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变局与历史观的复兴
摘要：现代世界自始即以资本作为主导原则，在历史进程中因资本原则的内在矛盾，迄今已然面临着改弦更张的变局。历史唯物主义把“现实—矛盾”原理和“历史—发展”原理相结合，具体应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为“东升西降”世界变局之际历史观的复兴提供了思想资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导引的历史观认识扎根于历史性的主题定向，能够有效指导人们洞见人类活动的性质和当代社会的本质，对于把握当今世界问题具有理论上的优先性。当下中国哲学学术活动出现脱域化和中立化的致思倾向，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只有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以生活世界的客观性为依据，把握事实的历史性质，哲学才能真正“让事实说话”，从而在参与当代问题中表明自身的存在意义。
关键词：世界变局 历史观 历史性 历史事实
作者陈立新，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P24—43
责任编辑：李潇潇 薛刚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当代最有吸引力的历史性实践并构成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现实的情况下，当下中国的哲学面临着如何领悟和表达当代中国现实乃至当今时代精神的历史任务。全部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下中国的哲学能否把握和参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只有走进时代深处，哲学才能切中时代问题之所在的中心，从而构成自身的任务并通过表达生活世界的问题而表明自身存在的必要性。问题植根于生活世界。黑格尔讲解哲学史时有一个提醒：我们在哲学史中可以找到很多著述，但找不到所了解的哲学。哲学可以在何处寻找？黑格尔认为，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与现实的和解，即理解和把握现实。马克思随后明确提出，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都要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马克思的提示与阐发告诉我们，在黑格尔之后，让哲学疏离现实的任何做法，都将是“时代错乱”或“文明缺陷”。这为当下中国哲学的学术构筑了一座思想路标。依据马克思的“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认识路线，我们既要了解问题的现状，又要探寻问题的来历；只有洞悉问题何所来，才能真正认识和把握问题。这就允诺了哲学思考只有拥有深邃且开阔的历史观视野才能深入时代深处，从而揭示时代的真理。当今世界“东升西降”的大变局，毋庸置疑突出了从历史发展大势把握当今时代问题的本质重要性。只有领悟到历史观认识在当今世界变局背景中的理论优先性并实际地加以应用，当今的哲学才能通达当今时代精神，获得坚实巩固的存在基础。
我们先把视线对准现代世界。哈贝马斯曾认为，“1500年前后发生的三件大事，即新大陆的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则构成了现代与中世纪之间的时代分水岭。”从这一判断引申开来可知，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把资本提升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是分不开的。《共产党宣言》极为简要而又最关本质地描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性贡献。
其一，构建具有全新内容和载体的社会联系。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打破了血缘关系或地域联系的束缚，用“纯粹的金钱关系”置换前现代社会“田园诗般的关系”，把诸如宗教虔诚、骑士热忱、乡愁伤感等过往时代的文化元素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产阶级开辟的现代世界，实现了社会关系的简单化和单一化。
其二，“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与以往“坚固的”时代图景相区别，资产阶级建立并推广“流动的”世界图景，即“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作为“流动”世界成就的现实证明，资产阶级在不到100年的时间内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的总和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力，现代社会形成了有史以来最为繁华丰裕的物质生活。进而言之，资产阶级把诗人、艺术家、知识分子视为梦想的事情，逐一变成生活世界的现实场景，即建造了巨大的物质生活设施和物质工程，有意识地实施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开拓统一的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正以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积极行动的工作方式，昭示其统治的权威并不源自与生俱来的自然身份，而在于当下的劳作和努力所确立的合法性。
其三，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新世界。资产阶级创立了机器大工业，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每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与消费都要成为世界性的。易言之，资产阶级终结了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仅此三点即可看出，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和要求，精心打造了现代世界体系，不遗余力地“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非常革命”的作用，是资本“文明一面”的充分展示。这个现代世界把资本当作基础性的建制力量，实行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传播以资本为社会生活原则的现代文明。人们沉浸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之中，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消费社会”的兴起，现代世界形成了强大的吸收动员能力，甚至一切民族都被卷进以丰裕物质生活为基础、以资本逻辑为原则的现代文明之中。在物质生活的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中，现代世界自觉或不自觉地建构了以“同质化”为表征的社会认同机制，以及与精神生活输出相匹配的观念论证和文化辩护，由此维持社会生活程序及运行。然而，资本主义的现代世界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福音，繁荣的物质生活一开始就潜存着巨大的隐忧。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发展遭遇了自身难以解决和超越的困境，最突出也最攸关现代文明之命运的现象是“现代人在肮脏的富裕当中受到了一种新的意义上的饥饿，即精神饥饿的威胁”。人类创造现代文明的力量却让人在精神上无家可归，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显然隐藏着背叛人类的因素或成分，现代社会自行制造了威胁自身生存的可能性。既然资产阶级强力打造出来的现代生活体系危机四伏，那么变革与转型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必定相关于社会生活原则领域的变更。由此必然要追问：现代世界究竟确定在什么样的生活原则上，以至于形成了如此这般的生存境遇？其前景究竟如何？
