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试看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立言与立功的抉择
文/海棠文史
作为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一直将'三立'当成是自己人生的信仰与追求。所谓三立，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所谓立德，就是树立功德，立功就是建立功勋，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发展继承儒家学说。三立之中，立德是最高理想，往往是由后人来进行评判的，而立功与立言，则是士大夫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追求目标。因此，立功与立言，就成了他们毕生的追求。
这种追求具化到现实中，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实践。
明清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演变，士大夫们从积极追求建立功勋的立功，逐渐转变为坚守道统的立言
立功与立言，作为儒家士大夫们的信仰与追求，很多时候是合二为一的。往往能够建立功勋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著作传世。
在封建王朝时期，这一现象最突出的朝代是宋朝。如儒学的一代宗师欧阳修，除了传世的史学著作《新唐书》以外，他还是北宋王朝的参知政事，也就是俗称的丞相。
从儒学道统的角度来讲，欧阳修等人提出新古文运动，发扬继承了唐朝韩愈等人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改善了唐朝以来逐渐浮夸的士林风气。从'政统'上来说，他与范仲淹等人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为解决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明朝初期，历经过元朝高压统治的士大夫们，本以为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国家逐渐稳定下来，他们再一次得到了'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机会，于是积极入世，准备建功立业。
毕竟在三不朽之中，立功是先于立言的，也就是说，在儒家传统的士大夫眼中，'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的实践，是要优先于著书立说，为儒学道统添砖加瓦的。
然而，随着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士大夫们从宋代时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地位逐渐滑落，到了清朝彻底成为皇权的奴隶。
清代文人龚自珍在《明良论二》中写道：
'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
在讲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古代，将士大夫们当成'犬马'，动辄打骂侮辱，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继续选择'立功'，未免显得太卑躬屈膝了。
作为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虽然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想法，但其本身对于自我的认知是要远高于普通百姓的，立功是其理想，而'视之犬马'是其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仅剩的那条出路，就是退而结庐，著书立说了。
也即是说，明清时时期由于权力的集中，十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政统'转而坚守'道统'。
明清时期士大夫们从'立功'到'立言'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当时的高压环境有直接关系
明清时立功到立言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天下从战乱再次走向和平，文人士大夫们对此是抱有极大的希望的。
天下太平，正是文人士子们建功立业，为生民立命的最佳时期，可是事与愿违，明太祖朱元璋，或者说已经走向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表面上依旧依靠读书人来统治天下，但其身份地位，已经不能和明朝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了。
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明朝的文人士大夫们，是经历过雨皇权的激烈角逐之后，才逐渐由立功转向立言的。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所谓的大礼仪之争只是嘉靖皇帝想要追授自己的生父皇帝称号，但大臣们不同意，因此而爆发的一场有关孝道的政治事件。
实际上，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是，以杨慎微代表的文官团体，想要在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驻京师的皇帝，立足未稳的时候，利用礼法制度来限制皇帝的权力。说白了，就是想让皇帝明白，虽然你是皇帝，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根据《明史》记载，杨慎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曾说出那句流传很广的话：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大夫们，为了限制皇权，更好的按照儒家的思想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立功的想法，是豁出性命去的。
然而'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最终胜利结束，他凭借特务政治，包括跟士大夫们'比烂'，赢得了这场皇权与士大夫权力对抗的胜利。
从此，明朝的士风开始出现变化，更多人的理想由立功转向立言，这也正是明朝中后期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更多学说出现的原因所在。
而明朝以后，清朝的统治者们对士人们的态度更加恶劣，遗臭不止的文字狱等高压制度的施行，由八旗制度演变而来的包衣奴才制度的发展，都让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士大夫也是人，不可能只靠理想活着，当立功的追求很可能带来肉体上的折磨，甚至死亡危险的时候，大量读书人转向立言，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所以说，明朝初期，士大夫们其实还是积极的入世，想要实现自己立功的理想与追求的，可是在高度集权的皇权之下，士大夫们本身的地位逐渐降低，在服务于皇权的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或者说儒家的思想去齐家治国，他们只能转而去立言。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及清朝，立功的思想已经很少成为有志士人的目标，立言才更加的普及开来。
明清时期士大夫'立言'追求的盛行，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时的文化，同时也导致犬儒主义的兴起
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整体追求的演变，势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而明清时期，士大夫们的追求从立功逐渐演变为立言以后，其影响有利有弊。
首先从利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社会精英讲自己的人生追求向立言倾斜，自然就推动了文化的大繁荣。
虽然严谨意义上儒家的立言是指提出理论性的，指导性的思想，但演变到后期，立言已经无限等同于著书立说。著书立说自然就不止是四书五经或者对其的阐释，各种小说，戏剧，包括科普类书籍等，在明清时期都出现了大繁荣。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官方主导的，中国古代著名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根据《明史》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
'凡书契以来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清代的《四库全书》则更为浩大，尽管在编纂的过程中，出于统治者的需要，对很多古籍做了删减，但由此蔓延的民间士人对于著书立说的追求，各种禁书的出现，都体现着这一时期文化上的相对繁荣。
但从整体上来说，明清时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们政治理想的转变，是弊大于利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一点，就是直接造成了'犬儒主义'的盛行。
犬儒主义实际上是个舶来词，但其蕴含的大致意义，却形象的体现出了明清士大夫，也就是当时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即愤世嫉俗却又无动于衷，充满蔑视却又不去改变，看似玩世不恭，追求享乐，其实自暴自弃，没有敬畏。
明清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们是很有主人翁意识的，可到了明清时期，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之下，原本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们，转而去'立言'，也就是著书立说。
但在儒家的思想纲领里，三不朽之中立言是最低层次的，这就造成了士大夫们想要去立功，却又不敢，真正做事的人反而成了嘲讽的对象，整个精英阶层没有了统一的理想输出渠道，只能走向玩物丧志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期士大夫们从立功转向立言的改变，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而这种无奈之举在时间的作用下又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严重的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综上，'立功'与'立言'都是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信仰和追求，与立功相对的，就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政统，而与立言相对的，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
明清之前，可以说守护道统是士大夫们的底线，而践行'政统'则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可是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让士大夫们不再具有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践行'立功'追求的基石，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只能选择去坚守底线。
可一个只有道统的儒学，是没有未来的。任何思想的发展，必须配套着实践来与时俱进，一旦脱离了实践，势必就要走向歧路。正如明清后期犬儒主义的兴起与盛行，不可不谓是这一变化带来的流毒。
参考文献：
《左传》
《明史》
《明良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