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至今思将军，护国待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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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假设，但后人在回望历史时，大都难免假设之嫌。前段时间，我一位朋友就发出过如是叹息：当世再无蔡将军，起兵护国待何人。若真能起蔡锷于泉下，又待如何？

年少气盛的李叔同曾有《满江红》一曲，慷慨悲歌赞辛亥革命：“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造一段好河山，固然需要英雄，若时势未成，恐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历来，英雄与时势之辩，似乎难有定论。但我认为，时势大于英雄，多少杰出人物最终都会受制于自己的时代。

历史其实就是现时，充满了细节与偶然，交织着各种群体或个人的利益，文化和制度凌驾其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合力。艾略特在论及文学时，特别强调两点：传统与个人才能。个人的行为，来自且受制于传统。而一种文明得以进步，则是在特定的时空里，出现一些能力较强的人，在传统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一步。

这迈出的一步，在当时是创举，在后世理应成为常态。比如，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在当时必令世人震惊，布鲁诺还因此遭受火刑，而到今天，日心说已是常识。杰出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迈出了一步，后世之人若不能以常态视之，也标志着这种文明根本没有进步。无论是在今人看来，还是时人眼中，蔡锷无疑都是迈出了一步的人。他一生的实际行动，也足以令后世汗颜。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生于光绪八年，也即1882年。他六岁入私塾，十三岁中秀才，十五岁入湖南时务学堂。其时，康有为等人的维新变法正在展开。他就读的时务学堂，便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等合办的改革试点，学堂聘请了维新领袖人物梁启超作为总教习。年少的蔡松坡接触到了一批维新人物，还跟梁启超建立起深厚的师生情谊。

但次年，他就目睹了维新变法的失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斩首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领袖逃亡海外。他所在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被解散。幸得袁世凯资助一千元，他于1899年远赴日本，就读于东京大同高等学校、横滨东亚商业学校。这时，中国在清王朝统治下，山河破碎，国力孱弱，又遭列强虎视鹰瞵，内患外困，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蔡锷像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急迫心情，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

1900年，他十八岁，回国参加老师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但事泻失败，师友多人遇难。他幸免于难，受到强烈刺激，遂改名为锷。维新变法失败，使他明白，改良已死，救亡图存，唯有革命。而自立军反清起义的失败，使他进一步明白，书生无以救国，必须弃文从武。他还认识到：“我湖南一变，则中国随之矣，报国家而酬万民，御外侮而结团体，天下无形之实用，固有大于斯者夫？”

蔡锷向来才思敏捷，能写一手好文章。据说，由于身材矮小，考童子试时，父亲打马肩让他骑于身上。考官见后有意讥讽，出一道上联：子骑父做马。小小年纪的他出口即对：父愿子成龙。梁启超觉得他只需继续深造，定能成大才。他要弃文从武，自然遭到了梁启超的反对。他本体质弱小，对军务又从未涉猎，梁建议他还是以文救国为好。他去意已决，对老师说：“我不做个第一流的军人，就不是您的学生。”

于是，蔡锷重渡远洋，再去日本。他先入成城学校，继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在日本，他一面如饥似渴学习军务，一面苦思救亡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了他的救国救民主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国力孱弱，生气销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陈旧，体魄羸弱，武器落后等原因造成的。若要改变上述弊病，必须实行“军国民主义”。继而又提出“欲建设军国民，必先陶铸国魂”,他把国魂视为“国家建设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

1904年10月，蔡锷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在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他思想活跃，成绩突出，与同学蒋方震（即蒋百里，第一名）、张孝准，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这位面弱书生，誓要学“万人敌”，终于学成归来。目睹过两次流血牺牲，学成归来的蔡锷早已不激进，头脑十分清醒，暗中等待时机。

他先后应聘任江西随军学堂监督、湖南教练处帮办、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广西测绘学堂堂长、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广西陆军讲武堂总办等职。年轻英俊的蔡锷，脚穿长统靴，腰挎指挥刀，每天扬鞭跃马，威风凛凛，指挥练兵。他讲解精辟，技艺娴熟，要求严格，深受官兵敬佩。不久，云贵总督李经羲聘请蔡锷到云南担任军职。

刘德华饰演的蔡锷

当时，云南和全国一样，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以推翻清王朝为宗旨的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酝酿之中。大批同盟会会员和从日本回国的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分布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和新军第19镇中。他们活动频繁，积极策划和组织反清革命斗争。蔡锷虽未参加同盟会，却受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影响，暗中与同盟会保持联系，对革命党的活动给予同情和协助。他向同盟会员保证：一旦发生革命，一定给予 “绝对同情支持。”

