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引导基金的钱，到底拿不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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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清科的数据，2020年上半年私募股权募资总额达4300亿，全年预计可以达到8000-9000亿，疫情之下GP陆续回到祖国的怀抱，市场活跃度已经回暖。
逆势而行可能会带来新的转机。逆周期思维下，经济可能出现波动的时候，投资管理就应该被重视起来；反之，经济好的时候在募资和退出上应该加大力气。目前母基金、政府引导基金已经成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市场化资金仍旧相对缺乏的时候，引导基金仍然是LP的主要势力。让GP又爱又恨的引导基金，到底该不该拿？
熊巧丨作者
即便如此，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各类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就达到了1639支，认缴总规模7.3万亿，实缴规模超过2万亿，而整个股权投资市场私募基金规模超过13万亿，创投实缴5.8万亿，2万亿的政府引导基金实缴规模在5.8万亿的实缴规模中占比将近40%，正式成为中国股权投资市场最大的LP种类。
而时间拨回到现在，2020年全国的资金环境都比较艰难，比18年、19年的寒冬还要寒冷，而政府引导基金还能增资且动辄几十亿，对尚有余力，还希望在洗牌潮中存活胜出的投资管理机构来说，上了这艘大船，便可得喘息。外部环境恶化，内循坏、双循环的机遇，也带来一些胜算和转机，
话虽如此，一直以来引导基金“投不出、管不好、拿不到”的问题是管理机构眉头的一把锁。锻造钥匙的人出现了吗？
等待出现的第三枚钥匙
1. 投不过地域限制的高墙
为了引导区域经济发展，各地政府引导基金大多对投资区域及行业进行了严格限制，规定投资范围仅限于本地等导致了“择地不择优”的现象。长此以往，引导基金资金出现沉淀、闲置，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受到严重制约。虽然每年有大量政府引导基金成立，但实际投资出去的资金规模仅占小部分，有相当一部分资金“趴在账上”从未投出。
但实际上区域的限制，一直在开放。有些地区直接放宽返投比例限制，比如大连市将参股基金投资于本地企业的比例从60%大幅下调为30%，厦门等地也从2018年开始采取了类似措施（《2019年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发展报告》）。有些地区则通过丰富“本地企业”的涵义，间接放宽返投比例限制。例如，江苏省从2018年开始将“省内企业”的定义拓展为包括“与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关系紧密的子公司、分公司或办事处位于江苏省范围内的，被投资企业在获得投资后在产业基金存续期内将注册地、重要生产经营地、主要产品研发地或者与生产经营关系紧密的子公司或办事处等设立或迁入本省范围内”，内蒙古将主要供应商处于自治区境内的投资项目也认定为返投标的等。
2020年1月，政府引导基金松绑，青岛财政部表示政府出资比例调至50%、返投比例由2倍降低为1.1倍，首年投资市内收益全部让渡。而去年8月，珠海市横琴新区政府投资基金返投比例只要求1倍。
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放宽，都为基金管理公司在更大范围内搜索优质项目提供了便利，不仅显著增加了对社会资本和优质管理团队的吸引力，提高了基金的预期收益率，还为下一步引进外地优质项目、供应链等搭建了桥梁。
2. 管不了盘根错节的乱象
国、省市区各级引导基金林立，却没有一个集中统筹管理的把手，重复设立的现象也赫然醒目。子基金要在不同级别的引导基金中做出取舍倒是其次，关键是真正需要的配套投资环境（土地、房产、人才调度）却无法科学高效地配置资源去营造。好消息是，从塔尖到塔底的统筹管理骨架正日渐形成。
2014年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建设了国家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库，把最近几年各类科技计划、财政资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汇聚成一个项目库网站，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加强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合作的使命。
