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夫聊发少年狂
苏东坡是一座富矿,千百年来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关于苏东坡的研究专著可谓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若论东坡传记,有两个版本绕不过去,一则林语堂《苏东坡传》,一则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前者偏感性,后者重考证,两者结合起来,可读出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的苏东坡。
游历之广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用东坡诗形容东坡一生,再恰当不过。
统计传记所载苏东坡生活、任职及谪居地,其一生宦游四十多年,足迹遍及大半个北宋疆域:西至故乡四川眉州,北至凤翔、登州、密州、定州,东至杭州、湖州、扬州,南至惠州、儋州,当然还有中原的开封和黄州。
观其一生行迹,涉及现今四川、河南、陕西、湖北、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广东、海南等数省十多地,在以舟楫、车马为交通工具的古代农业社会,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种“在路上”的“慢生活”,有艰辛,有磨难,更有真正“行万里路”的生命体验,也许正是诗情诗意诗兴的源泉。木心《从前慢》诗云:“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当今社会,物质极大地丰富,科技、交通、通讯日益发达,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像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如陀螺般不停地旋转。现代生活的便利性,是否必然以诗意的丧失为部分代价?
入世之深
林语堂评价道: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坚持自己政见的人,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还不够,
比起其他的中国诗人,苏东坡的人格特质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丰富、广博和幽默感,具有超绝的智力和无邪的赤子之心,犹如耶稣所描述的,兼具了蛇的智慧与鸽子的温顺。不可否认,这种罕见的结合,世间少有。这种评价,恰如其分。
提到苏东坡,从才情上一般会拿李白作比。李白固然也伟大,但观李白一生,偏向于空想浪漫主义,东坡则接地气得多。
居官位则忙于兴水利、治水患、建医堂、施药方、赈灾民……工程农医无所不涉,展现了诗文之外的行政才干,“有他非常机警的特长,为一般能吏所不及”(李一冰语)。
于个体则堪称生活大师,琴棋书画,参禅念佛,采药炼丹,种田犁地,酿酒烹调……皆有独到深刻见解,无不让人叹服,既为后人留下了苏公堤,也留下了可口的东坡肉。苏东坡是真性情,而非假道学,对生活充满了永不衰减的热情,无论顺境逆境。
今人有言:你无法控制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近千年前的苏东坡堪称典范。苏东坡绝非完人,当然有其局限性,但正如有评论家言,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他的全景式的生活智慧,反衬出当下的我们是多么单调和贫乏。
生命之韧
苏东坡一生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几度被贬至荒域,跌宕起伏,命运坎坷,悲喜交加。“很少有人的生活,像他一样复杂,以一身而贯彻天堂和地狱两个绝对的境界。”(李一冰语)
除了在家乡眉州二十年和在黄州的四年多时间,苏东坡一辈子几乎没能在一个地方连续住上三两年。
最极端的是,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跋涉,刚到一地履职几天,接旨又要仓促起程,比如登州。终其一生,如同风中飞蓬,身不由己,生活在漂泊不定之中。
然而,在常人看来难以忍受的生活中,他却凭借其豁达乐观的天性,直面悲困,苦中作乐,乐得其所,到处捕捉诗意的片刻,用笔墨将其化为永恒,为后世留下不竭的精神财富。苏东坡最能打动人心的诗词文赋,很多写就于贬谪之地。
虽然忧谗畏讥,偶尔也发点小牢骚,却断无怨天尤人之戾气,相反,表现出极其恢弘的视野和极其宽广的胸怀,“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这种处世格局,让他的个体生命能量如此强大、生命张力如此坚韧,“一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
哲思之美
真正的大师,善于运用简单的文字揭示深刻的道理,而不是相反。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大师。
他的诗词文赋文学之美自不待言,蕴含其中的理趣思辨之美亦每每令人欣然会意,甚至拍案叫绝,寥寥数语就让人顿生“心中有而笔下无”的感慨。
比如,当我们教育孩子多读书、读好书,努力提升内在之美时,是不是会很自然地用上“腹有诗书气自华”?
