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民族志】空间变迁与关系重构:微信绘制的土家村民家庭图景——对一个土家村落的民族志研究
【作者简介】彭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罗翔宇，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影视文化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YSKF1802)
【摘要】社交媒体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深度浸入构成了当代社会的基本表征。家庭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维度，真正折射了人的生活本质，潜藏着中国社会的深层脉络。微信等社交媒体所勾连的巨大网络，使得龙家湾这个居于“中国之中”的武陵山区土家村落获得了全新的家庭生活空间。本文以实地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为方法，从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双重视域观察微信对土家村民家庭关系的深层改变，从而“深描”武陵山区土家村落家庭生活中的社交媒体图景。
【关键词】微信；土家村民；家庭生活；民族志
媒体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深度浸入是现代社会的基本表征。20世纪以来，媒体已经成为人们赖以生存于其间的一种拟态现实，它们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生活的各个维度。在社交媒体席卷全球社会的背景下，隐藏在大山深处的土家村落也被时代裹挟着转换为媒体化生存，传统口耳相传的原始传播所凝结的社会关系结构逐渐被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所影响和左右。“微信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人类一种崭新的存在方式。”
在恩格斯看来，家庭是文明演进和国家起源中的基本组织形式。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认为家庭关系关乎社会秩序的建构和文化图景的绘制。“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然而，伴随着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人口的迁徙与流动成为新的常态，这使得传统土家村落中追求聚合的家庭结构在空间上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离散。“如果说，过去我们以地理方位和物理疆域来界定空间，而今，应该看到高度流动性所带来的空间的改变，同时，也需要思考，空间是如何被'再疆域化’的。”那么，被现实空间距离所阻隔的土家村民家庭关系，在微信所建构的虚拟时空中是否能被重新缝合?微信又是如何开启土家村落家庭生活新的存在方式并重构土家村民的家庭关系?这是值得关切的问题。
龙家湾村地处东经110°、北纬30°，海拔850米，深藏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的大山之中。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这里是“中国之中”，而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龙家湾村是一个武陵山区腹地典型的土家族村落。全村分为5个村民小组，共150户人家，总计530人，土家族在全村人口中占比达56%。
2015年9月，我们被龙家湾村民“时过境迁”(微信昵称)拉进了“龙家湾村微信群”。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在乡土中国所展现出的顽强生命力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鄂西大山深处的土家村落，突然之间被微信深度植入了，是什么促使他们发生了改变?我们在为期三年有余的网络民族志基础上展开了大约半年的实地民族志研究。之所以将两种民族志研究方法关联起来，是因为我们发现，人们在线上、线下的行为既有区别又有关联。只有将传统民族志研究与网络民族志研究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在现实的物理空间与虚拟的媒体空间中明确二者交织、重叠、错杂的文化场域和关系格局。雷蒙德獉弗思指出，“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换言之，家庭关系由横向的夫妻关系和纵向的亲子关系组成，而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中，家族作为家庭三角存在的外围结构，实际上与夫妻、亲子两种关系一起形成了家庭关系的完整闭环，从而构成了本文关注的三个维度。本文试图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探寻微信与土家族村民之间的种种关系勾连，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微信是否能够全面和深入地介入土家村民的家庭关系?植根于独特文化土壤之上的土家族家庭，是如何使用微信来建构亲缘关系?对于土家村落中的家庭生活与家庭关系而言，微信到底有着什么意义和作用?
一、微信与土家村民夫妻情感空间的建构
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媒体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在极为丰富的具体场景中被使用。“人是时间和空间的囚徒，也是媒介的囚徒。每一次媒介技术迭代，皆会刷新人们对时间与空间的体验。”作为人类信息沟通的渠道，媒体建构和影响着我们的社会文化，也实现和改变着我们的情感交流方式。
在家庭关系中，夫妻关系可以被视作一种元关系。从古代的飞鸽传书、对歌传情、书画表意，到今天的电话、电脑、社交媒体，人际传播的媒介形态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夫妻在日常生活中的媒介使用场景也产生了相应的流转与变迁。在微信植入土家族家庭的过程中，土家村民的婚姻与情感又会如何变化呢?
