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双循环格局之下的产业升级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2021青岛·全球创投风投大会”上的发言（2021,5.7）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很荣幸参加今天的峰会。我抓紧时间谈一下自己怎么认识“双循环”格局下的产业升级这个问题。

各位一定都非常重视中央现在关于“双循环”的表述。相关时代背景是我国前面的全面小康目标实现之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中美交恶、新冠疫情等等，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还有国际关系调整、发展战略与策略组合优化势在必行的这样一种场景中间，中央现在正式表述我们要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循环、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在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早已经有“双循环”的情况之下又有一个升级的表述，这个升级表述中的新意我认为就新在“内循环为主体”。过去改革开放虽早就有“双循环”，但现在强调的是内循环为主体。

这方面的认识我先简单勾画一下：内循环为主体和我们早已经强调的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是一脉相承的，内需扩大起来得到国内市场供给的回应这种循环，它就是内循环；内循环为主体也是对我们国家已经形成的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一个认识框架；同时，这也体现了中央决策层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和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这种战略思维。应强调，内循环为主体，绝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回闭关锁国，内循环和外循环共同的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这种内循环、外循环间必然还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掌握这方面，首先，我觉得“内循环为主体”这个视角上有几点值得强调：一个是在整个发展循环的源头上，要特别注重形成有效投资、有效融资，包括我们的风投、创投，在这里面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二，内循环当然还要调动我国只有“巨国模型”才能够描述的全球最大人口规模经济体14亿人的消费潜力，这种消费潜力的释放，一方面要特别注意让我们低端的劳动者进一步增加收入，虽然带来的是我们这些年企业已经感受到的“民工荒、招工难、用工贵”，但这就是劳动者的收入正在增长的另外一种表述，让他们的收入继续得到增长，还得继续应对挑战形成比较充分的就业机会。另外一个要注意，在已经有中国所谓四亿以上的中产阶层这样的消费群体基础之上，要使他们消除后顾之忧，让这些有收入的社会成员，能够提高边际消费倾向，而不是把很多的当期收入作为预防性储蓄、以很高的储蓄率或者很低的边际消费倾向，抑制了我们总体消费潜力的释放——那么就需要在收入再分配方面至少是多管齐下：在扶助弱势群体的低保、救济、抚恤这方面，还要进一步的有政府再分配的支持；在社会保障体系这方面，要有更有效的从养老到医疗到教育到住房等等方面社会政策托底而消除后顾之忧，使老百姓有了当期收入更敢花钱的配套条件；还要注意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有现代税制的再分配调节，就是先富起来的阶层在未来直接税逐渐提高比重的过程中间，要给国库多做贡献。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非常突出的二元经济格局这方面，怎么样弥合它？与之息息相关的户籍改革，在北上广深，现在没有条件，稍微给一点姿态，说这样的一线城市或者中心城市，稍微放松一点儿户籍管理的话，那么马上外面会有潮水一般的人们要涌进来，这些城市的地方政府是招架不住的。这一方面表现的我们城镇化并不是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所表现的那样一个水平，更真实的水平要看前面的那个低得多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们发展潜力之所在，必须在有条件放开户籍管理的小城镇和一些中等城市，赶快放开户籍，没有条件的，要以居住证打分的制度，逐渐过渡，给这些社会成员以后更多进入城市成为市民这种希望和他们感觉靠得住的路径。还有，我们的外贸在外部确定性降低、不确定性挑战面前，要考虑灵活的出口转内销。另外，我们自己内循环中，有一些高端的像芯片，航空发动机这样的供给问题，已经无法靠要素流动的一般市场机制去解决的这种有效供给，被人家卡了脖子后，我们自己循环不起来怎么办？只剩下华山一条路，那就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关。再有，我想强调整个中国进入改革深水区以后啃硬骨头的制度创新，是打开我们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空间的一个龙头因素，一定要在我们内循环潜力释放的过程中，抓住啃硬骨头攻坚克难的改革，在供给侧改革主线上面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使我们整个的新发展格局，按照中央的战略指导去合乎意愿地实现。

其次，在内循环为主体的进一步发挥作用同时，我们绝对不可轻视外循环。在这个视角上，我也愿强调三个我认为必须充分重视的基本观点：一个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中，我们要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并且要以开放来催化和倒逼我们自己已经步履维艰、困难重重的啃硬骨头的改革。第二，我们必须进一步贯彻中央的要求，降低外资准入和鼓励本土企业继续走出去。第三，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些中央现在强调的区域战略里的代表性的事项——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区，本土自贸区的多轮复制等等，要打开外向型经济升级发展和内外互动的新局面。

这些框架性认识后面，其实还有很多的视角，时间关系我不再展开说。比如说“双循环”和“两新一重”的关系，和实体经济升级发展的关系，和“一带一路”的关系，都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值得讨论。这里，我们在讨论进一步推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的视角下，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面对产业经济升级我们这方面一个需要把握的认识框架。