当我们劝慰别人看淡世事无常,接受人生的遗憾时,是不是会脱口而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当我们回首青春不再,但又不愿徒然悲叹岁月流逝时,是不是会鞭策自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当我们面对误解、曲解乃至骤然遭遇风雨时,是不是会在心中默念“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当我们身陷当局者之迷,云遮雾罩而不得其解时,是不是会感叹一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我们摆脱画地为牢,从自设的心理桎梏中走出来时,是不是也会有“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之感?这种哲思之美,在其传诵于后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直白如话,而能言人所不能言,似乎只能用天才来解释。
红袖之幸
我在读东坡传记时常想,是什么支撑苏东坡视困厄如无物,纵然一生命运多舛,也不悲观沉沦,能承受常人之所不能?
看到一位评论家的分析,觉得颇有道理:一是与生俱来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二是苦难中朝着自然与审美的转身;三是佳人热烈而绵长的爱的滋润。前两者系内因,起主导作用;后者属外因,亦必不可少。曾写过《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歌德有言:永恒的女性,导引我们向前。
前后伴随苏东坡一生的三位女性,王弗、王闰之、王朝云,或宽容温厚、吃苦耐劳,或冰雪聪颖、善解人意,林语堂、李一冰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无论东坡身处何种境遇,她们始终“红袖添香”,给予其默默支持尤其是精神慰藉,“此心安处是吾乡”。
设想,假如没有她们的理解与陪伴,苏东坡生命的厚度可能减色几分?
从一定意义上讲,她们部分成就了苏东坡,苏东坡则用文字让她们在文学史上成为永恒。这是东坡之幸,亦是红袖之幸。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必定是内心丰富而情感细腻的人。
苏东坡虽被尊为“豪放派”领军人物,其实亦不乏令人柔肠寸断的小品,比如后世耳熟能详的悼王弗《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比如为王闰之写的祭文,比如为王朝云所作《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等等。
如果没有彻骨的体验和真切的感念,难能有如此幽微深曲、刻骨铭心的文字。林语堂说,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
杰出人物如山岳、如云天,如木参天,如水溢岸。他们往往到达了一个人生高地,这个高地元气淋漓,风光无限。他们的精神和人格,会给历史留下深深的印记。
在去年秋天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那时在一个古村落,“长巷深宅,书老花落”,村庄的宁静给读书以好的心情和好的氛围。在读《苏东坡传》的日子里,我沉浸在一个伟大人物的人生轨迹中,仿佛遇见苏东坡,仿佛寻找远去的宋代记忆。
读完《苏东坡传》,正巧,去年的初冬,我在宜兴丁蜀古镇拜谒了“东坡书院”。在书院的东坡全身立像前伫立许久。东坡,他手执笔,头微扬,双目炯炯,傲岸地站在我的面前。
望着这近千年的旷世奇才,像凝望着一棵高大的树。这棵树,用坚韧、达观、不羁的花朵抒写生命的颂词。这棵树上缀满了旷世才情,结满了旷达之果。“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始终是东坡先生的人生状态,也是我最敬仰他的缘由。
苏轼的故乡虽在四川眉山,然而苏轼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意见未被采纳而自求外放“下基层”,他相继在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任太守。“乌台诗案”是他人生的转折,黄州,是被贬去的。后来,惠州也是被贬去的,海南的天涯海角也是被贬去的……然而,政治上的屡屡失意,并没有压垮苏轼。