“部银姐”(微信昵称)今年46岁，她直接采用村民对她的称呼作为微信昵称。她的丈夫被村里人称为轩哥，轩哥的微信昵称却用了一个文艺色彩颇浓，与龙家湾村文化土壤不太协调的“偏爱南半球”。他们夫妻俩的微信昵称似乎也含蓄地表明土家村民的性格在线上线下之间存在的某种反差。
2010年前，部银姐常年在家。近几年，为了补贴家用，她开始外出打工。与部银姐一样，龙家湾村越来越多的村民开始放下锄头和背篓，远离世代耕耘的土地，奔赴城镇或外地。外出打工不久，部银姐和轩哥就购置了手机，他们是村里较早使用手机的一批人。添置了手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事就会打电话彼此联系，城市人群中常见的“煲电话粥”在他俩之间极少出现。这主要是由于手机话费较高，每月的话费对土家村民来说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开支，所以，打电话一般都意味着“有事”需要同对方商议，而且通话时间通常很短——“话一说完就挂哒，一般都不得啰嗦。”部银姐活泼开朗，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嗓门”，在家里也是最活跃的人，每天忙完家务事，她总要和轩哥“谈白”(方言:聊天)。在土家村民的家庭生活中，围坐在火塘边的“谈白”是一种重要的沟通方式。自从部银姐外出打工后，这种夫妻沟通的习惯被迫中断，而高昂的话费让她不得不压抑表达的欲望。这表明，彼时的土家村落，即使是夫妻之间，手机承担的主要功能首先是信息交流，而不是情感沟通。
2014年，功能齐全而价格低廉的国产山寨智能手机开始进入村子里。部银姐和轩哥第一时间更换了智能手机，“主要就是因为智能手机可以用微信。”——这种资费低廉、功能强大的手机应用对于分隔两地的他们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部银姐的女儿给她和轩哥的智能手机上安装了微信，只用一天就教会了他们如何使用。在成功申请微信账号的当天，他们就建立了他们家庭的微信群。在考察中，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部银姐和轩哥之间很少进行“私聊”，而是基本依托家庭群而展开。双方要联系时，他们会在家庭群里以“你们在干嘛”发问，或者发送一个表情，然后等待对方的回应。日常生活中，夫妻关系会在逐渐强化的家庭关系里淡化，而“家”的概念似乎顺理成章地超越了夫妻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微信集中凸显并固化了这种家庭关系的演变。
当智能手机开始在龙家湾村普及之后，微信也逐渐演变成为土家村民新的情感交流空间，甚至成为家庭记忆的一部分。在部银姐的家庭群里，照片成为使用最为频繁的一种文本形态，这似乎印证了丹尼尔獉贝尔“当代文化正逐渐成为视觉文化”的判断。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即使是在偏远的土家村落里，图像叙事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表达方式。有意思的是，他们一般很少自拍，照片多以风景照为主。部银姐这样解释:“无事拍自己，丑死哒!”这似乎折射了土家人性格中的内敛与传统。更准确一点地说，他们其实更乐于与家人分享自己当时所处的时空环境，以获得一种虚拟的团聚感。部银姐喜欢将正在进行的劳动、进餐时的饭菜、路途上偶遇的风景拍成照片或短视频发到家庭群里，而轩哥总是第一个在群里回应。当亲密关系被物理距离间隔之后，微信提供的虚拟空间为情感交流提供了一个双方共同在场的必要“场域”，而图片和视频，以最为直观的视觉符号为土家族家庭构建了共同的情感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微信为这对土家夫妻在社交媒体时代重构情感交流的模式提供了更多可能，这种以语音、图片或视频等形式完成的多媒体“书写”正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常态。传统媒体时代，定情的信物、合影的照片和迎亲的彩礼，作为一种仪式化的符号构成夫妻关系的重要见证。而现在，在微信所建构的虚拟空间中，他们的聊天记录和朋友圈的动态无疑书写了更加细腻的情感发展脉络。