“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现代社会正在资本力量的组织和引领下构成自身并不断开展自身；资本力量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普遍统治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首先，资本具有生产性、建构性、开创性等积极性质，产生了“伟大的文明作用”。这是资本能够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的决定性根据。“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资本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能够克服民族界限和地域偏见，摧毁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引导和推动活劳动持续不断地进入生产之中。其次，资本制造了物化的生活状态，规划了“非人化”的生存境遇。资本打破了“人的依赖关系”的桎梏，却把“物的依赖关系”当作社会生活的基础，由此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无限渗透和超强控制。资本在“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培育或允诺了“人的独立性”。具体说来，一旦“会说任何方言”的货币成为万物的“实际的头脑”，也就意味着资本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一切东西在资本力量面前都会失去本色，连“道德教母”和“宗教教母”说些什么也不过是陪衬。因此，资本在不可遏制地自我展开过程中，必将彻底地使人按照“非人化”的方向去生存。这是资本在另一向度上的塑造或生产的性质。
众所周知，资本力量的这种正反效应，宛如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现实生活中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值得提出的是，资本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等特质，的确表达了资本自我展开过程中的现实状态，但这里的要害是资本依照自身原则的运动和扩张，资本原则始终是统领一切的第一位原则，拥有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力。换言之，资本只是对以资本原则为核心的行为呈现并保持着开放性，而对不遵循资本原则的行为则毫不妥协地选择排他性和封闭性。尤为关键的是，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加强制度设计和安排，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把资本的绝对权力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富有原则的现实运动，始终处于正反效应并存的一体两面状态。随之而来的是现代社会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对抗，现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成为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同样非常清楚的是，除非破除或置换资本作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原则，否则，现代社会本身不可摆脱的矛盾、分裂、对抗将永远存在，现代世界将永远处在不堪忍受的困局之中。“无产阶级解放”这个“19世纪的秘密”，确凿无疑地表明现代世界已然开始了改变资本之存在性质的革命行动。
19世纪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在日后的发展中逐步取得了优势或先手，“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世界格局初露端倪，随后便有所谓的“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实际分化而形成了有着明显差距的现代世界体系。20世纪以来风行世界的虚拟经济、“消费社会”等新的生活样式，也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向全球传播的，这在形式上似乎巩固了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统治或领先地位。从本质上来看，“消费社会”的兴起，不过是资本依其本性从生产领域到消费领域的历史性运动的全景展示。问题在于，现代生活的这些新时尚，并没有解决现代世界的“资产阶级形式”所固有的基本矛盾，相反却无可争辩地暴露了这种形式所能容纳生产力发展的真正限度：资本的虚拟化恣意放逐以物质生产为支撑的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只能带来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依马克思之见，虚拟资本并不代表足值的实际资本价值，而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要求权”；虚拟资本会使同一资本的量成倍地增加。这是“虚拟资本”对于生产资本的僭越，要害在于通过看得见的“资本收益率”的微观增长而掩盖收入的不平等，自行制造现实社会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人类历史迄今的发展进程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论断：没有实体经济奠定的基础，虚拟经济的正常运行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所谓的“消费社会”史无前例地凸显消费领域的重要性，但以物质生产为支撑的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换言之，社会存在的基础陷入虚弱和亏空，社会整体结构的动荡就不可避免，社会生活的变革将势在必行。因此，从历史观的宏阔视野来看，在19世纪就负面消息不断的资本原则，现如今已然不能再继续其“抽象统治”了；近代以来领先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现如今已然不可逆转地走向了衰落。
在近代以后的世界格局中，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所构建的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遭到历史性的延误。在参与现代世界的博弈中，中华民族摆脱不了与现代文明的交集，不可避免地需要吸收资本主义先期发展起来的积极成果。在充分吸收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中华民族毅然决然地通过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来实施自己的现代化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谙近代世界历史大势、基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而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中，当代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引起了当今世界的普遍瞩目。正是经历了近代世界的风云激荡，中华民族从艰难困苦的境遇中成功开启了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不仅展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其道路也对世界社会主义、对人类整体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等各个方面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现实途径，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谋求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真实可凭的中国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性实践，作为当今时代最有活力的推动力量和建设力量，决定性地把“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从历史必然性的存在状态转变为实际开展的现实过程。
