1929年撰寫的兩篇序言的互證，我們已經明確知曉了他所拒斥的詩學標準及其表達方式：“現實主義的重負”與“細節和瑣事”；而他之所以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高度推崇《紅樓夢》的夢境描寫，通過相關文獻的解讀，其原因也已經呼之欲出。在此，我們仍然將韋利為菲爾班克小說集所作的序言其作為打開秘密城堡的第一把鑰匙。如前文所引，韋利在序言中明白表達了對寫實主義文學手法的反感。此外，他將菲爾班克稱為“英語小說中唯一的印象派”，以強調菲爾班克的“藝術革命性”。那麼，在英語文學的座標當中，菲爾班克的位置在哪裡？韋利如此欣賞的“革命性”，又表現在哪裡？後世文評家對於現代主義文學中各類“亞文類”（subclasses）的梳理，可以給我們提供較為客觀的參考：他們傾向於將菲爾班克作為開端於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頹廢小說”（Decadent Novel）後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並認為“菲爾班克對這一文類”（頹廢派小說）最顯著的貢獻是在小說的整體肌理中摻入奇幻世界的氣息，他們指出，“菲爾班克的小說主要創作在1914到1926年之間，在他的小說中，我們發現奇幻的程度已經如此登峰造極，似乎遠離現實世界也不會有任何問題”（Long & Jones 1961: 248）。例如，他的兩部代表作Prancing Nigger（1924）和Concerning the Eccentricities of Cardinal Pirell（1926）分別以海地和西班牙為背景，“雖然他給這兩個國家注入了可以辨認的特徵……，可與此同時，它們經過了某種變形，變得比'一千零一夜’還要遙不可及”（同上）。換句話 說，就是理所當然的奇幻之地，一個奇幻而內在自洽的美學世界。後世文評家將菲爾班克作為“頹廢文學”後期最重要的代表人 物，並將“奇幻世界”作為其文學特徵的標籤；而同時代的韋利的評論，則最早發現和激賞了這些詩學特質。韋利認為菲爾班克最好的作品是《腳下的花朵》（The Flower Beneath the Foot），故事最大的特點，就是發生在“想像中的王國（an imaginary kingdom），韋利對故事背景進行了自己的解讀：“准亞細亞風格的宮殿，（建築）風格介於拜贊庭和倫敦的貝爾格拉維亞之間”（Waley 1929a: 1-11）。這種穿越時空的混搭，特別典型地體現了一戰後人們“夢裡不知身是客”的荒誕。難怪三十多年後的評論者認為，菲爾班克小說的荒誕和虛無感，是反映一戰後西方世界的“更好的一面鏡子”（Long & Jones 1961: 248）。如此一來，韋利序言中的“夢境”問題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我們依靠相互關聯的歷史文獻，一步步破解了韋利反感寫實主義細節描寫的原因，發現了他對於“想像中的王國”和“夢幻之地”的青睞，落實了他對菲爾班克如此欣賞的具體緣由，此時再來看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的評論——“正是在夢境描寫中，曹雪芹達到了他作為虛構作家的最高境界”（Waley 1929b: xi），也就顯得如此順理成 章。筆者在10年前所發現的，韋利在《紅樓夢》譯序中所體現的對於後期象徵主義文學的特殊青睞，也就有了紮實的、貼合歷史語境的解釋。後期象徵主義文學和頹廢文學，正是現代文學形式庫中同一分支的兩個名稱；菲爾班克的奇幻小說，接續了波德賴爾（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王爾德（Oscar Wilde）自19世紀末所開啟的這一現代主義文類；而韋利對菲爾班克作品的激賞，不僅通過為其小說集作序而得到充分的表達，而且還迴響于同年他為王際真《紅樓夢》譯本所作的序言之中。我們在上述發現的基礎上，再將問題繼續聚焦：韋利對於夢境描寫是如此執著，竟然在序言中翻譯出原著第五十六回賈寶玉夢見甄寶玉的場景，幾乎佔有了序言三分之一的篇幅，這一特立獨行的做法相當引人注目。再次引用烏裡的說法，這當然也是“極為罕見的私人（文學）熱情的流露”。事實上，與韋利、王際真同時代的《紅樓夢》德譯本的譯者庫恩（Franz Kuhn），同樣也認為，王際真刪去大量的“夢境”描述非常可惜，但是，庫恩所特別看重的是小說結尾處的“寶玉重遊太虛幻境”（Kuhn 1932: xiv）。而韋利為什麼在眾多夢境之中，唯獨對兩位“寶玉”相遇的夢境如此愛不釋手？我們回到韋利最青睞的菲爾班克所代表的“頹廢小說”，這一文類在奇幻色彩的背景之下，還有一個反復出現的元素，就是“隱形的性變態主題”（latent theme of sexual perversion），“頹廢小說”早期代表作、王爾德的《道林格雷的肖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就是典型的例子。《紅樓夢》中兩位寶玉相逢的夢境，正是由於從鏡中觀看到自己的影子而引起的夢魘，從夢境最初人與影的相互傾慕，到最後的恐慌與驚醒，正是在奇幻的夢境中暗含了“隱形的性變態主題，以及同性相戀/自戀的潛在元素”。這恐怕是韋利特別青睞這一夢境的具體原因。近年有研究者基於“韋利身份的三個側面……其社會主義主張、模糊不清的性取向，以及其猶太背景”，發現其對於“隱藏或創造出同性間的情欲”的題材有特殊興趣”（de Gruchy 2003: 17，35）。在後面的章節，筆者還將進一步通過布魯姆斯伯裡同人的日記、回憶錄等史料，對這一推論進行說明。