与部银姐夫妻俩相比，龙家湾村年轻一代的夫妻对微信的使用黏度显然更强。“承蒙喜欢”(微信昵称)是一位27岁的年轻母亲。丈夫在外打工，她则留在家带孩子。作为留守妇女，她与丈夫的联系几乎全是通过微信实现的，夫妻俩借助微信了解彼此的生活近况以及孩子的成长情况。“承蒙喜欢”告诉我们，她和丈夫能走在一起，主要原因在于“聊得来”。对他们来说，微信不仅是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也是催生亲密关系的新型媒介。
在年轻夫妻间，微信成了他们最频繁的交流方式。有人认为微信是电话的替代性工具，但在龙家湾村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微信不断拓展的传播手段和信息形式使其迅速取代了电话的地位，只有当网络信号不好，微信不能使用的情况下，他们才会选择电话联系。我们进一步发现，龙家湾村土家村民夫妻之间对微信功能的选择也存在着因人而异的偏好，而各种偏好在总体上与夫妻双方的地理距离存在着某种关联。共同居住的夫妻更经常使用语音对话，其次是语音通话，再次是文字对话，最后是视频通话。而在异地夫妻之间，则更倾向于使用语音对话和视频通话功能，其次才是文字对话功能。在工作时间，异地夫妻往往使用文字对话和语音留言功能，而空闲时，视频通话功能则用得更多。文字作为抽象度最强、在场感最弱的符号，并不是夫妻间沟通的首选。而当网络不好或环境受限，只能发送文字时，土家村民的年轻夫妻间也多会选择使用微信表情包作为双方增进亲密关系、强化情感功能的辅助手段。媒介素养相对较高的年轻一代更乐于在微信中寻求以更生动的表达来维系更紧密的联系。对他们而言，微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沟通桥梁，而是一个可以实现不同场景下情感互通的平台。在龙家湾的村民家庭中，语音对话是各个年龄段的夫妻间使用最为频繁的微信沟通方式，这应该与村民们文化程度不高，不太习惯使用文字表达的群体特征有关。
在异地夫妇的关系中，视频聊天则往往成为夫妻间最具仪式感的沟通手段，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在场最大限度实现了虚拟空间的情感勾连。虽然不能彼此陪伴，但微信所构建的“在场”感觉为他们营造出一种“虚拟亲密”的关系，这在异地夫妻的感情维系中显得尤为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其他通讯手段，微信构建了一种自在、轻松、琐碎、细腻的“书写”方式。“微信的使用及人们在其中的互动，使得微信可能成为一个得以勾连不同时间、空间和多向度的新型空间。”正是这种新型空间的流动特质，使得土家村落夫妻关系的日常“书写”成为可能。微信为夫妻关系提供了更多的交流可能和更便捷的媒介平台，尤其是在异地夫妻之间，微信将夫妻间的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转向一个更加轻松、愉快、个性、自由的意义空间。我们发现，土家村落里夫妻感情的良性发展往往依赖于一些“无意义”的沟通，也就是关于日常生活琐事的交流与对话，这种并无实际意义的对话，在基于功利目的的信息传播之外，开辟了一个主要基于情感交流的新途径。需要指出的是，微信强化了夫妻间的“微”沟通，打破了因事而起、以事为主的信息传播模式。这种看似琐屑、随意和碎片化的交流方式，实际更有利于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作为中国目前最大的社交平台，微信不仅满足了大多数中国人精神交往的需要，也给龙家湾村的土家村民维系夫妻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管道。
二、微信与土家村民亲子关系的重构
亲子关系作为夫妻关系的自然延续，是家庭关系中的重要维度。亲子关系既关涉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先天血缘关系，又映射着基于特定文化背景的后天社会秩序。自古以来，亲子关系就遵循着一种以父辈为核心的稳固权力结构。在龙家湾自农耕文明以来所形成的伦理传统中，父辈往往意味着绝对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对子女的训导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权力，在这种不平等的秩序中，父辈的意见决定着子女的命运与选择。但是，由微信等社交媒体所建构的新的媒介生态似乎改变了土家村民中父与子之间的关系结构。那么，微信对这个土家村落的亲子关系究竟产生了哪些改变呢?