支撑他一生磨难的还有他一身的才气,在诗词、文章、书法、音乐都出色的苏轼有什么不可以排遣心中块垒的呢?他是一个丰富的人,他兼具了儒、道、佛的思想;他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坦坦荡荡,不惧不忧,情怀旷达。
岭南惠州有一方清丽秀美的湖泊,一座小山依傍湖边,山南有一片苍翠的松树林,林中寂然孤立着一座小亭——六如亭。亭柱上镌有一副楹联,出自北宋著名文人苏轼之手:
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
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这不是普通的亭联,它包含了苏轼对一生坎坷际遇的感叹,而这种感叹,正是又长眠六如亭下的朝云,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犹忆某次饭后,大学士苏轼满足地捧着肚子踱步消食,问大家:“我肚子里藏着些什么?”侍儿们纷纷说,是才学,是识见,是锦绣文章。唯有聪慧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大笑,连声称是。
北宋后期朝坛最大的政治事件,是新党和旧党之争,新党以王安石为首,嚷着要改革和变法,旧党以司马光为首,坚持要保守和持旧。这两派斗得天昏地暗,刚刚步入仕途的苏轼,却压根不站队,不新也不旧,不左也不右。他只秉一个“死理”:不看人,只认事。新党得势,急功冒进,惹出许多社会问题,苏东坡直言:“这样激进,恐怕生乱。”新党一怒之下,不断贬责流放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后来旧党得势,全盘否定改革,原想将受新党重重打压的苏轼提拔重用,结果他又认认真真说:“改革虽有弊端,亦有益处,不可全盘否定。”于是,他又迎来了新一轮的贬谪流放。
侍妾朝云不仅是苏东坡身旁夜读书时的“添香红袖”,更是最懂他的良友知己,一语道破学士就是那么不合时宜,左右不受待见,常常遭受误伤,从政40年,被贬谪流放的时间竟长达33年。因为坚持为人处世的真理,失去了飞黄腾达的大好仕途,苏轼仍旧无怨无悔,顺境与逆境,他都始终保持着人格的超然独立,不因升官拜相而耽于逸乐,也不因受惩被贬而自短气节。如同王国维所说:“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王国维推崇的四人,便是屈原、陶潜、杜甫、苏轼,纵无盖世之文才,亦因“自足”的人格,被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视为榜样。
乌台诗案后,苏轼几乎被几度抛到生死边缘,幸得忠粉曹太后鼎力相救,神宗才放他一条生路,将他下放到湖北黄州,任职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相当于副处级的小官。曾为朝中重臣,却因莫须有的罪名被责,如果换了一个人,即使不绝望心死,恐怕也会沮丧沉沦,但苏轼却以平静的姿态,接受了他严苛的命运。
苏轼带着一家老小二十多口人,风尘仆仆来到黄州,感觉微薄的工资,完全养活不了一家人,只好去求见黄州太守徐君猷,徐君猷刚好也是苏轼的粉丝,便将东门土坡50亩荒地给他使用。那是一块贫瘠荒芜的山坡,满是荆棘瓦砾,但生计所迫,他也管不了那么多,脱去了青衫长袍,穿上农人的芒鞋短褂,便马不停蹄地筑水坝、建鱼池、移菜苗,又从四川老家托人寻菜种。
这片荒地,在苏东坡的双手下,被改造成有稻田麦田、桑林果园的小农场,他在终日辛勤的劳作中也收获了实实在在的快乐,索性自封为“东坡居士”。一个被这折辱、戕害、恶意泼身的苏轼已成过往,崭新的苏东坡在黄州诞生了,在人生陷入低谷时,他反而收获了来自生活细微的美好,并酿成了当下和未来的快乐。
一天,苏东坡和友人刘倩叔共游南山,友人以蓼菜、新笋等野菜待客。东坡品尝后,写词赞叹:人间有味是清欢。经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经历了命运的跌宕波澜,才悟出清欢之美。最为绝妙的风景,是内心的从容与淡定,人这一生,若摆脱了名利枷锁,才能真正享受清欢之乐。
第二年阳春三月,朋友告诉苏东坡,说离东门土坡不远的沙湖,刚好有块稻田要出售,你可以去买下来。东坡欣然前往,哪知走到半路,却遇大雨倾盆,朋友们狼狈不堪,四下找躲雨荫蔽,东坡却一边走路一边吟诗,那首著名的《定风波》便是这样诞生的: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回头望长路,风雨萧瑟又何妨,东坡居士拄着竹杖穿芒鞋,“一蓑烟雨任平生”。在黄州,苏东坡真正理解了自己,理解了自己不合时宜的肚皮中,装着对人世的体悟和慈悲,他没有在不断被贬中悲郁消沉,反而越来越享受生活的快乐,将平庸的日常,过成了超越的审美。
