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对撞机被王怡芳夸上天，他的动机是否纯洁？
王怡芳先生的恩师是诺奖得主丁肇中博士，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屈指可数，他的弟子自然也是牛人。王先生自归国后，仕途顺风顺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所长，这证明他确实很有行政能力，被上级领导看好。
他还在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在学术荣耀上达到了国内的高峰，实现了很多科研工作者一辈子孜孜以求的终极奋斗目标。唯一美中不足，或者说如果他还有什么人生遗憾，那就是他还缺少一块闪亮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奖牌。一个诺贝尔奖，在世界上的地位还是分量很重的，尤其是在亚洲。就我们国家的两院院士之中，1个世纪以来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中国籍院士，不过区区二人：杨振宁、屠呦呦。
王怡芳
王怡芳想获得诺贝尔奖的愿望是极其强烈的，而想获得这一荣誉，却绝非容易之事。他从事的专业是高能物理学，这一专业对硬件有很高的要求，就是需要规模很大的高能粒子对撞机来为他和他的同事提供研究的手段。对于亚原子领域，必须用大能量粒子去冲击来分析内部构造，对撞机的建设规模越大，则效果越佳。但是对撞机的建设规模越大，对资金的消耗也越大。普通中小国家根本无力承担大型对撞机的建造和维护，如欧洲的一些传统强国，都是很多个国家合作才进行建造。
美国曾经也有建造大型对撞机的打算，并且前期投入了20多个亿，后来专家做了预估，认为在性价比上很差，而资金预算有限，所以国会决定转而去投资航天工程。这样，美国人的20多亿等于打了水漂。这自然引起了对撞机拥护者温伯格的不满，他在其科普名著《最初三分钟》里面就此事件对美国国会进行了批评。
但大型对撞机事业的衰落已经既成事实。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以目前所掌握的对撞机建造原理，所花费的资金越来越大。想要在亚原子领域获得一丝一毫的成就，就往往需要投入进去庞大的资源，但是人类生产的资源不是无限的，不可能全部投入到高能物理学。比如说，弦理论认为宇宙万物的基本单元是一根根振动的“弦”，这些弦的不同振动模式，就构成了不同物理性质的粒子。这其实是一种哲学思想，为了验证这个哲学思想，需要用超级大规模的超级粒子对撞机去实现。那么，需要多大规模的对撞机呢？在之前，科学家计算得出需要对撞机的轨道直径达到20万光年，已经超过了银河系的直径（大约10万光年，也有一种说法是20万光年）。最近，美国普林斯顿的科学家又有了新的计算，这个对撞机轨道的直径要超过整个宇宙的直径！
瑞、法边境27千米长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正因为如此，杨振宁对高能物理学的前景不太看好，他认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高能物理研究的黄金期，而如今“盛宴已过”。他提出，要寻找全新的高能量粒子对撞机的建造原理，不能一味的投入巨大的资源“往死胡同里面钻”。
中国科学院的物理学家韩梅教授则表示，美国的大型粒子对撞机项目（SSC）在20多年前“已经刹车”，对撞机项目在美国的科技计划列表中也不甚重视，“排在很靠后的位置”。美国物理学家Philip W. Anderson指出，SSC项目之所以在先期投入20亿美元之后被叫停，一方面是因为SSC的资金投入一再地扩大，如同无底洞一般，钓鱼工程的态势显露，另一方面是坚持建造的人不断地夸大SSC的作用，但其实SSC并不能完成。
该学科衰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能物理学学科自建立以来，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贡献几乎是没有。高能物理学研究的是比原子核更深层次的微观世界中物质的结构性质，即使研究出一些成果，也不过就停留在纸面，无法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杨振宁认为，我们可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其他科研领域，比如很兴旺的生命科学，还有凝聚态物理等等，这些也同样是基础科研领域，对国计民生有巨大影响。杨振宁估计，中国如果建造成超级粒子对撞机，除了工程费用，加上聘请外国专家的薪水、长期维护的成本，后期至少需要200亿美金，这势必挤压我国其他科研项目的资源。而且，即使搞成了，我国在这一块的顶尖科学家的数量也是几乎没有，还得高薪聘请外国人过来参与研究，到时候等于是我们出钱让外国人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
而王怡芳对杨振宁的观点是不认同的，因为他本人就是提倡搞大型对撞机的主要倡导者，该超级粒子对撞机项目的重要性也被他夸上了天。他的观点是：我们必须要搞。
为什么“必须要搞”？王怡芳并没有主要从科技的角度分析，而是展现出一种科学态度以外的狂热和冲动。他的理由是：搞这个东西确实钱花钱超多，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因为，国外已经有了这个机器，而我们还没有人家那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搞，而且要超过国外。
这种理由，有点类似于外国佬“比家当”。迪拜建造了一栋828米高的高楼，不行，我们怎么能落后？得立马弄一个1888米的高楼出来，一定要超过外国人！
怎么有点借用“民族感情”来达到目的的味道？
除此之外，我对王怡芳先生的动机也有一点小小的困惑。
我曾经一度以为王怡芳支持搞大型粒子对撞机，纯粹是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但是，自从发现他发表了一些言论，让我有所警惕。
王怡芳在报刊上说，“我们不能仅仅算经济账，还要首先算政治帐。”为什么王先生他特意强调了“政治”二字，而且还用了一个“首先”呢？他说这一句话，是给谁看的呢？
王怡芳说，“对撞机项目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项目”，搞了才是迈入“一流国家”。所以，上马该项目是“一项政治决定”。他还说，如果其他国家不参与其中，仅中国自己研究，也不能达到提升影响力的政治目标。
油画：两弹一星
杨振宁先生一贯地坚持反对大型粒子对撞机的上马，完全是从科学真理和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并不丝毫涉及“政治”。一旦掺杂了科学以外的政治因素，整个事件的性质就会变味。过去我们迫切地搞“两弹一星”，是因为当时面临高压军事威胁，对国防事业有重大要求，搞“两弹一星”出来可以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国家话语权。但是，大型粒子对撞机只是基础物理科研项目中的一个，对生产力没有直接贡献，对国防建设也没有裨益，只是一小部分科学家验证自己推测的“玩具”（原谅我用这一词汇）。即使它被搞成了，又有什么“政治账”可言？
再说，衡量“一流国家”的技术指标有很多，即使是在科学科技领域也有很多，为什么非要仅仅强调超级粒子对撞机这一项？按照王先生的逻辑，就偏偏变成了“不搞我这个，就不是一流国家”。
简单的说，即使大型粒子对撞机是有价值的，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讲：并不“迫切”——“看起来好看，食之无味”。
但是，可能对于王怡芳先生在名誉地位和事业上更进一步则“非常迫切”。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王怡芳先生是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专业是研究基本粒子，而基本粒子研究领域的大热门是希格斯粒子。迄今为止，国外已经有几位物理学家借助大型粒子对撞机发现希格斯粒子而斩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王怡芳先生是否有拿奖的“迫切”？
想获诺贝尔奖无可厚非，科学家也有权利追求自身荣誉。为自己的专业领域多争取资源更是无可厚非——项目上马，受益的肯定是高能物理所，届时王所长将掌握巨大的资源。但王先生不重视“经济账”，而是特别强调“政治账”，总有点那么让人不太放心。
但愿我是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