据村主任介绍，龙家湾村有80%的人口常年在外打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是村里的主要常住人口。除了少数儿童和青少年在学龄期间能与父母同住以外，大多数家庭的子女都在校住读。部分条件较好的家庭会采用“陪读”的方式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照顾。
洪磊(化名)今年21岁，是家中的长子，正在重庆读大学。他弟弟在恩施读初中，只有周末才能使用手机。他们的父母在恩施经营着一家旅行社，由于生意的需要，他们对手机和互联网的使用已十分熟练。在他们家里，微信是父母和孩子彼此联系的基本纽带。相比见面交谈，洪磊更喜欢通过微信与父母交流。因为“微信里头，老汉儿比平时要通情达理得多。”洪磊的父亲叫洪斌(化名)，在现实生活中颇为严肃，不易亲近。洪磊和弟弟不听话时，洪斌轻则呵斥，重则打骂，所以兄弟俩在父亲面前难免畏首畏尾。生活中，洪磊尽量回避与父亲直接沟通。但出人意料的是，微信中的洪斌却一改严父形象，喜欢用调侃或幽默的语气在朋友圈与洪磊进行频繁的互动，偶尔还会使用一些表情包。据我们观察，洪磊所发的朋友圈，洪斌几乎都会点赞，有些还会评论。当我们提出疑问时，洪斌解释说:“这是为了掌握他的动向，因为只有我点赞和评论之后，其他人对他朋友圈进行评论，微信才会主动提示我，免得我一个个往回翻。”原来，在洪斌看来，微信是他掌控子女的一个手段，而洪斌对儿子朋友圈那些略显俏皮的互动，目的也并不单纯——“微信里搞得太严肃，怕儿子把我屏蔽了。”
除了与儿子在朋友圈和群里的活跃互动以外，洪斌自己的朋友圈动态更新也很频繁，几乎每天都会更新，内容以转发的心灵鸡汤为主。洪斌做生意非常精明，而且不怕吃苦，所以旅行社生意不错。在龙家湾，他是一个广受村民认可的成功男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受人尊敬的形象不仅仅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同时也自然地向社交平台延伸。在微信中，他着力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值得敬佩的正面形象。他在访谈中表示，在朋友圈转发“心灵鸡汤”不仅表达自己的价值倾向，更希望通过这种间接的教化，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儿子。他展示了儿子在他朋友圈中主动点赞的一些动态，显得很自得，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教育的效果。事实上，洪磊也确实经常给他父亲的朋友圈点赞。戈夫曼曾指出:“表演者想以不同方式给观众造成理想化印象的倾向。”在现实空间中，洪斌试图构建严父形象，在虚拟空间中，他有意塑造慈父形象。无论是何种角色“扮演”，其实都是他权衡各种目的后，在不同交流空间对自身父亲形象建构的一种慎重选择。
在洪斌父子的关系中，微信群成了规避或者化解现实矛盾的有效平台。朋友圈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道德教化的平台，也是父子达成现实共识的虚拟空间。父子之间相对无语的状态，在微信平台上得以转变，从话语方式到关系模式的改变，表明微信可以在生长于土家村落的父子间，去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宽容的交往空间，形成一种相对平等自由的文化认同。
在留守现象普遍的背景下，父母与子女之间感情的维系成为龙家湾村民的现实困扰。分隔两地的时空条件下，微信提供了一种必要的沟通方式，使得亲子关系不仅能够较为稳定地维持，甚至还可以使关系得以改善。我们发现，洪斌父子的相处模式在龙家湾并不是个案。在微信中，家长往往放弃了居高临下的姿态，转而进行较为平等的沟通。相较于现实生活，在微信中，父子之间较少发生冲突与争执。但一旦离开社交媒体，回归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之中，父辈仍然渴望掌握绝对话语权。据我们观察，在土家村落里，这种父子间在线上与线下体现出的亲密与疏离相融、矛盾与共识并存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在媒介社会中，父辈和子辈在认知建构中呈现出较大差异。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民”，青少年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中表现出早熟的特点，接受新的手机应用的速度明显要快于父辈。而这背后，除了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外，更多的有赖于媒体的普及。基于手机操作系统研发的各种游戏和应用充斥着现代人的信息世界，也包围了儿童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龙家湾村民的媒体使用图景不仅代表土家村落，同时也可以视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景观。儿童的成长沉浸在手机所构建的拟态环境，而逐渐脱离了现实生活。在龙家湾，尽管儿童拥有手机的比例很低，但通过使用甚至“霸占”父母或长辈的手机，大多数儿童事实上成为了手机的用户。我们必须承认，丰富的媒体环境促使儿童心理更早地趋于成熟，因此而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不容忽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结构与相处模式被微信所改变，折射的正是社交媒体在当代社会中的巨大能量。