在贬官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窗外下了一场很久的雨,苏东坡凝望雨线纷纷,淅沥不绝,他忽然有了研墨挥毫的冲动。于是,后人多么荣幸,能见之“天下第三行书”《寒食帖》。这公认的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有人说《寒食帖》初看并不漂亮,字形时大时小,时长时短,时宽时窄,时疏时密,仿佛完全失去了书法所讲究的规矩与法度,但随意率真,浑然天成,恰恰是《寒食帖》最大特点。
经历了人世几重变迁,生死绝望门槛也迈过,骨肉离散滋味也尝过,从高处被一棒子打倒的无稽荒唐也试过,为一家人生存而变身农夫在土里苦苦刨食的艰辛也有过。现在,东坡放弃了世间一切庄严法度,“我以我手写我心,我以我心吐真情”,他不再理会所谓的规矩,只求取悦自己,岂知这正是历经沧海的艺术哲学真髓——宠辱两忘,在己体道。
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今生今世是不够的,他还要拥有诗意的世界。”苏东坡一辈子过得颠沛流离,年老还被朝廷一贬再贬,只能在梦中遥望四川老家,思念家乡的美味与炊烟,但他的精神生活何其丰富,诗意世界何其斑斓。他精通诗词、绘画、书法,也乐于谈道论禅,在细微小事中体悟人生哲理。
黄州原本是苏东坡的流放地、落难地,却成为他涅槃的新生之地。在食难果腹的日子里,最穷时甚至要把钱吊在梁上,每天数着花,也没有折辱这位逆境中的生活家,吃穿用度上的至简素朴,东坡安然接受,他不仅踏踏实实过好了每一天,还永远保有一双发现生活之美的眼睛。
在一个仲夏夜,肚子半饥的东坡,和友人同游赤壁,他忽然领悟道:“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自己真是两袖空空一名不文吗?不,占据物质财富的多寡,并不能衡量一个人是否快乐,倘若将自己置于天地之间,且看这横江的白露、映天的水光,陡峭的岩壁,巍峨的山川,哪一样不是大自然为你奉献的壮美之色?辉煌与困境,都如梦幻泡影,但只要人还在继续生活,就该用细碎而具体的快乐,将命运的悲剧化为无形。
贬谪反而令曾经春风得意的苏学士找到了真正的“诗意人生”,在他饥寒窘迫、物质困顿时,精神的力量勃勃生长,释然而欢畅,变成雪中的黑炭,风里的旧袄,苦难时的支撑,被荒唐伤害的甲胄。
六十二岁的苏东坡,又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当时的海南,是彻头彻尾的蛮荒之地,在大家眼中,这只是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当地人说的话,满腹经纶的苏学士一句也听不懂,但就算这样的蛮荒地,也被苏东坡挖掘出了生活盛大的美。没有好吃的东西,他无师自通地开发了吃牡蛎,还兴高采烈给三儿子写信道:“牡蛎这玩意实在太好吃了,千万不能让朝里士大夫知道哦,他们知道了一定要争着来海南,那我就没得吃了。”
1094年,苏东坡又被流放到瘴气横行的惠州。惠州城物质匮乏,苏东坡就另辟蹊径,从屠夫那儿买没人要的羊脊骨。他发现羊脊骨之间有没法剔尽的羊肉,于是创造了一种奇妙的吃法:将羊脊骨煮熟,热酒淋之,撒上盐粒,放到火上烧烤,用竹签慢慢挑着吃。这便是今天流行的“羊蝎子”的吃法。东坡又兴致勃勃给弟弟苏澈写信,隆重推出他的羊脊骨私家作法,还带着孩童天真的恶作剧补充:他这样做,会让那些等着啃羊脊骨的狗很不高兴。
惠州以槟榔、杨梅、荔枝等风物水果犒劳东坡的味蕾,他索性提笔写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泰戈尔说: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东坡做到了,而且,他没有一丁点的勉强和敷衍,他就是这样真真切切爱着自己的生活,不管多困苦或艰难,一样能从中寻找出光明的所在。
人活着的意义,不是为了麻木而被动地接受命运的碾压,或者一切向“实用主义”看齐,这样只会失去生命的趣致与意义。在惠州谪居时,有次东坡在山间行走,十分疲累,但离家还很遥远,他原本心中有微微烦躁,但忽然悟道:人本来就是大自然之子,身处大自然的怀抱中,何处不能歇息?于是“心若挂钩之鱼,忽得解脱”。放低世俗急躁,此心清净快乐,漫漫长路,不再有崎岖和坎坷,只有花开云聚,月白风清。休憩于途中的东坡居士,挂一脸热汗,粲然一笑。
苏东坡豁达率真,胸襟如海,才学满腹,乐天悯人。林语堂盛赞他是“中国五千年来最懂生活的人”,他将艺术融入生活,又用生活滋养艺术,对生命经验深度和广度的开拓,令多少人赞叹拜服。试问,天下谁人不爱苏东坡?