由此可知，现代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历经几个世纪，几经调整和挣扎，现在已然日渐式微；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当代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东升西降”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
在19世纪就领先世界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资本逻辑为原则导向塑造社会生活，利用先发优势构造“西方中心论”的绝对权力，力图垄断关于历史发展的话语权和生活秩序的主导权。在随后的发展中，由于社会生活基础日渐被掏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不断从辉煌的高位下滑。到了20世纪，为资本服务的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罔顾虚拟资本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现实生活存在状况的变化，依然固守疏离现实生活世界的“抽象法”以及执行双重标准的道德“主观法”，全然无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升时期就自行制造的二律背反的生存境遇，兜售资本主义世界的价值观念和话语霸权，日益在实践中丧失了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解释力和发言权。正如马克思所洞见的，“历史是认真的，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形态送进坟墓。”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日趋没落的情形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成功实践和光辉前景，标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彰显了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以劳动原则置换资本原则来组织社会生活，以“文明互鉴”替代“文明冲突”来引领当今世界的普遍交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扬弃“西方中心论”来塑造当今人类的价值观。“中国之治”再创奇迹，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能力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这是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把握和遵循历史规律，社会发展才最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如果说只有立足于历史观的视野，我们才能明了资本作为社会生活之主导原则的历史性形成，进而通过厘清资本的存在性质而把握其存在前景，那么，只有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观视野中，我们才能透过当今世界变局所面临的纷繁芜杂的任务或课题，领悟并参与世界变局的历史进程，推动从19世纪就已开始的革命行动，实现人类解放。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世界变局敞开和绽露的问题，是对当代哲学托付的任务和担当。这些问题发生于当前，却连接着过去且指向未来，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关乎根本地标识了历史观的认识与建构在参与现实生活运动的理论优先性。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在世界大变局的形势下，生活世界变迁的节律加快，人类的生存面临着更多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然而，人类向着未来筹划生存的实践是不会停止的，也是不能延宕的，相反却显得尤为迫切和紧要。在这种情况下，哲学除非拥有深邃的历史意识和历史眼光，否则就不能应对时代变局、参与当代问题来满足生活世界的实际需要。这就出现了时代变局条件下哲学认识如何取位的问题，亦即哲学学术应当从何处入手确定一个问题视阈，从而清楚明白地意识到时代发展所允诺的历史任务，认识和把握现实问题，在解决问题中维护并确证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智慧。
海尔布隆纳曾提出一个问题：现代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我们仍要求助于马克思来洞察当今时事？他认为，这是因为马克思发现了隐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以前未被发现的深层次现实，即“资本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现实，首创了用以呈现真实的社会分析方法，永久地改变了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马克思明确宣布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在思想史上第一次匠心独运地提出以哲学在现实生活世界的实现程度为标准来衡量哲学的存在价值，把满足社会需要确立为哲学实现自身的立足点。马克思承接黑格尔的深思而又超越黑格尔的一个伟大创举，是把“现实—矛盾”原理和“历史—发展”原理的建构延展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法论，为哲学的现实存在开创了切实可行且富有前景的发展道路，为当今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其一，“现实—矛盾”原理。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人们一般都是从身边可以感觉到的事物或现象着手，形成观点或判断。这是近便地抓住“现象的矛盾”，属于常识性的认知活动。黑格尔颇为深刻地把这种单纯指认的认知概括为“直接知识论”，其特点就是排斥任何中介性，事实上只是抓住事物外在的和表面的关系，在狭隘的片面性与有限性中止步于远离事物及其真理的抽象性和非真实性。马克思所批评的那些“抽象的经验主义者”，热衷于寻找“僵死的事实”，纵使能够给予确有思想含量的辨析与阐述，实质上也莫不是停留于“现象的矛盾”这样的认识层面，遑论真正认识和把握社会生活。黑格尔富有洞见地试图用“本质的矛盾”来解说“现象的矛盾”，从而揭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复杂性，推动流俗认识告别肤浅而深入现实。
在黑格尔看来，直接知识只有经过中介环节才能成为真实的知识，真理性认识是通过中介而获得的，“我在这里”就包含着“我如何在这里”这一中介过程。通过中介作用展现真理，毋宁说正是矛盾作用的体现。黑格尔力主从各种规定的差异或对立出发，通过发现和论证事物“作为中间环节而存在”的基本规定，寻找可以履行“中介作用”的“居间者”，凭借这个“居间者”形成“合乎理性的关系”，如此遂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观念中的、本质中的统一”，希望就此阐明和解决“现象的矛盾”。黑格尔把视线指向了现实生活世界，指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离是一种矛盾”，这是其“比较深刻”之处。黑格尔的思辨阐述虽说仅“从表面上”解决问题，但透露了关乎问题之根本的思想深化：进展到“本质的矛盾”层面的思考，无非是要揭示这些矛盾赖以产生的根源和必然性，透露了从这些矛盾的“本来意义”上把握它们的关键信息。一旦把阐明矛盾的根源作为本质重要的理论要求提示出来，解决问题的真正前景就逸出了黑格尔框定的思辨范围：矛盾的解决，不在于到处寻找或辨认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有对象的特有逻辑”；“现实的矛盾”蕴涵着“本质的矛盾”的秘密和出路，任何矛盾都根植于现实生活，现实生活世界才是矛盾产生而又能够得以解决的舞台。