国家级之外，市级层面也在集聚。为给存量基金搭建项目对接平台，加强投资上下游环节的统筹协调，大连市建立了基金投资项目储备库，组织各职能部门联合专业机构、行业协会等，按市场化要求制定基金项目入库标准，并为入库项目开展融资辅导培训，提高项目与市创投引导基金投资规则的匹配度；青岛市开发了新旧动能转换基金信用管理系统，将政府引导基金的所有参股基金全部入库管理，对参股基金日常运作的潜在风险实施预警，实现了从尽职调查环节到投后管理环节全链条监管。
2020年8月的第十四届中国基金合伙人峰会上，深圳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小雄表示正在和福田引导基金合力搭建种子库，把初创期企业集中到一起，尽量来解决投资方和项目方信息不对称、投资方在找项目而项目方在找投资人的问题。
一个国家级的项目库网站再链接发散到各个地方的种子库，一是避免重复设立，二是便于全周期管理，三是有利于加强产融协同，以网站架构为骨，全国的科学家、企业家和投资家就能像乐高积木一样围绕某特定项目灵活拼装，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协作也能在此得到提升。
钱的入口和出口都在这个集成网站，连通入口和出口的是预算表。预算化的趋势显露已久，2009年国务院决定从2010年开始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预算坚持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不得出现赤字，目的是使社保基金的收入、支出更有计划性，更能抵御各种风险，管理更加规范，也能够应对诸如老龄化这样的风险压力。2016年7月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刘波谈政府引导基金也表示预算化连同并列的市场化、专业化是母基金的三大趋势。
3. 拿不动的石中剑
石中剑是英国传说中插在一块四方石头上的一把名剑，周围写着金字：“凡能从石台上拔出此剑者，而且生于英格兰，它便是英格兰全境的国王。”众人皆以失败告终，而年纪轻轻尚不足以封为骑士的亚瑟竟轻易拔出了这把宝剑，后成亚瑟王传奇。
中国的引导基金国有成分出资比例很高。政府性资金在包括引导基金在内的整个创业投资基金中的出资比例中，美国政府的出资占整体的比例不足3%、欧洲大陆和日本均在5%-7%左右。即便是采用政府主导模式发展产业引导基金的以色列，政府资本在相关产业的全部投资基金中的比例也没有超过10%——当然以色列的引导基金全然是另一种学习榜样。回头看中国，专注天使投资却有着100亿规模的深圳天使母基金对子基金的出资比例比较高，国有成分最多可以到70%，此时社会化募资只需要30%。
中国引导基金的在利益让渡方面的吸引力很大。2008年北京首批3亿人民币政府引导基金和管理机构合作时就表示政府资金在3年内退出的按照原始价格转让，超过3年只收资金的利息成本等。刚刚提到的深圳天使母基金，其国有成分在子基金里的超额收益全部让渡给社会资本，这就好比牌局老手对新人说，“筹码我出，赢了算你的”，很难拒绝。
只不过，拔出引导基金这支石中剑，管理机构做不到它要求的安全性。
按照优先级，政府引导基金选择合作对象时，一般遵循“安全性>政策性诉求>流动性>收益性”的原则。用福田引导基金王仕生的话来说，“立足当下”选择目前最优秀的头部机构，“投资未来”发现并依靠一些有产业理解、有独特布局的未来黑马。在投资的国境里，如果你还有执剑称王的野心，先让自己成为亚瑟一样拥有力量的强者，然后，不要轻易放弃试着拔剑的机会。
时间列车一去不返
重庆市产业引导基金董事长杨文利表示，在中国这样的经济下政府占有大量的资源，通过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让政府投资做LP和社会资本实现合作，是促进中国技术创新一个必由之路。
这种迫切的公私合作，不是等所有的条件都准备好了再上，否则投资断层就留下了。中国时常庆幸自己拥有“后发优势”，可是先发才能制人，后发就会像如今一样突然间一无所有并且一筹莫展。
如果，求伯君没有领先微软一年做出WPS，马云没有设想过支付宝、领跑移动支付，是不是有一天我们打开电脑和手机，却发现“先发”的人抢占了市场又带走了属于他们的东西，“后发”的人什么也做不了。
命运有三个分身，当过去给了你一记沉重的耳光，把握好现在，然后牢牢扼住未来的咽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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