云舒云卷,日出日落,他竹杖芒鞋,他渔樵江渚,他乐游山水,他醉饮山林。他写下了许多光耀后世的文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人在江湖对庙堂的思念,是对天下所有人的祝福;“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对大自然美景的歌吟,对人生和事物的一种赞叹。
我们很多的时候是看到苏轼的光环,苏轼在文学上的光环,而忽略了他人生内心的伤痛。生命之道,其实就是生活之道。人生大道又往往是磨难环生,而苏东坡读懂了人生,读懂了自然空然无求的境界。所以,“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用之不竭”。苏轼和朋友在月光下享受赤壁美景的时候,才有对他朋友的一通高论。
苏轼是多情的,好友加表兄文同死,他哭了三天;苏轼是率性的,因为诗歌坎坷一生,出狱后还写诗,并说“我就是这么不可救药”;苏轼是坚韧的,被贬黄州,筑有雪堂,务农之余,烧鱼煮肉;苏轼是通脱的,他在生命最低迷的时候,接受佛老思想的安慰;苏轼是豪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又是婉约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所以,苏轼是“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悲天悯人的道德家”。
苏轼的诗歌、文章、词赋、书画,在宋代艺术英才辈出的时代,均达到了制高点,是宋代乃至中国历史上稍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受到后人敬仰的还有他那风高霁月的情怀。2004年福建省高考作文试题就五个历史人物作文,莘莘学子选择作文最多的人物就是苏轼。“风雨的一生,豁达的一生;美丽的一生,多情的一生”,是对苏轼的褒扬;“苏轼没有消沉,没有失落。他永远也不会去吟唱那软绵绵的情诗与愁苦”,是对苏轼的敬仰。
苏轼,永远是学子们心中的一面不朽的旗帜!
夜,静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苏轼如月,风神潇洒。梁衡曾说:若要为辛弃疾照相,题目就叫“把栏杆拍遍”。我想:若要为苏东坡照相,那么,题目就叫“也无风雨也无晴”了。当我合上《苏东坡传》的最后一页时,我才真正相信,苏东坡是离我们远去了。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是苏东坡的词句。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心灵的喜悦,是他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江城子·密州出猎》北宋苏轼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千骑赳赳,黄沙漫卷,酒酣胆壮,风啸马嘶,何等豪气,何其堂皇,好一幅密州太守出猎图!