从“现象的矛盾”到“本质的矛盾”再到“现实的矛盾”，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所蕴涵的这一思想进展，提升并运用了一条重要的历史认识原理，即“现实—矛盾”原理。矛盾是生活世界中的矛盾，矛盾指向现实事物，矛盾意味着现实生活关系进入了人们的认识视野。马克思对思辨哲学结构秘密的批判，揭示了“现实—矛盾”原理与思辨哲学方法的原则性区别：第一，思辨哲学把人们从一个对象过渡到另一个对象的认识过程，看成“绝对主体”所推动和完成的过程；第二，思辨哲学常常用“思辨的叙述”替代“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造成人们认识上的颠倒。这不仅彰显了马克思超越黑格尔思想的距离与进展，更重要的在于，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阈中，“矛盾分析”稳定地作为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马克思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把“现实的生产生活”指证为“时代的现实动因”，把现实理解为“社会过程”和“历史过程”，探讨了“真正的历史主题”。
其二，“历史—发展”原理。每一个矛盾都有其现实成因，事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现实存在的事物就是对活动、变化、发展的肯定。众所周知，黑格尔哲学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黑格尔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我们可以从黑格尔这段论述中窥其端倪：“发展的原则包含一个更广阔的原则，就是有一个内在的决定，一个在本身存在的、自己实现自己的假定作为一切发展的基础。这一个形式上的决定，根本上就是'精神’，它有世界历史做它的舞台、它的财产和它的实现的场合。'精神’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由此可知，第一，发展是自因的，是自己决定自己，发展具有必然性；第二，精神是绝对的决定者，发展以精神为主体；第三，世界历史是精神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舞台，发展是一个过程。黑格尔在“发展”“精神”“世界历史”三个关键词之间建立勾连，本质重要地描述了发展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黑格尔还始终坚持精神的实体或本质就是自由，强调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真理和目的，“世界历史表现原则发展的阶程，那个原则的内容就是'自由’的意识。”“自由”意识的进展，经历了从东方到西方历史性的逐级提升，也就是构成了世界历史的行程。
如果说我们就此已能体会到“发展”与“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黑格尔的深刻之处还在于论证了这种必然性是富有内容支撑的充满着活力的客观普遍性。黑格尔独具匠心地把“观念”和“人类的热情”并称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所谓热情，就是指从私人的利益、特殊的目的或利己的企图而产生的人类活动，是完成公共事业所应有的推动力，是“观念”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推而论之，假如没有人的热情这个“原动力”，世界上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因为人作为历史主角，没有对利害关系的关切，则什么事情都无从发生；而且，现代人不像古代人那样轻于信任他人和信赖权威，而是要根据自己的理解、独立的确信和意见来决定是否献身于一种事业。把人的热情引进哲学中，并作为阐释框架运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黑格尔显而易见关注现实生活的故事，思辨叙述中蕴涵着“生命的呼吸”。黑格尔令人信服地让哲学视线投向现实生活世界。
当然，黑格尔在事关哲学原则的问题上是十分坚定的，“观念”和“热情”是不可能无原则、无区别地并列融合的。黑格尔始终坚持，观念、逻各斯是“原则”，是“最后的目的”和“使命”，而人的热情、激情则是“实行”和“实现”。就是说，人类历史展示为一幕人的热情的表演，并不证明历史脱离了理性的控制。所以，马克思一语道破，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换言之，除非终结绝对理念的抽象思辨，通过哲学原则上的改弦更张，扬弃“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否则，“历史—发展”原理就不可能真正形成。马克思敏锐地揭示，绝对理念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黑格尔用“思辨的发展”来代替“现实的发展”，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关于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马克思明确提出：“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这就通过哲学原则或哲学立场的格式塔式转变，宣布历史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把“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确立为历史的起点，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
正是把黑格尔对于历史的哲学思考当作“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马克思明确与“观念的历史”进行了划界，也毫不妥协地解构了“用词句虚构历史的哲学叫卖”，从而致力于揭示和阐发“内容丰富的”现实的世俗的历史。正是这样，在马克思确立的原则高度，“历史—发展”原理同时成为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
毋庸置疑，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现实—矛盾”原理和“历史—发展”原理乃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历史性”的基本理解。作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在“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中形成并问世，马克思彻底解构了黑格尔以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为动力机制的思辨哲学原则，在面向现实生活过程中，充分吸收黑格尔所阐发的“历史性”原理的精华，通过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解答“人类何处去”的时代课题，深入“历史的本质性”中，批判地重建“历史性”原理。进而言之，与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本质根据来阐发“历史性”原理相区别，马克思则是以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为本质根据来彰显“历史性”原理的实体性内容；与黑格尔在思辨叙述中表达“历史性”、把历史当作“在时间里外在化了的精神”相区别，马克思则紧扣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运动，着眼于现实生活过程，进而把握和提炼“历史性”。