2.3 韋利背後的英語文學系統：以“布魯姆斯伯裡群體”為參照系
前文已反復論證，韋利個人的詩學偏好是頹廢主義/象徵主義文 學，尤其是“夢境之國”、“奇幻之地”、“隱形的性變態主題”等文學元 素。韋利的這一詩學訴求是非常私人化的，但亦並非只屬於他個人，而是代表了他所在的文學系統中具有強烈的革新意識的那一部分。韋利與他周圍的文學世界形成聯繫的一個重要的管道，就是通過和布魯姆斯伯裡群體的交往。因此，我們首先以這一文學團體作為參照系，來探討韋利私人文學活動與當時英語文學系統的互動軌跡。眾所周知，“布魯姆斯伯裡”並不是一個有著明確文學主張的“流派”，而是以親緣、朋友，以及劍橋校友等關係為基礎，鬆散組合在一起的精英知識份子團體。由於這一團體在現代主義文學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與其相關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在此我們刪繁就簡，從佐哈（Itama Even-Zohar）所提出的文學形式庫（repertoire）這一 概念來切入問題，關注布魯姆斯伯裡在英語文學史上所留下的主要印記。[2]回望其核心人物維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對英語文學形式庫的最大貢獻，可用以下關鍵字總結：現代主義（意識流）和女性主義。伍爾芙1928年出版的《奧蘭多》（Orlando），正是其邁向女性主義寫作的里程碑。《奧蘭多》以奇幻故事為背景，以美少年的情感、變性和永生經歷作為隱喻，最終達成女性主義的訴求——不談主題，就文學形式特質而言，這部作品與韋利最青睞的“頹廢小說”有頗多相似之處。更值得強調的是，“她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明確表達了對韋利的感謝”（Hening 1974:78）。乍看似乎出人意外，但回溯我們在前文的考證，韋利既然對“奇幻夢境”“隱形的性變態主題”等文學元素有著強烈的偏好，他對伍爾芙的創作有此影響，實在是太自然不過了。除了私人文學交流所產生的影響，還有研究者發現，韋利1925年《源氏物語》譯本中的源氏，由於“同時對兩性具有吸引力”，也正是伍爾芙 1928年《奧蘭多》的人物原型之一（Machico 2004: 567）。
對於韋利和布魯姆斯伯裡的關係，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定位。一般認為，韋利“一直是布魯姆斯伯裡的週邊成員”（Hening 1974: 75），關係持久但不緊密。這就更加說明，伍爾芙在《奧蘭多》序言中對韋利致謝，並不是對親密朋友的常規致意，而是有着明確的文學意義。如果將韋利算作布魯姆斯伯裡的一員，那麼他恐怕是文學觀念最為前沿和創新的同人之一了。這不僅表現為伍爾芙《奧蘭多》的創作直接受其影響，在其他同人的日記和回憶錄中，也有對其詩學觀念的直接和間接記錄。例如，自1919年開始與布魯斯姆伯裡有所交往的傑拉德‧佈雷南（Gerald Brenan），就曾在其自傳《個人記錄》（Personal Records）中指出，“韋利是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當中唯一能看到《尤利西斯》好處的人”（Brenan 1975:157）。而1923年伍爾芙曾寫信給佈雷南，承認“喬伊斯被低估了”（Nicolson & Trautmann 1978: 80），可見佈雷南在喬伊斯問題上是公認較有發言權的。
再如，著名的奇幻諷刺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因為姻親關係而與布魯姆斯伯裡產生了聯繫。《傳奇與遺產：布魯斯姆伯裡日記數種》（Legend and Legacy: Some Bloomsbury Diaries）的作者發現， 沃在日記中對布魯姆斯伯裡的核心成員頗有微詞，“克勞德借給我一本伍爾芙的小說，但我拒絕認為這是部好作品，“克萊夫‧貝爾（Clive Bell，伍爾芙的姐夫，筆者注）喜歡自我吹捧”；而根據其日記，在他接觸到的所有同人中，“亞瑟‧韋利是讓他想起布魯斯姆斯伯裡的人”（Chase 1987:232）。我們發現，沃對韋利的認同並非出於偶然，而多半出於內在的詩學觀的契合——數十年後評論家在列舉後期“頹廢小說”代表人物時，沃的名字緊隨在韋利最為推崇的菲爾班克之後出現（Long & Jones 1961: 248）。韋利個人詩學觀念的表述非常罕見，除了他在菲爾班克作品序言等極少數“表達個人觀點的文章”有所表達，常常是在純粹的私人交流中被人記錄下來。