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家《金匮要略》专注中，他们都是术业有专攻，议论赅今古，出其心得，启迪后人，但我们亦应有所抉择，不能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更不能象“广原搏兔”，致网罗多而弋获少。
“两大”即徐彬《金匮要略论注》、沈明宗《金匮要略编注》各24卷，为大部注本；“两小”，即尤怡的《金匮心典》、魏荔彤的《金匮本义》，各三卷，为小部注本。其体例自谓：“正义疏释备于注，或有剩义及总括诸证不可专属者备于论”。这意味着：注是解释原文，论是广泛阐述。他指出读《论注》法，须先将方论药味，逐字不遗熟读贯串，竭其知识；探讨既久，然后，将《论注》所阐释的，从一字一句，到脉、因、证治，都作了详细的剖析。举例如“太阳病，关节疼痛而烦，脉沉而细者，此名中湿，亦名湿痹。湿痹之侯，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条的注释。他首先点明病因，“此证湿之挟风，而湿胜以致痹者”；接着分析病机：“风走空窍，故流关节；风气滞于中，故通心而烦；风为湿所搏，失其风之体，故脉沉而细……气既为湿所痹，则气化不行而小便不利；大肠主滞，湿行反快而不艰 —— 病风者多便秘，故以湿胜而快者为反耳”。这一解释，夹叙夹议，研探极细。后段分析治法，亦推勘入微。此类注释，徐氏《论注》中比比皆是，询不愧为喻氏高弟，深得乃师薪传，允推《金匮》的一个好注本。其书致力于“编”与“注”两个方面。他认为仲景书多编次失序处，以《金匮》来说，首篇最明显。沈氏指出：“从来著书立言，必先纲领，次及条目，而是编乃以治病问答冠于篇首，叙例大意仅次后章；且诸方论（指首篇中后八节）头绪参差不贯，使读者如入雾经，失其所之。”因此，他把《金匮》首篇的次章冠首，而为叙例，次以时令，问答阳病、阴病、五脏病、四诊、治法等相贯于后，为一卷；2卷至22卷，均以病带方，23、24两卷则存而不论。关于注的方面，亦多明白晓畅，并能发人所未发，如：“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条，诸家注释，多从证属虚寒，病在肝经，治以温养着笔。而沈氏强调冲脉，一经点明，使条文的病机、治法和方药更多一番新的悟境。他指出：“此连冲脉为疝……肝木受邪乘脾则腹中痛，本经之气不舒，故胁亦痛，连及冲脉则里急矣，治以当归补养冲任而散风寒……”。此类别出心裁的解释，开辟奇经证治之路，扩而充之，颇多启发。其书卷帙不多，注解极简明扼要，以少胜多，堪称《金匮》注本中“少而精”的代表作。徐大椿称其“条理通达，指归明显。辞不必烦，而意已尽，语不必深，而旨已传。虽此书之奥妙不可穷际，而由此以进，虽入仲景之室无难也”。江阴柳宝诏称其“于仲景书尤能钻研故训，独称心得”。《医宗金鉴·金匮要略注》，多采取尤氏之说，足以概见其注疏之价值，值得称述的，尤氏对《金匮》的深入理解，不仅见之于注文，还见之于临床实践。他在《静香楼医案》中，以制肝益脾法治咯血胁痛便溏及中满肿胀；以葶苈大枣泻肺汤治浮肿咳喘；以理中合黄土汤治五年不愈的泻痢便血；特别以肾气丸加减治内饮，治肾虚肺实的喘咳，治阳虚不能化水的水肿，治冲气咳逆，治肾虚齿痛等等，都是得心应手。把《金匮》方用到机圆法活的境界。魏氏对仲景书研索极深，注释多透彻，说理详明，其释证、释方、释药，阐明经义，更觉精切。如释射干麻黄汤谓：“以射干为君，散胸中逆气，佐麻黄姜辛以散表邪，紫冬五味以润肺气，半夏开郁，大枣补中；一方兼解表润里，邪去而正气行，结开而津液复。”议药议方，一以贯之。首先分析证因，指出：“咳而脉沉，里热病也，必素日形寒饮冷，伤其肺脏，变热入里，耗其正津，瘀其痰血而欲成痈也。”继以释药，他说“泽漆，大戟苗也，较大戟寒性虽减，而破瘀清热利水降气有同性，且性缓于大戟，故宜于上部用；佐半夏开之；黄芩泄之；白前、紫参润之；生姜、桂枝升散之；参、草补益之。可谓预治肺痈稍从急治者矣。”上述四家注本，各有特长，各臻化境。他们对《金匮》的探索，从不同角度上深入，从不同方法上浅出，深入为了明理，浅出为了喻人。不论明理或喻人，其促使《金匮》更好地古为今用，是殊途同归的。上接仲景心源，可称瓣香一贯，值得我们研录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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