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个故事——致清明的第二十八封信

清明：

“每个人生来都是君王，但大多数在流亡中死去。”

最近在读王尔德的书籍，也读了有关他的文学批评，一时之间很多东西难以接受，也又滞留心底。推翻一个人之前，所有的肯定都是否定的证据。好在王尔德先生毁誉了半个世纪，终于声名倒转。

王尔德现在已经是一种风格的象征了，对于文艺批评家来说，他象征的是19世纪的早起美学思想，对于自由主义来说，他象征的是维多利亚时代遭受迫害的同性恋人士，而在普通大众看来，他象征的可能只是一个百无禁忌的花花公子。

王尔德首先是一个颠覆传统的作家，他的这种颠覆性的基石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口号，而是诙谐反讽的智性写作，他的写作同时具有机智和深度，但与现当代文艺批评家的克制风格不同的是，他偏爱一种夸耀张扬性的个性化写作，这种夸张放大了成为陋习中荒唐的一面，使虚设的社交前提和保守的艺术准则摇摇欲坠。

王尔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中自诩为煽动者，公然号召穷人去打劫或盗窃，说最有害的人就是那些努力行善的人；他又在《作为艺术家的批评家》中声称所有的艺术都是不道德的，所有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他呼唤个性，肆意嘲笑那些千百年来被人们视为教义的艺术和生活法则，这必然会令一些传统人士感到不知所措，他们中的君子或许只不过视王尔德的夸张为一种玩笑，他们中的小人却不免对这个洋洋得意的才子怀恨在心。

然而王尔德却从来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他的那些一度看上去有些乖僻的美学观点，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成了经典之说。王尔德是最早认识到词语在写作中真实地位的人物之一，他说语言是思想的母亲，不是思想的孩子。他还是最早强调批评精神和自觉写作的人物之一，他认为批评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他曾经说过“正是批评的才能创造了新形式”；每一个产生诗歌的世纪都是一个人为的世纪，在我们看来某个时代里最自然、最简朴的作品，始终只是最自觉的努力的结果。所有杰出的虚构作品都自觉的，经过深思熟虑的。

王尔德反对19世纪泛滥的现实主义，他相信生活模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这倒并不是说他的写作前提就是要脱离现实，他只是比他的同时代人更早意识到写作技艺的重要性。在《谎言的衰落》中他比较过几个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作家，包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和左拉等人。他对左拉显然没有太高的评价，“左拉先生的《酒店》和巴尔扎克的《幻灭》之间的区别，就是缺乏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和虚构空间中的真实之间的区别”。莎士比亚虽然为王尔德所爱，但他也偶有责言，“莎士比亚无论如何算不得无缺陷的艺术家。他太热爱忠于生活的直接体验了，而且借用了生活本身的表白方式。他忘了，艺术一旦放弃虚构手法就等于放弃了一切”。

在王尔德的一生中，最富悲剧性的就是他曾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与道学家的论战上，他写《笔杆子、画笔和毒药》是为了强调一个罪犯也可能同时是真诚的艺术家，“内在美德不是艺术的真正基础”。他认为艺术是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形式，在对美的膜拜中，完全没有心智健全可言。然而有时他终究不免悲叹，社会常常宽恕罪犯，但从不原谅梦想家。事实上，和鲁迅一样，这些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他的创作才能，而且比鲁迅更为不幸的是，王尔德最终被他那个时代的道德论调彻底摧毁了。

人生有两个悲剧，第一是想得到的得不到，第二是想得到的得到了。王尔德富有过人的自信和天赋，虽然他的晚年极为潦倒，但他的艺术成就仍使他成为世界经典的艺术家。他创作了9 篇童话，结集为《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和《石榴屋》两部童话集。1895年5月25日，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因为“与其他男性发生不道德的行为”而被判处两年徒刑。1900年王尔德因脑膜炎于巴黎的旅馆去世，终年46岁。1909年，王尔德的遗体移灵到拉雪兹神父国家公墓，长眠至今。

“你拥有青春的时候，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这些都是我们时代病态的目标，虚假的理想。活着，把你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道林格雷的画像》

“很多东西如果不是怕别人捡去，我们一定会扔掉。”——《道林格雷的画像》

“请把你的心给我，与我为伍，这个世界太残酷了，我有些害怕。”——《渔夫和他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