其文學創新觀念在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當中走在最前列，對伍爾芙文學觀念的轉變產生直接影響，這恐怕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韋利的翻譯活動和他的私人文學活動是基本分開的，後者低調但並不私密，只是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這也是本文重點進行鉤沉和考察的內容。當然，談到韋利對於英語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貢獻，其翻譯活動也是不能忽視的。與龐德刻意改變英文句法的翻譯方式不同，韋利的翻譯“優雅而明晰”“仿佛用英語寫成”（Simon 1967: 271），形式較為保守，但他所選擇翻譯的內容卻體現出他特殊的詩學追求。如本文所考證，當韋利為王際真《紅樓夢》譯本作序時，將兩位美少年相遇的夢境盡情譯出，其實就隱晦地顯示出他對此類文學元素的由衷喜愛。此外，韋利正式發表的譯作，儘管在語言上屬於維努蒂（Lawrence Venuti）所說的“透明翻譯”，但其引進的全新內容元素，也在事實上促進了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的更新。正如有學者在談及《源氏物語》時所指出的，“翻譯作品的主角竟帶來了英國文學中的範式轉換（Machiko 2004: 567）。
根據以上考證結果，我們將韋利、布魯姆斯伯裡，以及當時他們所在的英語文學系統納入視野，縱觀三者的相對位置和關係：（1）布魯姆斯伯裡在20世紀初的英語文學系統中具有很高的聲望和影響力，其中的新銳成員對現代主義實驗文學形式進行了種種探索，這些創新的實驗文學形式獲得評論界的廣泛認同，居於文學系統的中心地位。（2）在 布魯斯姆伯裡同人中，韋利的詩學觀念尤為前衛：其翻譯作品和個人詩學觀念，促成了伍爾芙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的轉向；而與其他布魯姆斯伯裡成員相比，韋利對喬伊斯等人的現代主義文學表達方式，亦表現出罕有的鑒賞力。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較為準確地指出，在韋利為王際真1929年譯本作序前後，英語文學的主流，存在著較為強烈的革新意識和外向渴望，而韋利本人正是這一潮流中的前沿人物。
處於文學系統中心位置的文學團體和個人，普遍開始改變舊有文學觀念，樂於接受外來文學形式的影響。如果我們引入佐哈的“多元系統假設”對這一情形進行探討，會發現這恰恰與其假設中的“轉折點”相一致——“多元系統內部的運動機制會產生一些轉折點……導致本土存儲的文學內容不再被接受”，結果是“國外模式很容易滲透”（Even-Zohar 2000: 194）。這也就是韋利如此激賞《紅樓夢》中夢境描寫的實質——他並非是在“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評判原著，而是在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演進的過程中，作為一個詩學觀念較為激進的個體，同時也代表了“一戰”以後轉折時期的英語文學系統，產生對外渴求的一種表現方式。
如果說英語文學系統處於“轉折點”，那麼另一端的中國文化，則處於更為複雜和動盪的革新時期。這無疑加劇了問題的複雜性。在此，我們基於佐哈的假設，進行進一步的思考——當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如果同時遭遇危機或轉折，並互有需求時，翻譯產品又會呈現怎樣的樣貌？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在對於韋利的觀點進行詳盡考證之後，對譯者王際真的立場和選擇，也需在具體的歷史語境下進行還原。
三、韋利和王際真之爭的本質：
轉折時期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與錯位
圖裡（Gideon Toury）曾經指出，“翻譯文學只與譯語文學系統相關”（Toury 1984:19）。談到翻譯文學所發揮的作用，這一論斷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翻譯文學產生的過程中，如果參與其中的譯者來自源語文化，即使其主要意圖是迎合譯語讀者的需要，也還存在一個譯者是怎樣認知和看待自身母語文化和所譯作品的問題。換言之，譯者認為源語作品具有怎樣的價值、在哪些方面符合譯語讀者需要，都影響著他本人在翻譯中的選擇和取捨，也影響着翻譯產品的實際呈現方式；而這些看法的生成，其實都仍然離不開他自身所處的文化土壤。具體到本文所討論的問題，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由美國本土的暢銷書出版社發起，王際真本人也在導言中反復表示，他時時在考慮“英語讀者群體”的需要（Wang 1929: xx）。然而，在內容選擇和刪節方面，他卻並未與同時代西方讀者的愛好完全達成一致。至少對於韋利、庫恩這兩位西方譯者/讀者對原著夢境描寫的高度推崇，他始終並不認可。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值得我們深入探究。