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世界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在参与时代问题中建构并展露了“历史性”原理的真理性和现实性。与此同时，马克思把源自现实的“历史性”原理，转换为“矛盾分析”与“历史考察”方法，具体应用于认识分析现代社会生活，为人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可以抓住问题之根本的指导线索。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众所周知，理解现代社会存在的真实过程，在于透过社会生活表象，探求历史表象之下的深层现实。现代社会一切社会现象的“对象性形式”在其不可避免的相互作用中始终在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形式的拜物教性质，人的一切关系的物化，不顾直接生产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对生产过程作抽象合理分解分工的不断扩大，这一切改变了社会的现象，同时也改变了理解这些现象的方式”。不消说，经过马克思的革命性改造与提升，“历史性”原理已然发展成为内涵自洽稳定、可以运用操作的认识方法，能够引领人们把握真实的生活过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头，马克思概括的“历史性”原理或方法，能够帮助人们走进时代深处，澄明时代变迁的内在机理，无疑成为当今哲学走进当代社会现实的基本配置。世界变局毕竟有其现实的动因，这些现实动因显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历史地产生并起作用的。那么，何种哲学可以高傲地撇开社会生活这一巨大的现实内容而能自立呢？哪一种哲学可以绕开富有建设性的矛盾分析与历史考察方法而发现社会生活现实呢？如果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必然直截了当地给予否定性的回答，那么，马克思制定的哲学发展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创的认识道路，标识了当今哲学学术的展开方式则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说，在世界变局的时代处境中，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各种关系皆属于社会总体中的实际存在，皆具有变化发展中的历史性质，辩证地历史地把握和阐明社会存在构成当今哲学赖以立足的根本遵循，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导引的历史观必将在当今哲学学术地图中处于核心位置。
我们已经阐明，时代变局之际，社会生活急剧变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机遇与风险同在，唯有坚守宽广的历史观视野，人们才能理性面对生活世界的变迁，把握人类活动的性质，洞悉“从何处来”而合理筹划“往何处去”。历史观何以有这等担当？这对于历史观的自身建设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通常对于“历史”的领会，分歧颇多，各有侧重，但都无一例外地将历史与“过去”相勾连，都认可“过去”在言说历史中的突出地位。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巧合，深究便有关乎要旨的发现。我们首先剖析究竟是什么东西成为了过去。
一般说来，人们总是把摆在博物馆里的家具或其他东西看成历史的，因为这种家具显然是在以前的某个时间段是家具，但现在却是博物馆里供人们观赏的展品。这种家具当前仍然现成地放在博物馆里，还不曾过去，那么它何以被称为历史呢？很明显，这一当前仍存在的家具之中必定有一种过去曾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的“东西”，家具成为历史纯全与之有关。或者说，过去了的乃是这种东西。海德格尔把这种东西指认为家具“曾在其内来照面的世界”。家具正是在这个世界中被使用才成为家具的；没有这个世界，这种家具也就没有了存在价值。因此，这种家具虽然还能以有形的形式遗留到当下，但使其成为家具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再存在了，从而家具就只能被当作人们曾经使用之物而储放在博物馆之中。这就是说，已经过去了的东西，乃是家具在其中成为家具的“那个世界”，而并不是家具本身。那么，这个过去了的世界，是不是就像水面上某个泡沫的消失那样永久地消失了呢？我们如何评估这个世界的性质呢？
这个过去了的世界，实质上就是人类曾经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亦即海德格尔所称的人类的“曾在世界”。作为人类曾经拥有的一种实际生存状态，“曾在世界”虽然在物理时间上已经属于过去时，但像梦魇一样纠缠着后人，对于后人的生活筹划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乃至塑造力。诸如家具之类遗留下来的留传物，原本就是曾在世界中的一个使用物，今人称之为古董，却正是我们今天探析和把握这个曾在世界的主要凭证。这表明：以留传物为中介而绽露的“曾在世界”，才是通常所称“过去”的真实内涵；人类“曾在世界”才是真正具有“历史”性质的东西。就此我们能够明白，“历史”的本质重心既不在过去之事，也不在今天之事，而在人类生存的本真演绎的历史之中，亦即人类生存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向度交互作用而成的过程中。“历史”专属于人，是人类生存的历史性在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规定性，人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物。马克思的一段论述能够引导我们走近问题之切要处：“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
我们有必要追问由“历史”支撑的“过去”或曰作为历史过程的“过去”的实际意义。柯林武德富有洞见地区分了两种意义的“过去”。在自然过程中，“过去”乃是一种“被取代了的和死去了的”过去。就是说，过去一旦被现在所替代就会永恒地消逝。历史过程中的“过去”则与此决然有别。希腊数学并没有因为赖以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消失而成为永恒消逝的过去，相反，它们至今仍然是当代数学的基础，是作为一种财富而被当代数学研究所享受着的过去。“在历史过程之中，过去只要它在历史上是已知的，就存活在现在之中。”历史的过去“是一种活着的过去，是历史思维活动的本身使之活着的过去；从一种思想方式到另一种的历史变化并不是前一种的死亡，而是它的存活被结合到一种新的、包括它自己的观念的发展和批评在内的脉络之中”。易言之，柯林武德“活着的过去”观念告诉我们，历史过程的“过去”都寓于“现在”之中，每个“现在”都有自己的“过去”。
厘清历史过程中“过去”与“现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的存在论寓意及其重要性便清楚明白。人类历史进程纷繁复杂，世代更替此起彼落，世俗生活宏富多样。凡此种种，都给历史装扮了捉摸不定、神秘莫测的色彩，让人感到历史是不可知的神秘过程。历史唯物主义问世以后，把历史与现实的人的自我创生和自我生成相联系，高扬“历史专属于人”的观念，廓清了笼罩在历史上空的神秘迷雾。“被认识到的历史”，意味着历史具有可理解性，同时表明人的“形成过程”的开放性质。历史的可理解性本质上为人的“形成过程”的可持续性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也奠定了理解历史作为“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的方向。所谓“有意识地扬弃自身”，本质重要地蕴涵着基于未来生存的自我筹划与塑造。“扬弃自身”，不是指人消极逃逸或让自身虚无化，而是自身生存的激活，是不可阻挡的自我生成与进展。