前三篇宋词不觉都在怀旧,有些倦了,思忖该换个腔调。而论及豪放,第一念是苏东坡,第二还是苏东坡。
这位老先生,一两千字如何说得尽?苏东坡的词,什么样的评说会不羞涩?刚看完沉博绝丽的名篇,再读所谓“赏析”,就像喝完高汤又去嚼汤渣,有云泥之别。所以我始终认为,品味诗词,除了对典故和背景稍做了解外,真正的意境仍需独自咂摸。这样或许还可跳出窠臼,有不拘一格的新意,勾勒出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
1071年,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政见不同而自请外任,先杭州通判三年后转任密州太守。这首词正作于密州期间,为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东坡词风率性、狂放也由此形成。
词中苏东坡将豪情与抱负尽抒胸臆,岂不快哉!时谓友人曰:“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 如今有一万八千种解释的聊天用语“呵呵”的创始人正是苏东坡,当然,这位豪气干云的汉子彼时是心满意足的。
关于苏东坡的人生轨迹,著述已然颇丰,现代较为著名的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此书写得煞是好看,但作为传记,其散文式风格和史料严谨度一直存有争议。我不太爱看人物传记,皆因再好的传记也逃不脱作者的主观评判,通篇读完后很难不受其角度影响。
苏东坡耿直、率真,以解民间疾苦为己任,不趋炎附势同流合污,鬓染微霜依然念念不忘“射天狼”。林语堂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着眼于风月雨雪的雅致,以幽默闲适为意趣,私以为难逃追求个人成就、回避社会责任之嫌,而其晚年在南洋大学的行径,更有悖于一直以来“智慧旷达”的立世形象,为人所不齿。
苏东坡之伟大固举世公认,而林语堂所誉“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就值得推敲了,或许成见,盖因林人品所致。绝无仅有的帽子不好戴,相对而言王国维的话就比较客观:“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庄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尤其后一句深表认同,文如其人,人格的卑琐低劣,不可能铸就行文的长虹正气,苏东坡与林语堂的文章格局由此高下立现。小处比如我们寻常写文,或许一二稍有才气者,但若自视甚高,将敬畏文学敬畏读者之心渐抛,文章自会流露偏颇骄戾之气而远诸人,究其原因依然不过是读书太少,或者读了太多而从未懂得。
苏东坡是个全才,林语堂给他的头衔就有十八个之多,也不能涵盖。而我这样生于太平不谙政事的女子,最喜闻乐见的是他的“可爱”。这真是个可爱的人,而且越老越甚,直至变成个极为可爱的老头。
他狂得可爱。酒后登山醉卧石床,“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是兴之所至的狂;“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胸怀家国老当益壮的狂。这一份狂,明朗、纯粹、酣畅、自由,不遮遮掩掩,无扭捏之态,配他竟再合适不过。
他痴得可爱。除却风月情痴,于诗、词、书、画、酒、佛、砚、石,亦无所不精,无一不痴。这里单表他对石头的痴迷。苏东坡一生爱石成癖,无论得意失意一路广收奇石,留下许多关于藏石的佳话和诗文。他提出“石文而丑”堪称赏石文化的先驱,他可以为他人作画撰文只求一块灵璧石,他可以为仇池石与当朝驸马翻脸。原本名不见经传的雪浪石、圆熟可爱中有东海的文登石、纹如指螺巧绘亦不能及的黄州石,还有晶亮莹润五彩斑斓的月亮湾球石,无不因坡公见赏而侈美千载。
他贪得可爱。他贪吃,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吃货,冒死也要吃河豚,啖荔枝至口腔溃疡亦不舍停,故号称“饕翁”。因为穷,他善于用便宜食材烹制出别样美味。不好吃的猪肉可以变成香糯而不腻的“东坡肉”,因为痔疮不想吃药就有了“东坡饼”,与佛印对联斗诗成就了“东坡豆腐”和“东坡鱼”,谪居惠州买不到羊肉乃另辟蹊径自制“烤羊脊”,极富创造性的“东坡私房菜系列”对民间饮食文化贡献不小。
“一个人到世上来,来做什么?爱最可爱的,最好看的,最好听的,最好吃的。”这是人的质朴本性,一个可爱的人,纵使白发萧散也会有未泯的童心。苏东坡的一生,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也要“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而世间竟容不得这般认真活着的可爱之人,“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不得不叫人心酸了千年。
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活在当下,既来之则安之。苏东坡,这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随手写下十六件赏心乐事:
清溪浅水行舟;微雨竹窗夜话;
暑至临溪濯足;雨后登楼看山;
柳阴堤畔闲行;花坞樽前微笑;
隔江山寺闻钟;月下东邻吹萧;
晨兴半炷茗香;午倦一方藤枕;
开瓮勿逢陶谢;接客不着衣冠;
乞得名花盛开;飞来家禽自语;
客至汲泉烹茶;抚琴听者知音。
除了夜半钟声和东邻吹箫,今天要快乐真的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