3.1 王際真譯本對“夢境”的實際處理，及其對韋利序言的回應
我們首先來看王際真1929年譯本對於原著中夢境的實際處理方式。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說明，他翻譯所依據的底本是1922年上海同文書局版的《紅樓夢》，屬於程高本系統（Wang 1929: xix-xx）。我們經過對圖書出版資訊的考察，發現同文書局民國11年（1922年）所出《增評加注全圖紅樓夢》為王希廉評本，確屬程本系統。兩相印證，我們可以確認，王際真翻譯的紅樓夢底本為程高本。因此，我們首先對程本系統《紅樓夢》中出現的夢境（以及類似夢境的幻覺）梳理如下：夢境共計24次，前80回12次，後40回12次，後40回出現夢境的頻率是前80回的2倍。其中情節比較完整的夢境共有11次；除此之外的13次，都是夢境的零碎片段描寫或事後轉述。王際真1929年譯本對上述11個完整夢境的處理如下：有情節譯出的共6次（前80回5次，後40回1次）：即第一回甄士隱的夢境（Wang 1929: 9）、第五回賈寶玉夢遊太虛幻境（同上: 43-48）、第十三回秦可卿托夢王熙鳳（同上: 92）、第六十六回柳湘蓮夢見尤三姐（同上: 283- 284）、第六十九回尤三姐托夢尤二姐（同上: 295）、第八十二回黛玉夢 魘（同上:304-305）；有概述但無具體描寫的有2次：即第九十八回寶 玉夢入陰司尋找黛玉（同上: 347）、一百十三回王熙鳳病中夢冤魂索命（同上: 361）；未譯出的有3次：即第二十四回小紅夢見賈芸、第五十六回寶玉夢見甄寶玉、第一百十六回寶玉夢回太虛幻境。至於零碎出現或轉述的11次夢境，有翻譯或概述的共5次：第十二回賈瑞夢入風月寶鑒（Wang 1929: 82）、第三十四回賈寶玉挨打後夢見蔣玉菡和金釧兒（同上: 183-184）、第三十六回賈寶玉夢中罵“金玉姻緣（同上:190）、第八十九回林黛玉夢中聽見人叫“寶二奶奶”（同上: 310）；第一百一回王熙鳳幻覺見秦氏（同上: 349）。未譯出的有8次：第十六回秦鐘臨死前夢見判官小鬼、第七十二回鳳姐自述夢見太監奪錦、第八十六回賈母夢見元妃、第八十七回妙玉打坐時出現幻覺、第九十三回包勇轉述甄寶玉夢境、第一百十回鴛鴦自縊時幻覺 見秦氏、第一百十七回櫳翠庵道婆夢見妙玉被殺、第一百二十回賈雨 村夢見空空道人。王際真譯本對夢境描寫的保留與刪除，是與他在導言中說明的內容選取原則基本一致的：1）“譯者沒有省略任何與故事主要發展有關的內容”。他包括了幾乎所有表現兩位主要人物——寶玉和黛玉之間關係的內容（Wang 1929: xx）。對譯者所呈現的主線故事情節有推動作 用的夢境，一般都有所呈現，例如，與寶黛關係發展有關的夢境（包括夢境片段）、鳳姐相關情節（包括尤氏姐妹、賈瑞）的夢境都有翻譯或概述。2）“他也試圖包括表現中國特色的風俗習慣的情節和內容”，例如秦氏的豪華葬禮（同上）。由於譯本突出了秦氏葬禮，多次與秦氏有關的夢境和幻覺也基本全部保留。3）“第一回幾乎全部直譯，希望讓英語讀者感受到一點兒中國小說家的創作手法，題為'序曲’，如 果急於進入故事的讀者可以跳過這一部分（同上）。第一回甄士隱的夢境得到了充分的翻譯。4）“自然地，前八十回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處理”（同上）。有完整情節的夢境，前80回譯出了5次，後40回僅1次。我們在前文已經指出，當王際真在1958年出版自己第二個《紅樓夢》英譯本時，儘管篇幅已擴充為1929年譯本的兩倍，他不僅仍然刪掉了後40回中的絕大多數夢境描寫，對於韋利所特別欣賞的寶玉夢見“另一個自己”的夢境，他也仍堅持刪除掉了。儘管這一夢境發生在第五十六回，而王際真一再說明自己很重視前80回情節的。不僅如此，王際真還在譯本導言中特別表達了針鋒相對的意見——“我刪掉了一些夢境，比如寶玉遇到另一個寶玉的夢”，王際真認為這些夢境和小 說中的詩歌一樣，冗長無趣，不過是文字遊戲，不必譯出，“儘管對於其他人，甚至是某些我相當尊重其品味的人來說，這些內容似乎很妙”（Wang 1958: xx）。
3.2 王際真的文化觀、詩學觀及其產生由來