从语义上把“形成过程”“被认识到的历史”“有意识地扬弃自身”几个关键词连接起来，绽露了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之源始的根本性质。这就最关根本地构成了历史观的一般要旨：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贯通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性向度或环节的全过程；“历史感”原本就是人的存在方式；道说历史乃是人类的生存命运，必然在“诠释过去、理解现在和展望未来的内在的联系”中扎根。这种命运般的生死攸关清晰可见地表明，所有的历史观乃至历史哲学只有围绕人类生存的历史性来筹划主题设计和话语建构，才能获得自己的自律性，从而成为自我—授权的。倘若与留传物打交道是认识历史的必要路径，那么这正是人类生命的“自我照面”。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学的中心课题向来是曾在此的生存的可能性”，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观或历史哲学主题的指证或表达，显而易见，在关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描述了人所独有的存在性质——“因为我们自身是历史的存在，所以我们只是历史地认识”。可以看出，这里对于历史观主题的澄清，乃是切入事情之根本的分析，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与其说这是在讨论历史观的事情，毋宁说更相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学术建设。历史观诚然是哲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部门或分支，但是，从其主题——人类生存的历史性之所属问题的性质来看，历史观建基于人的现实生存的深层，在社会存在的基本层面上扎根，不折不扣地属于哲学本体论领域的关键内容或组成部分。
这些学理层面的分析清晰可见地证明，除非以历史观的认识为先导，否则哲学就会疏离人类生存历史性而不能切中社会现实，酿造时代错误。换言之，只要哲学实际参与现实生活运动，历史观认识和历史观叙事就一定成为哲学思考的先声。这种情况毋宁说正是人类历史进步的要求与反映：“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直面历史观问题突出的时代处境，历史观认识的优先叙事可谓顺理成章，而且不可否认地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黑格尔自觉或不自觉地提供了一个可信的例证：历史性为黑格尔哲学的“内在性”本体论原则进行了奠基，“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墓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黑格尔整个哲学之思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历史感”，这是黑格尔哲学在本体论上的伟大创见，黑格尔不会平白无故地在本体论原则建构中添加历史性元素，毋宁说这是黑格尔哲学理论建构的必然要求和原则高度。当然，更加重要的还在于，“思想并不是由于'扩散’而传播的，象是商品那样，而是靠每个国家在其自身发展中的任何一定阶段上独立发现它所需要的东西。”黑格尔明察自己时代的实际需要，把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历史进程和历史事实引进哲学之中，力求在哲学中把握并表达时代精神，形成了被恩格斯称誉为“宏伟的”“划时代的”历史观。黑格尔以公认的思想成果向世人宣布：哲学接受时代的号召，就能获得强有力的实体性内容，人类就不会在精神的沙滩上建立思想的海市蜃楼。
黑格尔哲学的发现，构成弥足珍贵的精神资源和理论参照，以思想史的逻辑必然性烘托出当今世界变局背景下进行历史观话语建构的必要性，更让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建构不可偏移的合理走向。我们应当把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据为己有，同时也要毫不妥协地与其缺陷区别开来。“从思想上把握历史过程”，黑格尔构造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成为后来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思想滥觞。马克思的态度告诉我们，“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无疑是运用历史观叙事的一个反面例证。这种“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完全不管各民族历史环境的独特性，坚持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当作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走的“一般发展道路”。马克思断然拒绝这种貌似带来过多的荣誉实则造成过多的侮辱的理论解读和发挥。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不消说，“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要害在于无视实际内容的生成，止步于抽象的理论说辞和形式上的思想推演。这就真正放逐了历史问题和历史思维，如此这般的错误当然不能容忍。
马克思通过批判重建“历史性”原理，义无反顾地扬弃了黑格尔青睐于抽象普遍性的虚妄性，坚持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把握历史过程，建立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亦即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以后，历史观就不应“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历史唯物主义先期构成的合法可靠的问题视野，能够引领当今的历史观面向当今的世界变局，把握并阐明世界变局的堂奥，确证自身的现实存在。所以，当今在历史唯物主义导引下复兴的历史观，正是马克思所期待的，“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
众所周知，蕴涵生存历史性的人类生活世界，构成哲学人文学术的现实基础。如果人类的知识体系植根于且服务于人类历史性的生存活动，那么，历史观认识和叙事优先突出在时下生活处境中，其影响效应势必扩展到整个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生活世界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具体的和总体的。为哲学提供源头活水的生活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生生不息、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具有不断生成的性质；认识和把握生活世界的变迁，始终是哲学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如果哲学无视生活世界的变化，疏离自身赖以立足的基础，对于自身最容易感知和理解的部分懵懂无知，如此这般凌空蹈虚的哲学运思与建构能有生命力吗？在现实生活面前失语的哲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正是这样，历史观在当今的复兴，恰好以得天独厚的方式，观照并涵养人类生存的历史性，从而时刻提醒当今的哲学人文学术如何才能实际参与当代生活。这种努力毫无疑问对于当下中国的哲学研究构成了直接的相关性。
我们致力于论证当今“东升西降”的世界变局关乎根本地彰显了历史观问题——世界变局在历史规律的发展大势中有其必然性，提示了历史观认识和历史观叙事在当代生活中的优先突出地位——深入历史深处才能准确合理地领悟世界变局的实质及必然性。这些绝不是虚张声势或言过其实，而是根据当下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思想任务提出来的。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正在重塑世界，世界经济中心加快自西向东的转移，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出现了深度调整，全球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当今世界变局彰显了这一当代不可回避的课题，解答这一时代之问是当代中国不可回避的任务。