社交媒体时代，子辈和父辈之间的媒介素养鸿沟正在拉大。与作为“原住民”的子女利用互联网探知未知领域、进行社会交往的娴熟与热情相比，父辈们则在追赶新媒体快速迭代的脚步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虽然微信能在两代人之间较为有效促成和解与达成共识，但据我们观察，子女往往会不同程度地利用微信的功能设置屏蔽父母的监管，这在社交媒体中很容易实现。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父辈，却很难发现这种呈现与遮蔽的微妙关系。父辈试图在社交媒体时代重建权威，但他们没有意识到，在新的媒体生态中，“权威”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只有认同才是关系凝聚的关键。媒介革命颠覆了传统的父子关系结构，让父母感受到话语权旁落的危机感与无力感。在龙家湾，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呈现出一种如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所定义的“液态现代性”。“在液态现代社会，不再有永恒的关系、纽带，人际间互有牵连，但不再着重紧密扣紧，在于可以随时松绑。”而新的媒介生态正是液态现代社会中权威被解构、秩序被重构的最重要推手。
青年在网络空间自由驰骋，而他们的父母却在社交媒体的世界艰难地寻求立锥之地。能熟练使用社交媒体与真正拥有话语权是两个概念，但它们往往相互关联。青壮年较高的媒体素养反映出来的是他们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媒体素养水平又往往与文化水平呈现正相关。在社交媒体上体现出来的技术娴熟使得青年在父辈眼中有了一种光环效应，这种光环使得他们逐渐在其他领域也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话语权。与此相适应的是，作为父辈甚至祖辈的老年人，几乎处于绝对的沉默状态。传统文化中老人处于家庭秩序的顶端，属于发号施令者，在现代文化、技术、信息的冲击下，老人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甚至可以说被完全颠覆。在龙家湾，70岁以上的老人几乎与微信绝缘，这就导致他们的生活全部依赖于现实空间这一个维度，在晚辈沉浸于其中的虚拟空间中，他们处于一种“缺席”状态。我们发现，在龙家湾村的微信群中，仅有一位70岁以上的老人。作为一名退休教师，经济条件和文化素养使得他有能力成为老年微信用户的独特个案。今天，在媒介化程度越来越高的龙家湾村，老年人却越来越与这个时代脱节。在大众传媒时代，他们尚能通过控制电视机遥控器和收音机开关来影响或决定全家的信息消费方向，但在智能手机的时代，他们却无法融入微信所构筑的生态圈，从而逐渐失去家庭中的话语权。由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通讯技术所支撑的社交媒体时代，已颠覆了源自农耕文明时代的“前喻文化”模式。正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獉米德指出的那样，“后喻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祖辈缺席、父辈无力的媒介使用状态表明，龙家湾这个土家村落的家庭关系也已经在新的媒介生态中被“后喻文化”所改变，微信一方面为亲子关系的维系提供了必要的交流空间，另一方面也因子辈在媒介技术中的优势瓦解了父为子纲的传统权力结构。在社交媒体中，亲子关系既亲密又离散，家庭权力秩序在崩塌中重构，在沟通中背离，同时并行于当下的土家村落的家庭关系之中。
三、微信与土家村民家族关系的演变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认为:“有什么样的家庭形式就会有什么样的亲属形式。”费孝通先生也指出，“家族在结构上包括家庭;最小的家族也可以等于家庭。”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与“家族”密不可分。因血缘、婚姻而缔结的家族关系有着极大的稳定性，尤其在农村社会，家族无疑是凝聚力最强的一种关系结构。在今天，土家村落依然延续着这种社会结构，家族成员的规模往往决定了家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那么，在社交媒体时代，由于微信的深度介入，土家村落中家族的组织形态、规则秩序和文化意识会发生什么样的演变呢?