如前文所言，在文學作品的翻譯過程中，即使發起和主導翻譯行為的主體是譯語國家的出版機構，但如果譯者來自源語文化系統，那麼儘管譯者與出版機構在意圖上高度一致，其翻譯選擇還是會在某些方面顯現出其自身成長的文化土壤的痕跡。以王際真1929年譯本和後來的修訂本為例，他在主觀上是極力迎合譯語讀者的：為方便英美讀者，他對原文做了大量的刪節，“刪去了成千上萬的不必要的字詞”（Wang 1958: xix）；在語言上，“將原文的章節都翻譯和改變為當代英語作品……就如原作一般口語化”（Van Doren 1958: v）。然而，在內容選擇上，王際真雖然認為自己所譯出的都是“西人所欲知者”，但是 一些“西人”卻提出了異議，不僅韋利在譯序中惋惜他刪掉了許多夢境，德譯本的譯者庫恩也認為，“他捨棄了很多對西方讀者來說極其有趣的細節……例如小說結束前出現的宏大的夢境……這是小說所達到的文學頂峰之一，是不可或缺的”（Kuhn 1958: xiv）。此外，許多評論者對王際真節選翻譯前80回內容、壓縮概述後40回內容的刪節方式感到不滿，認為造成了敘事節奏的前後失衡（Birch 1972: 201；Hawkes 1989: 268；姜其煌，2005: 138）。這些看法差異，其實都可追溯到王際真作為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在此，我們從王際真內容選擇的最後一條原則看起，“自然地，前 80回得到了更為充分的處理”（Wang 1929: xx）。在王際真看來是“自然” 的選擇，卻在英語讀者眼裡看來很不自然，覺得他“不停地縮減文本，加快敘事速度”（Birch 1972: 201）。事實上，對於國外讀者而言，他們對於前80回和後40回的文學價值差異並不敏感，相反對於故事的完整性更為重視。而王際真基於胡適的考證，對前80回的內容特別重視，對後40回的內容則一帶而過，是“自然地”出自一般知識份子對於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的文史研究成果普遍服膺的立場，卻並未考慮到西方一般讀者的期待。王際真在譯本導言中，除了對“胡適博士的詳盡研究”表示完全認同，認為其基於現實證據的科學考證遠勝清代索隱派的種種附會，還特別介紹了胡適的“新文學之父”的身份（Wang 1929: xvi）。相應的，王際真的詩學觀也同樣打上了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普通知識份子的烙印，不僅表現出明顯的啟蒙立場，還對現實主義文學手法表示特別的青睞。他所撰寫的譯本導言，標題即為“第一部中文現實主義小說”（The First Realistic Novel in Chinese）。筆者10年前的博士研究對此已經進行了觀察和描述，並結合歷史語境進行了初步解釋，認為“這多少反映出一位受新文化運動影响的華人知識份子的潛在立場，即使他的翻譯行為純粹針對英美市場，本質上與中國國內文學發展動向無關……上述立場仍然影響著他的選擇”（江帆，2007；2014: 85-86）。在此，我們通過對王際真同時期相關論述的發現和挖掘，進一步確認和說明上述結論。王際真在1929年譯本發表前後供職於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同期發表的絕大多數文章均為各類文物的介紹，但亦有一篇珍貴而罕見的、專門論述“中國國內文學發展動向”的英語文章，題為“中國文學中的西方潮流”（Western Tides in Chinese Literature），恰能說明其詩學觀的由來。在這篇發表於1934年的長文中，王際真非常直接地聲稱，“高等文明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中國迅速意識到其必須要麼接受西方文明，要麼滅亡”（Wang 1934: 128），啟蒙立場躍然紙上。對於新文化運動後湧現的文學社團及其文學理念，王際真首推文學研究會的“為人生的藝術，也就是現實主義"，認為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是“最為廣泛閱讀的期刊"，也是“新文學作家的首要喉舌"（同上: 135）。對於韋利所推崇的象徵主義，以及頹廢小說，王際真恰好在文中都有所提及——他認為創造社“販來了陳舊的象徵主義"（trafficked in shopworn symbolism）；而說到頹廢小說的影響，他特別強調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轉向了為藝術而藝術，對於這一現代主義的文體分支頗有微詞"（同上: 135-136）。這些論述所體現出的立場，正好可以說明他與韋利產生分歧的根源。很明顯，他所認為的“西人所欲知者"，也即他所認為能夠代表《紅樓夢》 精華部分的中國文學、文化內容，是原著通過寫實主義手法所呈現的 “故事發展”和“中國特色的風俗、習慣"；至於韋利所盛讚的“達到文學頂峰”的夢境描寫，他並不以為然。由其上述長文作出的價值判斷可知，王際真如此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並非他對於現代主義和頹廢文學一無所知，而正是舊有中國文學批評傳統被取代之際，大多數普通知識份子在汲取大量西方詩學元素、進行自然篩選以後，普遍所做出的選擇。下文我們還將對此進一步進行論述。
3.3 夢境之爭的實質：轉折期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與錯位