什么叫升级？直观的看，中国现在已经叫“世界工厂”，在联合国产业细致分类的666个细分名录范围里，中国是一个不少、最为齐全的，但我们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已经是大规模的制造业国家，但不是制造业的强国，大而不强的特点，就是我们现在一般而言是在世界水平的中间位置。比上不足，那么是比谁呢？是指我们跟美欧日比有明显的差距。比下有余是指什么呢？比如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等，我们确实比它们的技术水平要明显高出来。但是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使我们这个世界工厂对应着的向全球供给满足需求的份额，受到的两面夹击是不可忽视的。我们如果现在往上看，美国非常明显地要拉动它的盟友一起压制中国，不让中国追上他们。往下看，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等，他们的劳动力低廉和土地等自然资源开发综合成本低廉这个优势，越来越对中国现在的竞争力形成挑战。前些年，从珠三角开始不得不做的腾笼换鸟，现在其实在中国更大范围的区域里是必须要做的。如果我们不能往上去寻求突破天花板，那么上有压制，下有追兵，把我们夹在中间，这个危险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在研究界我看到的一般分析，是认为我们还有5-8年、最多10年的窗口期，在这个窗口期如果我们不成功地贴近高端，突破天花板，我们被夹在中间，那么将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局面。别无选择，必须实现升级发展往上走。

关于升级发展直观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拿“微笑曲线”来做一个优化说明：全球的供应链、产业链或者价值链的位置，跟着生产的流程展开，从最左端开始有生产经营活动，必须要有特定的设计，创意创新成功以后，最直接的商业性标志就是它有一个品牌确立起来，按照这个品牌的全套设计，往后面进入加工生产。加工生产以后，是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一轮一轮的市场扩展，这是横轴展开的一条线索。那么纵轴是什么呢？就是表示不同阶段上的收益率。我们如果从中国现在全球世界工厂的产能来看，我们大部分的产能，就是落在中间这个位置上。我们最主要的是制造业（大家所说的实体经济的代表），是在做加工生产，这是从我们起初“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开始的，人家有品牌，有资金，有技术，有管理经验，有这些要素，它们愿意进来，看重的是中国开放以后我们有低廉的劳动力，有比较低的土地等自然资源使用的综合成本。那么它们到中国来建厂，引进生产线，加工生产以后又大量输出到国外去，这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原始积累起步条件，但是走了这么多年以后，我们如果老落在加工生产这个位置上，我前面说的“两面夹击”，就会使我们的余地越来越窄。

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的所谓大而不强，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简单列举一下。比如在中国本土生产全球80%以上的儿童玩具，而在儿童玩具里说到品牌，大家想一想，能想得起来一个中国本土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吗？我是想不出来。大家可能很快想到芭比娃娃，几十年在全球长盛不衰，不断推出一款一款的新产品。那么这种外国公司于供应链里的位置，在微笑曲线上就是左端的高收益，由我们加工生产出成品以后，再到外部世界的全球市场上作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一轮一轮的扩展，又是高收益。中间我们加工这一部分，收益水平比较低，所以，这个曲线左右高，中间低，像人微笑的嘴型，所以也被比喻为微笑曲线。我们做的中间这个事情，它为我们带来了就业，带来了劳动者的收入，带来了政府的税收，带来了我们的GDP，它确实对于中国来说，是我们必须接受的切入点。但是长此以往不行。另外大家也可以看一下类似的像苹果手机——智能手机的这种引领潮流的品牌，它大量的加工生产是在中国本土，过去在深圳这边，有富士康“13连跳”以后，综合成本逼着台湾背景的厂商把生产线迁到我们北方，比如郑州附近有大片的厂区。我去看过，那里在订单的高峰期，开足马力的情况是30多万人在这个厂区里三班倒，源源不断生产出苹果手机——是加工组装，供应全球。看起来，这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繁荣的因素，但是我们干的是什么呢？是中间的活儿。吴敬琏老师过去曾经强调过这一点，如果说得难听一点，我们中间做的这个活儿，是“硬苦力”。高收益——左右高端的收益，是在外国人手里掌握的，中国如果说追求升级发展，制造业的升级，整个实体经济的升级，我们就要努力地把我们的位置更多向左右高端托上去。这个托上去，我觉得也可以讲一个我观察到的成功例子。多少年前我们就知道广州的汽车生产厂家引进外国的技术生产出的产品，比如广本，口碑非常好（我曾经在财政部科研所当过十几年的所长，我坐的这辆广本开到了60多万公里，都不需要大修，平常很少出毛病，舒适感、节油程度等等都没问题），但是广州这个厂家生产这么好的产品，它干的也就是中间这个活儿，左右高端在外国人手里拿着。这几年他们在努力地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后，形成自己的系列产品，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在这个系列产品里，有一款广汽传琪，在国内汽车销量走下坡路的过程中，却每年能卖出几十万辆。这表明在广州汽车生产厂家自己的努力过程中，已有非常明显的升级发展特征，把自己的位置从中间托到左右的高端，而且这时候就具备了一种可能性，它可以把自己的生产线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迁到越南，迁到柬埔寨，它照样掌握着左右高端的高收益，这跟当年这个中间部分产能从外面流入中国是一个道理。我们中国本土企业真正的升级发展，可能越来越多的就是跨国公司式的，争取由我们掌握着左右的高端，中间那就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去寻找新的更合算的一个具体的生产线所在地。这样的一个升级发展，我觉得是一个简要的比喻性的对企业界朋友的认识汇报。