姚、王、李、洪是龙家湾村的几个大姓。其中，姚家属于较为强势的家族。全村共有13户姚姓人家，而且姚家成员的社会角色覆盖较为全面，既有私营业主、国企员工，又有警察、教师等。因为社会关系“过硬”，姚家在村里长期以来都掌握着主要话语权。“姚GW”(微信昵称)前两年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成为鹤峰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这是龙家湾的青年通过自我奋斗进入体制内的一个范本。因为家族规模较大，所以姚家内部的微信群也不止一个，家族成员按照年龄、地域、兴趣等因素分别组成了不同的微信群。“姚GW”就加入了家族内的3个微信群。通过他的介绍，我们发现这个根植于鄂西大山土家村落的家族正在向五湖四海扩散，有的在县城定居，有的在州城创业，有的在深圳发展，有的在北京打工。像“姚GW”这样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并不多。因为交通不便，这些分散于各地的家族成员很难完整聚集，甚至连过年团聚这种土家族极为重视的文化仪式都已难以维系。据“姚GW”回忆，上一次家族的大型聚会还是他嘎嘎(姥姥)健在的时候，距今已有10年了。在土家族的家庭关系中，老人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们既是血缘关系的起点，也是家族凝聚力的核心，老人在家族内部有着一种精神皈依的符号意义。而随着嘎嘎(外婆)的去世，家族中各个小家庭之间似乎失去了凝聚的情感节点，往来也日渐稀少。
在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之下，家族成员外出发展成为新常态，家族关系逐渐走向松散成为大势所趋。值得注意的是，在乡土社会的大家族逐渐被现代化瓦解的历史进程中，微信似乎为家族关系的维系提供了一个基于社交媒体的精神纽带。姚家的成员散落在五湖四海，全体团聚几乎成了奢望，时空阻隔必然导致家族观念的淡化，但微信则为分散的家族成员提供了一个重新聚合的虚拟空间。尽管家族的微信群对于整合亲疏各异、远近不同的家族成员的关系究竟能起多大的作用尚无法测量，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团聚通过在微信平台上的替代性满足，为家族成员的情感维系带来了不可低估的效应。
在家族群里，“姚GW”是一个活跃分子，他喜欢在群里发红包，逢年过节也主动在群里为长辈表达祝福，从而带动其他晚辈跟进。家族群的持续活跃让这个成员分散各地的这个土家家族得以在社交平台上再度整合。无论是日常的信息交流，还是家族重大事情的商议，人们逐渐放弃了见面商讨的传统方式，转而选择建立微信群进行沟通。在家族亲属关系中，微信群成了联络感情的重要平台。麦克卢汉那个著名的判断“媒体即人的延伸”，在今天应该加入新的内涵——由人所构成的家族关系的延伸。
在龙家湾，微信群维系整个家族关系的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尽管家族规模大小不一，但成员的分散是龙家湾多数家族的现实。微信让不同时空中的家人之间沟通变得方便和频繁，微信的多媒体功能也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现实生活中的场景，可以说，社交媒体将离散的家庭成员们重新凝聚起来，以往的任何通讯技术都未曾像微信这样跨越时空将天南地北的亲人连在一起。在社交媒体中，家族微信群组成了一个个媒介化的社会细胞，它们活跃而富有生命力，绘制着土家村落的日常生活图景。
但是，我们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虚拟空间中的情感勾连并不是万能的。“姚GW”说，对家族群里有些年龄尚幼的小孩，或者定居在外极少回村的远亲，自己感觉依然陌生，平日里在微信中沟通较为热络的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原本就熟悉的亲人。这一现象在龙家湾并非孤例。相较于老人对家族成员如数家珍的熟稔，年轻一代对仅仅在微信群中接触过的远亲缺乏足够的感性印象。在姚家的一次喜宴上，我们注意到，姚家成员在聊天中能够回忆起多年前家族聚会的细节，但对于仅仅一周前在家族微信群里的聊天话题，却往往印象模糊。
“超人”(微信昵称)加入的微信群以亲属群为主，其中有一个家族群叫“彭氏一家亲”，成员是祖籍湖南桑植的彭氏家族的成员。“超人”一家定居龙家湾村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与湖南桑植祖籍的联系已十分稀少。半个世纪以来，分居两地的亲友相互探亲不超过20次。这种交往频度使得分隔湘鄂两地的家族成员之间已经很难产生亲近感，在第三代人中，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彼此不认识。然而，微信的出现为这个家族缝合关系提供了契机。“彭氏一家亲”包含了家族全体成员，大家发照片、视频、语音，或是组织小范围聚会，在群里表现十分活跃。在这个家族，微信成为消除陌生、对抗遗忘的情感纽带，并不断生产着属于这个家族新的集体记忆。