從王際真兩版譯本導言的字裡行間，我們已發現其新文化知識份子的立場，而與其第一版譯本同時期發表的長文，則對此提供了更清晰的解釋和佐證。王際真的詩學立場並非憑空而來：在文化觀上，他認同胡適所代表的新文化精神，對其《紅樓夢》考證成果完全接受（Wang 1934: 132；Wang 1929: xvi）；在文學立場上，王際真高度認同“為人生的藝術，也就是現實主義”（Wang 1934:135）。我們將王際真的長文與韋利序言作比，發現王際真本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學形式的“滯後”，進行了遠比韋利更嚴苛的指摘（Wang1934:127，128）。由此可見，楊柳在其研究中對所謂韋利“居高臨下的啟蒙立場”的指控，可謂是弄錯了對象——在西方漢學家韋利和華人譯者王際真當中，反而是後者更多地採取了激進的啟蒙知識份子立場，將西方現實主義詩學作為最高標準，對《紅樓夢》的內容進行了評價和取捨。王際真如此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並以其為標準來取捨傳統文學經典內容，正體現了五四前後中國大多數普通知識份子面對大量西方詩學元素湧入時的自然選擇：他們在源語文化遭遇劇烈的動盪和危機之時，強烈感受到積貧積弱的社會現實，在文學閱讀、欣賞，甚至創作中，多數更傾向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並進而常常以這一詩學觀返照自身、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闡釋。而反觀前文所詳盡分析的韋利序言，卻恰恰並非是在“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評判《紅樓夢》。韋利對特定夢境描寫的青睞， 乃至以序作者的身份所進行的翻譯，其實都呼應了他同年在菲爾班克作品集中所表達的“私人文學熱情”，恰恰表現了他對當時英語文學創作主流的解構和挑戰。不僅如此，即使以布魯姆斯伯裡這一現代文學形式庫的試驗場為參照系，我們發現韋利的個人文學觀也是其中特別具有革新意識和外向渴望的，伍爾芙、沃、佈雷南等布魯姆斯伯裡同人的序跋、書信、日記，都可作為有力的佐證。正如我們在前文基於文本考證所得出的結論，韋利在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序言這一特定文本中所表達的立場，“是其在現代主義文學形式庫演進的過程中，作為一個詩學觀念較為激進的個體，同時也代表了一戰以後轉折時期的英語文學系統，產生對外渴求的一種方式”，非但不是“歐洲中心主義”，而且還體現了明顯的“去中心”、“去傳統”意識。綜上所述，韋利和王際真雙方的表現，其實都是當其所在文學系統處於震盪和轉折期、對外產生渴求時，他們作為處於各自文學系統內部不同位置的個體，基於其詩學觀而產生的反應。王際真推崇現實主義文學觀（這也是新文化運動前後多數中國普通知識份子的選擇）， 並以此為圭臬來衡量原著內容的價值，在翻譯中擯棄了大多數具有超自然色彩、卻與情節走向關係不大的夢境描寫；而韋利則出於其個人 對於後期頹廢小說的特殊偏好（如其本人所言，亦如前文所考證，代表了當時英語文學系統較前端的“革命性”渴求），對於《紅樓夢》原著中的某些夢境描寫表現出特殊的青睞。他們所代表的各自所在的文學形式庫的外向需求，一般並不會產生衝突和碰撞，但同時投射到王際 真1929年《紅樓夢》英譯本上，這種錯位於是被凸顯、感知出來，表現為二人對夢境描寫的截然不同的評價與取捨。這也就是韋利和王際 真在《紅樓夢》英譯中的“夢境”之爭的實質。
四、研究思考與啟示
4.1 如何看待中西譯者的差異：細究歷史事實，慎用“東方主義”
如本文所考證，楊柳以“作序者所採用的'東方主義’價值體系和西方詩學標準”來解釋韋利的立場及其和王際真的意見衝突，並不能揭示問題的真相。韋利在其同年撰寫的兩篇序言中，對本國當代文學和東方傳統文學中的寫實主義同樣厭棄、對兩者的奇幻夢境描寫同等讚譽，並未表現出任何“東方主義”和“西方中心”傾向；反而是王際真，明確表示“中國在靠近西方文學主流文學以前，其創造力因儒家理念已趨向停滯，前者也正是佔據主導地位的西方文明不可避免的勝利所帶來的結果”（Wang 1934: 127）；並借用馬克吐溫《在亞瑟王朝廷裡的康涅狄格州美國人》（A Connecticut Yankee in King Arthur’s Court），將中西文明間的差距比擬為“美國人與低級的中世紀烏合之眾的對比”（同上: 128）。此時再回看楊柳對韋利的指控：“東西方空間意義上的不同被轉換為時間意義上的落後與先進、價值判斷上的低劣與優秀的差異（楊柳，2016: 11），會發現，這恰恰是爭論的另一端、華人譯者王際真所為。楊柳的評論弄錯了方向，韋利在這場爭論中的立場，並不能被稱為東方主義者。