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家训》为朱熹撰著专名
现今流传有两部被称为《朱子家训》的作品，一为宋代大儒朱熹所撰，二为明末清初理学家朱用纯所撰。朱熹撰著原名《家训》，载于朱氏宗谱，因朱熹的尊称而得名《朱子家训》或《朱文公家训》。朱用纯撰著原名《治家格言》，在流传中被称为《朱子家训》，且误传为朱熹所撰。虽然二者的创作时间、文本内容、体例风格各不相同，但因作者同姓且均为家训作品，以致世人混淆。有些学者认为顺应世俗习惯，二者都可称作《朱子家训》。这种说法是存在争议的。
《治家格言》误名始末
朱用纯（1627—1698），明末清初昆山人，为朱熹后裔，其所撰《治家格言》500余字，以“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开头。朱用纯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是他创作《治家格言》的动因。朱父集璜因拒降清军而投河自尽，朱用纯取西晋王裒“庐墓攀柏”之孝以自号“柏庐”。他为继父志，终身未入仕途，以教授学生、著书为业；及至中年撰写《治家格言》贴于厅堂以自勉并规训家人，故未署名。朱用纯生前著述中也未收录此作品，可见无意扩散。《治家格言》由于世人的赞扬、推崇或误解，被易名为《朱子治家格言》《朱子家训》《紫阳朱子家训》（紫阳为朱熹别号）等，以致随后百余年间误传为朱熹所作。学界对误名之因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朱氏之姓说。《治家格言》虽不以“家训”为名，但实际上是一部格言体家训。朱用纯因自谦而命名“格言”，似有引圣贤之言以自勉的意味。朱用纯的宗叔朱大满为《治家格言》题对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并制成匾额挂在墙上。这是出于对朱氏精英的褒扬，将朱用纯与曾在白鹿洞书院传道授业的圣贤朱熹并提。“朱子”的圣贤之名可增益《治家格言》的魅力，在传抄的过程中有人将错就错，称其为《朱子家训》。清代严可均为朱用纯作传时指出：“其最传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悬之壁，称'朱子家训’，盖尊之若考亭焉。”（考亭亦朱熹别号）可见，有人出于赞扬，欲奉朱用纯为“今日之紫阳”，进而称其撰著为“朱子家训”。
其二，弟子撰书说。朱用纯有一弟子名顾易，他为阐释《治家格言》编写了一部《朱子家训演证》。因古代社会“子”亦适用于尊称老师或有道德、有学问的人，作为学生有可能将朱姓老师称为“朱子”。朱用纯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儒者，长期教授乡里，得人敬重。顾易出于对恩师的尊敬及其学问的推崇，便称《治家格言》为《朱子家训》，此处“朱子”之称有尊师的意味。后人失之考察，误以为“朱子”就是指称朱熹，由此导致以讹传讹。
其三，他人误解说。《治家格言》未署名是引起误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朱大满所题对联引发了后人的联想、猜测和误解。朱熹曾在白鹿洞讲学，也曾写过“家训”，世人便误以为《治家格言》乃“新安朱熹所作”，连同清代著名学者陈宏谋在辑录《五种遗规》时亦称《朱子治家格言》为朱熹所撰。清代和民国年间将《治家格言》作为劝善书大量印行，赠阅普通民众，其中多以“朱子”为题名。有阐释性作品如朱凤鸣《朱子家训衍义》、上海宏大善书局石印本《朱子家训白话句解》等；有插图本如上海昌文书局《绘图朱子治家格言》等；更有清代金国均《朱子家训试帖》以诗句解读原文。此外，许多名人的书法作品传播甚广，如林则徐手书《朱夫子治家格言》等。这些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治家格言》作者和命名的误解。
《朱子家训》的得名与传播
朱熹（1130—1200）是继孔孟之后的一代鸿儒，其思想不仅被后世奉为官学，更远播海内外。早在朱用纯出生前400多年，朱熹已撰《家训》，仅300余字，以“君之所贵者，仁也”开篇。不同于先前传统家训的鸿篇巨制，朱熹将广大精微的义理融进日常生活的道德实践中，开创了精炼、质朴又兼具哲理的传统家训体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训》有其充分的合理性。