这方面，也要说一个在学术界讨论里要说到的问题：北大一个教授跟我说，到了数字经济时代可不一样了，比如芯片，它的加工是在中间，但是它可以不依据所谓微笑曲线说到的这样一个规则，可以形成高收入。比如台积电，它的加工地位无人可以超越。但是我自己想一想以后，觉得这是换了一个坐标系。我说的微笑曲线的坐标系，讲的是比较优势原理基本起作用、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情况之下，我们加入全球竞争的一种情况。但你说到芯片，它实际上不能用比较优势原理来解释了。那个生产要素是被特定的带有垄断性质且超经济意义的主体控制的——加工芯片的这个光刻机，台基电自己并不能造，它要由美国同意之后从荷兰买，而荷兰公司名义上生产的光刻机这个品牌，绝对不是真正的荷兰品牌，是美国有很多控制力形成的综合性的全球合作产品、而美国有它这里面最后举足轻重控制权的一种品牌。这样的一个品牌地位，它在直观形式上仍然符合微笑曲线上的高收益说法，但是它的供给已没有市场化的基本条件，属于市场失灵的区域——美国人把中国作为打压对象以后，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中国出天价也买不来美国可控制的这个高端核心技术产品，这是另外一个参照系内，比较优势原理失灵以后，中国人怎么办的问题。我前面讲到的卡脖子这个领域里，只有“华山一条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解决，已谈不上互通有无的国际分工和微笑曲线了。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儿？要学习借鉴“两弹一星”的经验，但是它的成功，一定是跟世界市场对接，要在接受世界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在世界市场里最后取得超过临界点的市场份额，从而标志它的成功。这就意味着中国别无选择只能自己造高端芯片的话，必须有强有力的协调中心，像当年周恩来总理挂帅，聂荣臻元帅和张爱萍将军在一线盯着、日日紧盯协调所团队搞出“两弹一星”一样，这个机制是要用的举国体制，而“新型”后面跟着的是什么？是最后并不是像“两弹一星”那样有可用的成品就解决了问题——虽然我们的核弹头数现在比美国还是要低多少多少，但是我们已达到“核威慑形成核战略平衡”的这样一个局面出现，那么就标志着“两弹一星”举国体制成功了。然而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要求，必然是我们以后的芯片，必须走到源源不断大规模成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高性价比的生产能力，而且是在世界市场上被广泛接受，形成一定临界点之上的市场份额，这才标志着我们的芯片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成功。

回到现实生活中间，无论是比较优势可以解释的场景，还是比较优势不能解释的场景，我们现在要做的支持这种有效投资，都离不开风投、创投。现在在一般的实体经济方面，要把中间位置托到左右的高端，一定特别要有在这里面起作用的创新成功，而风投创投在这方面是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至于到了新型举国体制这方面，我认为现在如果说中央要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日日紧盯的指挥中心枢纽来协调全国至少几千个团队，一起攻芯片这个关口，也必须对接民间财力，必须给出特定的政策支持，调动我们风投、创投的资金力量，让这些风投、创投主体根据市场原则，加上政策引导，也愿意介入这样一种攻关过程。所以，无论是我前面说到的两个参照系的任何一个场景，风投、创投作为市场主体，在都有自己的决定权——我愿意还是不愿意加入进去的情况下，面对的机遇和挑战都是不言而喻的。

像青岛这样的地方，我知道过去就有非常叫得响的品牌，那时候在国内来说，这是不是曾经有过很明显的微笑曲线左端和右端的相对优势？比较遗憾，后来青岛名牌的色彩似乎在趋于黯淡，但我们有希望在新一轮升级发展中，能让青岛进一步重现辉煌。而风投、创投在全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攻关过程中，我认为那就不限于青岛一地，一定是全国已经有的统一市场，再加上可以拉进来的一些外力，一起来支持攻关突破。比如华为，它虽然现在受到美国打压，但是华为的决策者说我们要以大量的资源用于吸引全球人才在华为做研发，争取突破。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全球眼界，宽阔胸怀，一起努力使中国的升级发展在有效投融资为龙头的情况下，在风投、创投起到积极作用的情况下，去对接一个个项目的成功和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现代化的远景。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