如本文所分析，一戰以後的十數年間，英語乃至歐洲的主流文學，正處於高爾斯華綏、羅曼羅蘭所代表的現實主義高峰向伍爾芙、喬伊斯所代表的現代主義轉變的潮流當中，被前者所推向極致的傳統西 方中心價值觀，連同寫實主義的文學形式，都被詩學觀超前的韋利視為“現實主義的重負”，而具有現代主義特徵的奇幻夢境描寫，則無論時代和出處，都受到了韋利的青睞；而此刻正當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極 盛、胡適提倡“重新估定一切價值”（a 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之際，上述傳統的西方中心價值觀，反而被中國大量普通知識份子如饑似渴地加以吸收，並用以對自身的文學傳統進行顛覆、闡釋和取捨，王際真就是其中的典型。二人的詩學衝突在1929年《紅樓夢》英譯本序言的這一刻交匯之中顯現，且在對夢境描寫的取捨方面表現得分外突出。與此同時，在類似翻譯研究個案中，不輕易套用“東方主義”來定義西方譯者，也是為了更細緻準確地對譯者在特定語境下的做法進行剖析。作為東方文學的知名譯者，韋利和龐德常常被評論者放到一起比較，還出現了“'韋利是漢學家，而龐德是詩人’的簡單兩分法”（Teele 1969）。兩人之所有這樣的形象區別，主要是因為龐德的創作與翻譯融為一體，對於英語文學系統來說，充滿了異質性和實驗性，而龐德利用東方元素促成新的文學形式，也因其對東方元素的“挪用”和“誤讀”而被公認為一類“東方主義者”的典型，這也是近年文學研究中“東方主義”和“現代主義”的主要聯繫點（Hayot 1999；Kern 1996；Qian 1995）；然而，韋利的大部分翻譯則以“優雅、透明”而著稱，與他前衛的、顛覆性的私人文學追求，基本是截然分開的，後者因其稀少的個人表達，已逐漸消弭在歷史的長河中了。幸運的是，通過對相關歷史文獻的互文引證，我們得以發現，不僅韋利個人的詩學追求較為前沿，不代表當時英語文學系統中普通讀者的趣味，而且，他對《紅樓夢》也不存在專門針對東方文學而進行的褒貶；更重要的是，他也並沒有如龐德一般，通過對東方元素的改寫和扭曲，來達成自己私人的現代主義詩學追求——這正是筆者不贊成套用“東方主義” 批評話語來評判其觀點的原因，因為得出的結論不僅距離事實太遠，而且遮蔽了更多的“真問題”。正是由於發現了“東方主義”在此例個案中的不適用性，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下問題：在類似翻譯現象的討論中，“東方主義”的機械套用，到底能揭示多少歷史事實？又是否能確切解釋具體歷史語境下的個人意圖？其先驗的立場和價值判斷預設，是否會阻礙更複雜因素的揭示？尤其是當許多西方譯者和漢學家在譯介中國文化典籍和文 學作品的漫長歷程中做出重大貢獻，如果一味用“東方主義”對其行為進行預設和分析，是否卻忽視和失落了更重要的研究問題？進而言之，這樣的思路和論斷，是否有利於中國文學與世界的進一步交流？這些問題，都是需要我們進一步慎重考慮的。
4.2 對多元系統假設的印證、豐富與補充
埃文-佐哈在其極富解釋力的多元系統假設中，曾經非常準確地總結和預見了以下規律：當某一文學多元系統處於“幼嫩“邊緣，或“轉折點、危機，或文學真空”的情況，翻譯文學往往會在文學系統中佔據重要地位，在對外來文學進行翻譯的過程中，傾向於保留外來文學中新穎的詩學形式；而較為強大、穩定、自足的文化，翻譯文學往往處於次要地位，就翻譯策略而言，則傾向於對自身固有的文學形式庫進行強化（Even-Zohar 2000）。後一種情況，是我們在談及英美文學系統對中國文學的譯介時，常常預設的情形；也是前文所述的楊柳、楊芳等研究，對韋利在王際真譯本序言中的立場所進行的預設。然而，根據我們的發現，韋利在王際真1929年《紅樓夢》譯本序言這一特定文本中所表達的立場，其實並不完全符合這一預設，他對夢境描寫的青睞，乃至以序作者的身份所進行的翻譯，其實呼應了他同年在菲爾班克作品集中所表 達的“私人文學熱情，即不滿當時英國小說的主流，渴望文學形式的變革，並非“對固有的文學形式庫進行強化”。如以布魯姆斯伯裡為參照系，根據韋利在系統中所處的位置，亦可以觀察到當時英語文學系統的整體態勢。如果遠距離觀察，或僅談相對位置，20世紀20年代的英美文學系統與歐亞大陸另一端的中國文化系統相比，自然是更為穩定、強勢、自足的系統。但如果我們進一步聚焦，則會發現，一戰前後的英美文學、文化系統，卻並非大而化之的“強勢文化”一詞就可囊括，而是處於明顯的轉折和危機當中。這一轉折最明顯的標誌，就是我們在上面所發現的，處於系統中心位置的文學團體和個人，普遍開始改變舊有文學觀念，樂於接受外來文學形式的影響，這恰恰與佐哈所描述的“轉折點”相一致。具體到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這也就是韋利這一端的立場和觀點所體現的實質。他對於《紅樓夢》中夢境描寫的偏好，並非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的傲慢與偏見，而是作為轉折期的英語文學系統中處於創新層面上的個體，產生對外渴求的具體表現方式。而在爭論的另一端，王際真作為華人譯者，卻以激進的啟蒙立場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顛覆、闡釋和取捨，這其實更像是楊柳所指控韋利的行為。如前所述，這其實是許多五四知識份子的普遍選擇——他們更傾向于“為人生”的現實主義；並以這一詩學觀對自身文學傳統進行取捨。王際真同期發表的長文即可作為佐證。