现代文明的隐忧与缺憾已经无须赘论，现代世界本身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困办法。“东升西降”的现代社会变革与转型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伟大宗旨，紧紧依靠人民，开辟了与西方先发国家的发展道路相区别的“中国道路”。这是一条文明发展新路，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曙光，“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正逐步实现。在现代文明处于深度矛盾和危机的情形下，中国道路通过“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坚持以劳动为原则导向重塑社会生活，为解决现代文明难题、探索和构建人类新型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富有说服力的实体性成就，展露了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历史担当。当下中国的哲学学术回应当代生活世界的变化，作出应有的贡献，责无旁贷。在全面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过程中，当下中国的哲学学术只有深究当代中国场景中人类生存历史性的实际展开及其动力机制，才能切中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以及当代问题的实质，从而形成富有实体性内容支撑的世界历史视野，保持对于当今世界问题的发言权。这些只有在历史观的广阔视野中才能达到和完成。当下中国的哲学学术建设也已然迫切需要历史观视野来纠正某些偏颇。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学习并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这在形式上延续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态度，实质上则是中华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一种必要的方式，以便尽快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困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古今”“中西”问题虽说仍然存在，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举世瞩目的成就，根本改变了解决问题的时代处境与可能前景。当下中国社会对于“古今”“中西”问题的求解，无一例外地服务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以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的实际问题为取向。倘若固守近代屈辱境遇中形成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认同思维，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中，我们就看不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曙光，必将脱离中国社会实际，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经验也只能纸上谈兵，不可能学有所获。必须承认，这种情况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当下中国哲学学术活动中一度存在的现象实情。我们着重剖析两种哲学致思倾向。
其一，脱域化的致思。“脱域”是吉登斯用来描述西方现代性动力机制的术语，基本意思就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穿越不确定性的时间而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脱域机制实际运行的两种类型。这是现代性特征的正面表达。社会生活基础领域的变化，必然会在社会观念领域有相应的反响或回声，脱域机制尤其支撑并建构了现代生活中一种颇为流行的思想取向。脱域化的哲学致思，就是疏离生活世界的实际变化和新鲜可见的差异，把基于某种事实而来的理论当作普遍适用的标准，用以分析活生生的现实问题。其具体的理论特征或表现，主要有：一些研究者把现有的某种理论当作度量问题的标准尺度，用来评判问题；或者依照某种理论模型，采用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处理问题，形成解答。不顾各民族文化传统的特殊性，也不顾随发展而来的时代背景的差异，把现代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念普遍化；撇开马克思进行哲学思考的时代处境及问题域，却依照当今西方某些学者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解，擘画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体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正是脱域化哲学致思的实际开展。
其二，中立化的致思。这种致思与实证主义哲学的扩张有着决定性的关联。实证主义自我标榜，“实证精神”因其卓越的相对性，唯一能够贯通于一切历史时代，也能够体现在历史演变的各个特定阶段，因而能够始终“前后一贯”“不偏不倚”地对所有的人类活动作出正确的哲学解释。中立化致思就是倚靠这一理念而形成，并在自身开展过程中成为这一理念最忠实的践行者，从而不断地得以巩固，对当今的哲学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德里达十分敏锐地揭露了一种“哲学—语文学”地对待马克思的哲学时髦，能够让我们大致领会“理论主义中立化”的构思：“我们将平和地、客观地、不带偏见地对待他：依照学术规则，在大学，在图书馆，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们将系统地研究他，遵守阐释学、语文学、哲学的注释规范。”中立化致思正是如此这般力图告别主观情感，追求“公正无私”和“一视同仁”的学术研究，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游离于现实生活世界的麻木不仁。
这两种致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远离中国社会的实际，不能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实践，把自身看中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社会新出的某些理论）当作规范，用来评判中国经验，剪裁中国的现实生活世界。深究起来，这两种致思都坚守一个理论信条，即“崇拜事实”。脱域化致思用来指导分析问题的理论，原本就是立足某种事实而形成的；中立化致思则一味寻找某种事实作为依据，试图由此确定理论研究的可信度和合法性。既然这两种哲学致思已是当下实际存在的思想倾向，我们需要追究和审视：被它们奉为圭臬的事实，实质上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总是要与很多事情打交道，胡塞尔主张哲学“面向事情本身”而受到哲学界的热捧，能够反映社会大众对于哲学意义与功能的期待。问题在于，与事情有关的所谓事实，不是现成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变化的。实际上，我们只要一提到某个事实，这个事实一般都处于过去时了。实证主义哲学家把自然科学当作知识的榜样，极力推举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事实。然而，正如卢卡奇所明察的，“自然科学的'纯’事实，是在现实世界的现象被放到（在实际上或思想中）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而探究其规律的环境中得出的。”