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名“有德”
56年前，二叔自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即支边青海，一辈子教书。
我记事以后，常听奶奶念叨二叔是咱村的第一个大学生。二叔上高中时，遭遇大荒年，寄宿在黄桥镇上，家里无粮可带，他就靠白水煮山芋充饥。不少同学躲荒辍学，他却坚持了下来，直到1960年高考中榜。或许和这段经历有关，二叔身高刚过一米六，是兄弟四人中唯一一个小个子。据说，二叔在京上学的四年间，只是在1961年夏天回家一次，饥荒年月，回程车票是大问题。当年，是家父带二叔乘着夜色，到已经关闭数十年的旧砖窑中“偷挖”窑壁砖，再找到买家换了几块钱才避免了辍学。二叔的四年学费，则来自于奖学金。
我考上黄桥中学，比二叔晚了20年。第一个中秋，一位陌生的老奶奶找到我，让我去她家过节，我这才第一次见到二叔的干娘。当年，她是房东，看到二叔这个农村小伙子学习的苦劲、韧劲，执意要接济他，可二叔说：“您家人口也多，我自己能吃饱。”这位老奶奶便以收二叔为干儿子的名义，时不时给二叔一个馒头、一碗面条。后来，二叔每次回家探亲，都要买许多东西到黄桥，我这才懂得其中缘由。
二叔每隔一年都要回到老家过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西宁到老家，需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到江南再轮渡过江，然后坐半天汽车才能回到家。二叔一家四口回到家时，常常熬红了眼。据说，那时候的火车上非常挤，二叔网兜里有只旧瓷缸，竟然是用于一路上为两个堂弟接尿的——他们根本无法挤到厕所。虽然路途艰辛，然而回家过年，他坚持了50年。前年清明，78岁高龄的二叔回家祭祖，临行前感叹：“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回故乡了。”
我们这四个侄儿的学业，是二叔一直关注的话题。我们哪个考上了大学，费用大多由他承担。据说，接到我考上大学的消息，他当晚喝得酩酊大醉，兴奋得手舞足蹈。每年暑期都是他的“醉酒季”——做了一辈子教师，他常为学生高考中榜而醉。前些年，他的学生回到西宁担任省委领导，请他吃饭，他没有醉，倒是严肃地要求学生重视基础教育，说青海虽然经济落后，教育却可以成为业界的“青藏高原”，他的学生随后进行专题调研，作出了相应改革。人们又一次评说着这个退休的中学校长。原来，他还曾捐资帮助高原贫困学生20多人，而他自己，一辈子的存款不足2万元。
二叔对青海有着很深的感情。改革开放后，许多境外人士到青海观光旅行，而青海缺乏外语人才，年近五旬的他被请出来担任翻译，于是，他的业余时间多用于以英文介绍塔尔寺等人文景致。当年，商品经济大潮涌起，他没有选择在退休后回到长江之滨的故乡落叶归根，也许正是缘于他对自己奋斗了50年的青藏高原的挚爱。
在我们家，习字是传统。每次二叔回家过年，他们老一辈、我们小一辈都要举行“书写春联对抗赛”，这是过年期间最热闹的节目，贴在堂屋门框上的是最高奖。这活动也是二叔倡导的。二叔获得过省教育界书法二等奖，但经他提议，每次贴在堂屋的都是我们小字辈的作品。去年夏天，我去西宁探望他，离别前，他颤颤巍巍地把我拉到他的房间，把几支湖笔和两枚鸡血石印章交给我：“这几样东西，都是学生送我的，今后你可以用得上，留个纪念吧！”我明白，当年的“对抗赛”，随着二叔老去、小辈们定居在天南海北，很难继续了，然而二叔的遗赠告诫我，做人，应如笔杆般挺直，如印石般坚硬，足矣！
二叔走时很安详。当晚，他说想喝点老家的粯子粥。喝了小半碗，安排完后事，他便悄然离世。遵其遗嘱，一切从简，3天内火化入土。不知是谁发起的，他的近千名学生在微信里留言凭吊，下葬那天，数百人赶往墓地。
二叔名“有德”，他用一生践行了这两个字。
（作者：张儒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