蔡锷于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抵达昆明，是年农历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爆发。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第三天，蔡秘密约集同道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众人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

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当机立断，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他亲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 ”。

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被彻底推翻 。蔡锷在出任云南都督期间，大力推行新政，积极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顿财政，裁减军队，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

1913年10月，蔡锷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加以笼络与监视，授职全国经界局督办。他一面领导经界局工作，一面仍热心于军事学术活动。他与蒋方震、阎锡山等11人组织军事研究会，深入研究各种军事学术问题。其间，他不断上书袁世凯，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献计献策，倾诉他希望建设一支强大武装力量的强烈愿望。

袁世凯不仅对蔡锷改革军事的热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疯狂地进行军事独裁和复辟帝制活动。自1912年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政治野心不断膨胀。他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打击民主共和力量，同时篡改宪法，破坏责任内阁制，强化集权统治，朝着复辟帝制的道路疾进。

最初，蔡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认为他“宏才伟略，群望所归”。但1915年5月25日 ，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深深刺痛了蔡锷，使他看清了袁世凯的真实面目。8月，在袁世凯授意下，北京出现了一个打着“筹一国之治安”旗号的“筹安会”，公然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接着，各类“联合会”、“请愿团”也纷纷粉墨登场，为帝制唱赞歌。12月，袁世凯完成了复辟帝制的准备，于12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国，改用洪宪年号。

袁世凯复辟帝制，使蔡锷气愤已极，他决心以武力“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袁世凯清楚他的力量，召来北京，等于是合则用之，不合则软禁之。蔡锷如何能逃出牢笼？于是他表面装出不关心政治，常去北京八大胡同，与名妓小凤仙厮混，以蒙蔽袁世凯，暗中却多次潜赴天津，与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计划，并初步拟定了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设想：“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

1915年11月，蔡锷秘密离京赴津，旋以治病为名东渡日本，后经台湾、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达昆明。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军队中，从8月中旬“筹安会”成立时起，中下级军官就积极活动，酝酿发动讨袁起义。1915年9月11日以后，以唐继尧为首的团以上军官，又多次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护国讨袁的战略决策，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工作。蔡锷抵达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装起义的爆发。

是年12月25日，在蔡锷、唐继尧主导下，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身为第一军总司令的蔡锷，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拟对川边敌军突然袭击，出奇制胜，夺占叙州(今宜宾)、泸州诸要地，再北攻成都、东取重庆，尔后挥师东下，会师武汉。

由于力量悬殊，护国军受到重创。在大洲驿休整数日，士气复振，蔡锷决定对敌反攻。这次反攻，无论是在制定计划，组织协同，还是实施指挥诸方面，都有条不紊，果断坚决，在整个护国战争中，堪称精彩一幕。3月16日，蔡锷令右翼赵又新梯团自白节滩经双合场进攻纳溪侧背，为主攻；中路顾品珍梯团一部由渠坝驿沿叙永河向纳溪正面佯攻；朱德、张煦两支队从侧翼向兰田坝迂回前进，阻击泸州援纳之敌；刘存厚师进攻牛滚场，威胁江安守敌，掩护主力攻纳。17日，几路部队同时向敌发起进攻，连战皆捷。敌人退到纳溪外围组织环形防御。蔡锷见各路进展缓慢，恐合江之敌抄袭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军队撤出战斗，退回出发地。经此一战，敌主力“第七师将校伤亡殆尽，士兵损失过半，已无再战能力。”

护国军以弱于敌人的兵力，在饷弹两缺，后方接济时断的情况下，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奋战数月，虽没有夺占泸州，却牵制住了敌军主力，阻止了敌军的推进，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军队的行动，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见胜利无望，也在1916年3月31日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为民国大总统，1916年7月6日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这时蔡锷的病情已经恶化，他草草处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东渡日本治喉癌。1916年11月8日上午，终因医治无效，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蔡锷在遗嘱中写道：“我统率滇之护国军第一军在川战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佩金等核实呈请恤奖，以昭公允；锷以短命，未能尽力为民国，应为薄葬。”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北洋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陶隐菊如此评价他：“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蒋百里在他死后说：“公恶衣菲食以戕其身，早作夜息以伤其神。临终之际，尤以未能裹尸为恨。然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世人称赞他“是真革命之先觉，乃敢特立而独行”。

匹夫手中无刀枪，拄伞留影独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