自然科学在一个设定的理想化环境中发现的事实，若予以普遍推广，毫无疑问需要给予更多的补充条件。以实证主义为主导理念的历史编纂学，最终落入“空前的掌握小型问题和空前的无力处理大型问题”的结局难以自拔，毫无悬念地暴露了自然科学客观事实的存在限度。这就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所谓的事实，不是天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不是我们通过知觉而直接把握到的东西，而是源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过程的现象。我们必定要了解每一个事实的来龙去脉，探究事实在事情总体过程中的定位，这是“历史感”的基本要求和表现。说到底，只有把握了事实的“历史性质”，亦即事实处在一种连续不断的变化过程中，我们才能厘清事实的真正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把生活世界中的孤立事实，当作生活世界的历史发展环节，归结到一个现实生活过程之中，达到对于事实的现实认识，从而也把握了生活过程这个具体的总体。事实的历史性质，提示了事实的存在根基在于人们当下的生存活动，认识事实必须了解它们本来的有机联系及其历史制约性。卢卡奇转述黑格尔的一个观点抓住了问题的切要处：“生成表现为存在的真理，过程表现为事物的真理。”这是对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性”原理十分贴切的注解。
既然自然科学事实的客观性在现实生活过程中决定性地从属于“历史性质”，那么如何评价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世界图景就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自然科学转化为技术并运用于实际生产过程，是现代世界的标准配置，构成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征候。随着“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成为19世纪的一般特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便不可阻挡地推动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为资本服务。在资本“抽象统治”的驱动和带领下，自然科学成为一把“双刃剑”——既产生着积极作用又衍生出负面效应。问题在于，在现实生活世界完全化简为科学的世界、人类生活在唯科学技术马首是瞻的时代，如果不遵从自然科学标准，这是否还有可能？然而，一旦人们以为科学思维是唯一的和真正严格的思想，实证科学思维衍化为思想的标准思维样式，我们将不再有可能领略和享受到思想的丰富性和包容性，而只能迎面碰上单调的武断的技术性知识。如果技术理性大行其道乃是自然科学世界图景中的主导画面，那么为这一世界图景添加人文精神画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率性所为。无论如何选择，让自然科学游离于现实生活世界，都是不得人心的。胡塞尔就清醒地看出，欧洲科学的危机在于科学丧失了对于生活的意义，是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的表现。“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的整个世界观唯一受实证科学的支配，并且唯一被科学所造成的'繁荣’所迷惑，这种唯一性意味着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这样说来，自然科学论证的世界图景，除非置于人类生存历史性的地平线之上，否则就不可能有现实性。当今越来越多的生存境遇都为这一判断提供佐证。就此简要区分“历史性”与“历史学”是有必要的。
一般说来，“历史性”是指事情的实际发生过程，“历史学”是指对事情实际发生过程的叙述。黑格尔分别称之为“客观的历史”和“主观的历史”，并指出“没有主观的历史叙述，没有纪年春秋，所以也就缺少客观的历史”。这就突出了“历史学”的存在意义。到了20世纪，“历史学”有了无比迅猛和丰富的发展，卡尔·洛维特在诠释黑格尔历史哲学时，直言“历史学的意义已经如此远离其词源，以致在现代历史学家们那里，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几乎排斥了对所发生事情的考察”。洛维特察觉到“历史学”偏离其“原初”意义的弊端。必须承认，这个问题非常要紧，暴露了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发展的某种状况。倒是海德格尔针对这种状况的批评，可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本真的历史性不一定需要历史学。无历史学的时代本身并非也就是无历史的。”海德格尔提示当今的知识界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历史性”与“历史学”的关系，尤其是不能颠倒地让“历史学”置换或褫夺“历史性”，其意义当然并不仅限于历史领域问题研究这一个案。对于富有学术志向的当今历史观建构来说，回应和表达世界百年变局的时代精神作为须臾不可失却的责任，只有在关注“本真的历史性”而不是执迷于“历史学”的语词世界中确立自己的立论视野，历史观建构才能拥有存在的合法性，这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建构的“历史性”原理再度呈现出理论光辉，“现实—矛盾”和“历史—发展”就是本真的历史性。如果说哲学在黑格尔之后重返缺失“历史感”的思维构造乃是时代的错误，那么，处于当今世界变局境遇中的哲学学术，只有遵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原理，植根于“曾在此的生存可能性”，才能真正实现“让事实说话”。这是关系到哲学自身的生命力乃至哲学承担时代精神文化建设重任的抉择。
既然建基于自然科学的客观事实，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真正客观性，还需要紧扣“本真的历史性”来建构自身的客观性，游离于现实生活过程的主观想象，显然无助于哲学人文学术加强自身自律性的建设，那么，哲学“让事实说话”如何才能避免这一类“坏的主观性”，而又能达到促进各抒己见的客观性呢？我们寄希望于“历史感”的现实展开以及由之而来的推动力。
伽达默尔曾说过，“历史客观主义”虽然通过其批判方法从根本上消除了与过去实际接触的任意性和随意性，却安然自得地否认了自身赖以存在的根本性前提，以至于像统计学那样通过“让事实说话”而成为“最佳的宣传工具”。这种“天真的客观主义”所遗弃的那个“根本性前提”，正是以时间性为“源始”条件的人的生存历史性。由此推而论之，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性，是植根于现实生活过程、从“过去”“现在”“未来”的联系中获得决定性的建构且能够被理解的活生生的客观性，是不可更改的、人们必须适应的客观性，是阻止不适当的、带偏见的、任意构造理论假定的客观性。换言之，以“本真的历史性”为依据，我们拒绝或抛弃了知性自然科学的幽灵般的客观性，却弥足珍贵地拥有了充满着“生命的呼吸”、作为意义策源地、新鲜活泼的客观性。就此可以相信，哲学在这种客观性基础上“让事实说话”，必将与“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作出明确划界，形成生动丰硕的理论成果，在参与当下生活现实中保持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哲学关注生存历史性的变更及其意义，就不会是一种思想姿态或诠释策略。
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如果历史观扎根于生存历史性的主题定向无可辩驳地关乎哲学的时代责任及存在价值，那么，在当今世界变局的历史关头、人类发展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历史观的复兴就是当今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历史观的主旨与话语建构可以提示哲学学术在直面时代境遇中形成现实的认识，在把握时代课题中提供现实的解答，由此标识哲学在当今世界变局中的存在价值。正是这样，当今哲学学术的前景才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