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这种由微信所维系的家族关系，看起来火热，但与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共同生活相比，显然还难以达到相同的情感浓度与交流深度。无论在地理意义上，还是在心理感受上，“超人”一家和湖南桑植祖籍的族人之间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相距几百公里的双方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鲜有交集。当作为家族精神灵魂的老人一旦去世，年轻一代是否还能依然在虚拟空间中保持交流的热度?在现代化车轮的碾压下，正在逐渐瓦解的源自农耕文化的家族关系，是否能够被微信完全缝合?这都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土家村落中源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大家族正在成为历史的背影，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结构单元。微信的出现，使得原本在现实时空中凝结的家族关系逐渐向虚拟空间迁移。必须承认，微信作为虚拟“在场”的社交媒体，具有整合各种关系的功能，并能够重构一个新的交往场域，从而弥合被时空阻隔的人际关系。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社交媒体，微信带有媒体的“冷”属性，不管媒介技术如何进化，人际关系的勾连与维系依然需要双方“在场”的真实交往作为基础。在土家村落，微信作为媒介，自身的存续也需要现实精神交往作为前提和土壤。考察中，我们发现，家族微信群中不同成员间的亲疏程度其实依然依赖于其现实生活中的关系状况，良好的现实互动是保证微信平台交流的必要条件。
作为典型的群居生物，人类与生俱来就有着相互沟通的需求。社会认知神经科学奠基人马修·利伯曼指出:“人天生就倾向于建立和维持社会连接;当这些社会连接受到威胁时，我们会感到痛苦;我们的身份、自我意识，全都与我们所归属的社会群体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天生就是社会动物——这个结论即使对反社会人格的人也适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源自人类的社交天性。在现代化进程阻隔了一个家族的情感交往路径的同时，媒介技术的进化又为实现人与人相互连接的精神需求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空间。有效利用这一虚拟空间，成为避免植根于乡土的土家村民家族关系走向断裂的重要保障。当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龙家湾的村民会出人意料地花费大量时间在微信上，为什么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土家村民会对社交媒体如此狂热?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在于人对彼此相互连接的本能渴望。
四、结语
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往往与其所栖身的文化土壤息息相关。龙家湾村的家庭交往图景可以被视作今天乡土中国的微缩景观。城镇化进程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村落共同体已经日益松散，人们越来越原子化、质子化，村庄的空间边界和心理边界也越来越模糊”。家庭交往空间的破裂正是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依然要回到现代化本身。在龙家湾，微信为不同维度的家庭关系的弥合提供了新的现代媒介空间，被物理距离所分割的家庭关系在虚拟空间中被微信重新缝合，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和家族关系得以实现跨时空的勾连，而现实生活中的“缺席者”在网络空间重新“出场”，并不断生产着属于家庭的集体记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人们在享受媒介技术便利的同时，也必须警惕陷入现代化陷阱的风险。社交媒体时代碎片化、媒介化的社会交往模式会对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有一个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微信的功能多么强大，如何发展，它始终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精神交往。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编 辑 ：李全敏 吴 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徐 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