佐哈所提出的多元系統假設在古往今來的翻譯史中一再得到驗 證。我們在其基礎上進一步思考：當翻譯所涉兩種語言所在的文化圈如果同時遭遇危機或轉折，並互有需求時，翻譯產品又會呈現怎樣的樣貌？韋利和王際真的“夢境之爭”無疑給我們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個案與標本。恰逢爭論雙方所屬的文化圈都處於動盪轉折之時，其固有的文學形式庫也都處於更新狀態，因此產生了看似訴諸他者、實則源於自身的外向需求。在兩種語言文化經由翻譯行為產生碰撞時，雙方需求產生了錯位，才最終導致了我們所觀察到的翻譯僵局。在歷史的長河中，這一互為鏡像的階段雖然稍縱即逝、卻又切實存在過，對於我們印證、豐富和細化多元系統假設的情形設置，具有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對多元系統理論中情形假設的細化，事實上也為我們考察當下文學譯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類似複雜情況進行了提示。在文化價值取向多元化、碎片化的今天，不同機構、個人合作實施翻譯項目的情況日 漸普遍，對各環節產生影響的社會與個人因素同樣異常複雜。僅僅訴諸寬泛意義上的“中西文化”和“意識形態”衝突，以及文化的“強勢” 與“弱勢，往往並不能真正解釋翻譯現象的實質。重返歷史/現實語 境、層層剖析事實及其相互關聯，是把握翻譯現象、預測翻譯規律的唯一途徑，也是真正意義上的系統/描述翻譯研究的應有之義。
4.3 譯介學視角對文學關係研究的深化：以翻譯衝突為起點
韋利和王際真雙方詩學標準的確立，實際上是動盪和轉折期的源語文學系統在汲取外來詩學元素之後，“為我所用”的結果。這也正如有學者在談及當時中英文學關係時所指出的，“20世紀20年代，以及30年代早期……對於新的異質文化的發現，同時激發了英國和中國知識階層的靈感，幫助他們進行自身的創新，並對舊有的文學遺產進行挑戰”（Sheringham 2006: 222）。現有的中英文學關係研究對於韋利也偶有涉及，主要見於新月派和布魯姆斯伯裡之間的交往記載。這類研究多以事實性的個人交往、通信的拾遺和鉤沉作為重點， 尤其以徐志摩與曼斯費爾德、淩叔華與朱利安·貝爾、胡適與韋利的交往作為考察對象（Laurence 2003；董鼎山，2008；冀愛蓮，郭炳通，2010；趙毅衡，2018），其中涉及韋利的部分，多強調他在漢學研究中對胡適等中國學者的請教。而我們以中國文學外譯中的爭論現象作為研究起點，發現背後蘊藏的韋利及王際真的個人詩學追求，則不僅對文學關係表像下的實質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而且對於調整、豐富和細化現有翻譯理論中關於文化交流模式的預測和假設，都將產生更為積極的方法論意義。正如學者所言，“要揭示這種由各類文化關聯所形成的複雜網路”，除了要考慮到“東方主義”“文化帝國主義” “東西方關係中的盤剝和壓迫因素”，還需要“用更寬廣的筆觸來塗抹畫布”（Sheringham 2006: 222）。斯言誠是！此例個案給予我們的啟發，也正在於此。我們所採取的“更寬廣的筆觸，就是將王際真1929年的《紅樓夢》英譯本序言作為核心文本現場，由此層層向外輻射，在相關歷史文獻的互文解讀中發現各方塵封於歷史的苦心孤詣， 並對現象之間的關係進行更為深廣的探索。透過譯介學視角對史料進行參詳，文學關係的豐富性和層次性得以進一步凸顯，這不僅能夠對傳統的文學關係研究形成有效的補充，也往往是簡單套用“東方主義”的研究路徑所不易企及的。
注 釋
[1] 美國在華盛頓會議上對中國的友善舉動，參見王鐵崖：《中外舊約章彙編》第3冊，三聯書店1962年，第200-201、218頁。
[2] Repertoire is conceived of here as the aggregate of laws and elements (either single, bound, or total models) that govern the production of texts. (Even-Zohar, 1990: 17)
*本文受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中國文學對外譯介模式研究（項目號：12CZW095） 及上海外國語大學青年教師科研創新團隊項目“高翻學院漢譯外研究團隊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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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帆，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副教授，《東方翻譯》雜誌編輯部主任。電子郵件：cherryjiang75@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