首先，从作者称谓看，“朱子”乃世所公认对朱熹的尊称。朱熹视童蒙教育为道德教育的起步与基础。面对宋朝社会秩序的动荡，朱熹希望通过童蒙教育和家庭伦理建设以重建社会道德体系。其弟子黄干有言：“先生平居倦倦，无一念不在家国。闻时政之阙失，则凄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朱熹晚年为训示家族子弟而作《家训》，常载于朱氏宗谱而被族人奉作修身、齐家、处世的“圣经”，后因朱熹的尊称，而得名《朱子家训》。
其次，从学术思想看，《家训》从属于朱子思想体系。童蒙教育是朱子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从束景南先生所说的“人本主义的四书学体系”来考量，可见朱熹将教“理”与教“事”相统一，认为“小学是事”，即教导依照规矩行事，而大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故而，朱熹不仅对讲明德之道的《四书章句集注》着力甚深，还创作了以洒扫、应对、进退等日用涵养之道为主要内容的《小学》。据此，朱熹亦认为家庭教育中“理”与“事”皆不可偏废，《家训》侧重阐发义理，另有撰著《朱子家礼》《童蒙须知》等篇目则言明具体的行为规范，由此形成了完整的日用与义理相互补充的童蒙教育思想体系。
最后，从文化传播看，朱熹撰著得名《朱子家训》远扬甚早。《家训》最初仅限宗族内传习，载于《紫阳朱氏宗谱》中，屡经重修并世代相传。及至明清时期，亦收录在朱氏后人朱培、朱玉分别刊印的《文公大全集补遗》和《朱子文集大全类编》中。清初，朱熹撰著《朱子家训》之名已远播海外，遗憾的是并未在宗族之外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广大世人未得见《朱子家训》真颜，客观上也导致了《治家格言》的误名。
循名责实的历程
《朱子家训》和《治家格言》是中国传统齐家思想的活态传承，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和家庭治理等方面的思想智慧。辨正名称不仅是为了识别两部家训本身，更是实现其文化价值发掘的必要前提。
第一，考证作者。清代学人多方考证，澄清《治家格言》为朱用纯所作。1785年，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就说：“《朱子格言》系昆山朱柏庐所作，非文公也。”其后又有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指出：“国朝《朱子家训》于日用事为颇极切要，此是康熙初昆山朱柏庐名用纯所作，世乃讹传为朱文公家训，竟不知柏庐矣。”以上均未改变“朱子”的题名。及至1880年，金吴澜等考编《朱柏庐先生编年毋欺录》，在序跋和注释中始复称《治家格言》。如与朱用纯的另一撰著《劝言》相比较，就会发现《治家格言》可谓《劝言》的姊妹篇，从两书在思想上的一致性亦能证实《治家格言》为朱用纯所作。后世乡人推崇朱用纯的学识和为人的气节，建造纪念朱用纯祠堂，将《治家格言》刻碑镶嵌于祠堂壁上，撰写题跋表明作者身份，都成为推动《治家格言》正名的重要实践。
第二，辨识文本。《治家格言》虽在清代已被证实是朱用纯所撰，但至今仍未阻断其被误称为《朱子家训》的情况，许多出版物也沿袭这种称谓，似未从根本上明晰二者的关系。《朱子家训》篇幅略简且创作年代更早，立意更高也更具哲理性，从理学思想高度融合了社会基本的伦理规范。《治家格言》则叙述细致、话语通俗，蕴含着丰富的人生道理和生活经验，具有对仗整齐、合辙押韵的优点。二者并非毫无关联，而是在思想义理上一脉相承，《朱子家训》传达的醇厚理学思想也深刻影响着《治家格言》的创作。作为理学家的朱用纯必定继承了祖先朱熹提倡的治家思想，而撰写出深受世人喜爱的《治家格言》。
第三，守慎正名。中国传统认为“名”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性问题，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是消除学术争议和疑惑的关键。《朱子家训》和《治家格言》的广泛流传说明二者在传统家训史中都具有极高的地位、影响和价值。故而辨正名称，将《朱子家训》作为朱熹撰著专名，还复朱用纯撰著《治家格言》之名，以阻断误解和误用带来的困扰。
【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朱子礼学现代性诠释研究”（FJ2019C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