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统”与“政统”,试看明清时期士大夫阶层立言与立功的抉择

文/海棠文史

作为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们,一直将'三立'当成是自己人生的信仰与追求。所谓三立,就是《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中记载的: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所谓立德,就是树立功德,立功就是建立功勋,立言就是著书立说,发展继承儒家学说。三立之中,立德是最高理想,往往是由后人来进行评判的,而立功与立言,则是士大夫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追求目标。因此,立功与立言,就成了他们毕生的追求。

这种追求具化到现实中,就是'道统'与'政统'的实践。

明清时期,随着政治环境的演变,士大夫们从积极追求建立功勋的立功,逐渐转变为坚守道统的立言

立功与立言,作为儒家士大夫们的信仰与追求,很多时候是合二为一的。往往能够建立功勋的人,也会有自己的著作传世。

在封建王朝时期,这一现象最突出的朝代是宋朝。如儒学的一代宗师欧阳修,除了传世的史学著作《新唐书》以外,他还是北宋王朝的参知政事,也就是俗称的丞相。

从儒学道统的角度来讲,欧阳修等人提出新古文运动,发扬继承了唐朝韩愈等人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改善了唐朝以来逐渐浮夸的士林风气。从'政统'上来说,他与范仲淹等人一起推行'庆历新政',为解决北宋王朝的内忧外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到了明朝初期,历经过元朝高压统治的士大夫们,本以为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国家逐渐稳定下来,他们再一次得到了'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机会,于是积极入世,准备建功立业。

毕竟在三不朽之中,立功是先于立言的,也就是说,在儒家传统的士大夫眼中,'提笔安天下,上马定乾坤'的实践,是要优先于著书立说,为儒学道统添砖加瓦的。

然而,随着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加强,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士大夫们从宋代时的'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地位逐渐滑落,到了清朝彻底成为皇权的奴隶。

清代文人龚自珍在《明良论二》中写道:

'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

在讲究'学得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古代,将士大夫们当成'犬马',动辄打骂侮辱,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继续选择'立功',未免显得太卑躬屈膝了。

作为社会上的精英阶层,士大夫们虽然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想法,但其本身对于自我的认知是要远高于普通百姓的,立功是其理想,而'视之犬马'是其现实,理想与现实之间,仅剩的那条出路,就是退而结庐,著书立说了。

也即是说,明清时时期由于权力的集中,十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从追求'政统'转而坚守'道统'。

明清时期士大夫们从'立功'到'立言'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当时的高压环境有直接关系

明清时立功到立言的转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元璋统一天下,建立大明王朝,天下从战乱再次走向和平,文人士大夫们对此是抱有极大的希望的。

天下太平,正是文人士子们建功立业,为生民立命的最佳时期,可是事与愿违,明太祖朱元璋,或者说已经走向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表面上依旧依靠读书人来统治天下,但其身份地位,已经不能和明朝以前的历史时期相比了。

但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明朝的文人士大夫们,是经历过雨皇权的激烈角逐之后,才逐渐由立功转向立言的。

其中最有名的例子,当属明嘉靖年间的'大礼仪'之争,表面上看起来,所谓的大礼仪之争只是嘉靖皇帝想要追授自己的生父皇帝称号,但大臣们不同意,因此而爆发的一场有关孝道的政治事件。

实际上,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是,以杨慎微代表的文官团体,想要在嘉靖皇帝这个由藩王入驻京师的皇帝,立足未稳的时候,利用礼法制度来限制皇帝的权力。说白了,就是想让皇帝明白,虽然你是皇帝,但也不能为所欲为。

根据《明史》记载,杨慎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曾说出那句流传很广的话:

'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士大夫们,为了限制皇权,更好的按照儒家的思想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立功的想法,是豁出性命去的。

然而'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最终胜利结束,他凭借特务政治,包括跟士大夫们'比烂',赢得了这场皇权与士大夫权力对抗的胜利。

从此,明朝的士风开始出现变化,更多人的理想由立功转向立言,这也正是明朝中后期包括阳明心学在内的更多学说出现的原因所在。

而明朝以后,清朝的统治者们对士人们的态度更加恶劣,遗臭不止的文字狱等高压制度的施行,由八旗制度演变而来的包衣奴才制度的发展,都让读书人的地位一落千丈。

士大夫也是人,不可能只靠理想活着,当立功的追求很可能带来肉体上的折磨,甚至死亡危险的时候,大量读书人转向立言,也就成了必然选择。

所以说,明朝初期,士大夫们其实还是积极的入世,想要实现自己立功的理想与追求的,可是在高度集权的皇权之下,士大夫们本身的地位逐渐降低,在服务于皇权的时候,不能按照自己的,或者说儒家的思想去齐家治国,他们只能转而去立言。而到了明朝中后期及清朝,立功的思想已经很少成为有志士人的目标,立言才更加的普及开来。

明清时期士大夫'立言'追求的盛行,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当时的文化,同时也导致犬儒主义的兴起

作为社会精英群体的整体追求的演变,势必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影响。而明清时期,士大夫们的追求从立功逐渐演变为立言以后,其影响有利有弊。

首先从利的角度上来讲,更多的社会精英讲自己的人生追求向立言倾斜,自然就推动了文化的大繁荣。

虽然严谨意义上儒家的立言是指提出理论性的,指导性的思想,但演变到后期,立言已经无限等同于著书立说。著书立说自然就不止是四书五经或者对其的阐释,各种小说,戏剧,包括科普类书籍等,在明清时期都出现了大繁荣。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官方主导的,中国古代著名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根据《明史》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

'凡书契以来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清代的《四库全书》则更为浩大,尽管在编纂的过程中,出于统治者的需要,对很多古籍做了删减,但由此蔓延的民间士人对于著书立说的追求,各种禁书的出现,都体现着这一时期文化上的相对繁荣。

但从整体上来说,明清时期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士大夫们政治理想的转变,是弊大于利的,其中最流毒深远的一点,就是直接造成了'犬儒主义'的盛行。

犬儒主义实际上是个舶来词,但其蕴含的大致意义,却形象的体现出了明清士大夫,也就是当时社会精英们的思想,即愤世嫉俗却又无动于衷,充满蔑视却又不去改变,看似玩世不恭,追求享乐,其实自暴自弃,没有敬畏。

明清之前,中国的士大夫们是很有主人翁意识的,可到了明清时期,在高压的社会氛围之下,原本积极入世的士大夫们,转而去'立言',也就是著书立说。

但在儒家的思想纲领里,三不朽之中立言是最低层次的,这就造成了士大夫们想要去立功,却又不敢,真正做事的人反而成了嘲讽的对象,整个精英阶层没有了统一的理想输出渠道,只能走向玩物丧志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明清时期士大夫们从立功转向立言的改变,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而这种无奈之举在时间的作用下又形成一种社会风气,严重的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综上,'立功'与'立言'都是儒家为主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的信仰和追求,与立功相对的,就是'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政统,而与立言相对的,就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道统。

明清之前,可以说守护道统是士大夫们的底线,而践行'政统'则是他们的行动纲领,可是明清时期封建制度的演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让士大夫们不再具有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践行'立功'追求的基石,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只能选择去坚守底线。

可一个只有道统的儒学,是没有未来的。任何思想的发展,必须配套着实践来与时俱进,一旦脱离了实践,势必就要走向歧路。正如明清后期犬儒主义的兴起与盛行,不可不谓是这一变化带来的流毒

参考文献:

《左传》

《明史》

《明良论二》

(0)

相关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