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从哪里来的？
应当感谢桑一田先生，他在朋友圈的有关三星堆的内容，让人受益匪浅。但诸多信息叫我知道，他的水墨功夫很好，近年提升飞速，令人刮目相看。但还是注目于他的古文字的贡献，他对三星堆文字的解析，对我们帮助很大。 X
对三星堆的认知，不仅仅来源于媒体和官方博物馆，这些信息实在局限。十年前，在成都，就亲眼目睹了诸多有别于“正统”出身的三星堆样本，为此还专门搞了一次研讨会。那时候就知道，三星堆文化是有文字的，数量亦不在少数，介于三星堆文物是呈“集中”的状态分门别类的埋藏，就像地质上“整装”煤田的概念类同，他们的信息非常完整且数量巨大。这究竟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契机，这对于古文化的研究可谓天赐良机。支离破碎的信息碎片，组织起来，往往无法形成系统性的概念，后期的研究一定是星星点点，困难太大，连缀起来也牵强附会，还原历史的能力及其有限。好在三星堆文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保持住了“集中”的概念，这是万幸之事。
桑一田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以下实物图片。
由这个图片来看，即便不知其具体尺寸，但很高大是一定的，其背后的装饰性瓷板就能约略推测他的尺寸。它不是由整石雕刻而成，而是一个组合件。就像积木一样。它应该由五个部分组成，这五个部分分别制作，最后组合起来，形成完整的石刻雕件。底座，碑托，碑体（分成两块），碑头渐次累加，逐渐长高。应该确信，这五个部分的连接，一定会存在物理性的“契合”设计，只是图片无法显示而已。这显然就是“碑”的概念，上面的诸多文字显然是记事抑或是泛泛的歌颂，抑或是礼教之类。以下即为桑一田先生给出的与碑文对应的手写注释。
参考碑文本身，参看对应的手写注释，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这些阳刻的“碑文”，其所谓的字体，不是甲骨文，也不是秦统一之后的标准小篆，而是成熟的“金文”，即所谓的大篆。虽然是“成熟”的，但个别单字还是沿用了甲骨文的“姿态”，就如底座部分的“吉星高照”之“照”，碑中正文最后一个字“身”，它几近是甲骨文的“骨血”。如果不去怀疑文字部分和碑体本身的时间差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碑及碑文是同一时间的产物。虽然翻译了单字，但连起来，通篇翻译出意思，恐怕还会有相当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此器物在时间上的定位，那就是，这座高大的“石碑”应该是晚于商，其时间的下线则早于秦，通俗的，也就是距今最早不过3000年，最晚不过2200年。但因为期间的诸多“甲骨文”的味道，考虑到文字的继承和演变，我们更倾向于这个时间的上限。这与此次三星堆再次发掘的提取物碳十四所指向的时间（前900）上限是吻合的。对于脱离了出土地方，没有正式的考古发掘而具有的这一类“存在”，我们将其归纳于“社会考古”的范畴。对于石刻，绝大多数情形下，因为没有“碳”的样本，所以，在时间确定上，碳十四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期间的文字所表达的信息，为我们在时间跨度的考量上，提供了仅有的佐证。
再有一例，所谓三星堆“青铜器，同样是出自于民间收藏图片，同样有文字，其文字虽然漫灭不清，但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依旧是非常有用的。
平冠，叉腰，鱼眼，扇风大耳，一字大嘴，这显然是人的变种。从遗传学角度而言，三千年之进化程度不至于此。因此，我们还是有理由将其归类于“神”的范围。形象其实并不重要，我们无法左右古人心中之神的模样，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文字，文字焉在？就在“神”的头顶，“平冠”之上正是文字的好去处。
毫无疑问，这是“金文”，不折不扣的金文。比如“剌”抑或是“刺”？“且”（两次），“天”，“日”，“勂”（gao)，“用”，以及用的下方的“降”。它们都没有跑出战国“金文”的框架。这件“神人”器物，在青铜器制作工艺上并不复杂，于中原青铜器比较，绝无可圈可点之处。但要注意一点，其周身的“错金银”镶嵌技术非常瞩目，这并不是技艺高低的原因，而是“错金银”技术在青铜史上有明确的时间“范畴”。战国“错金银”最盛，秦也有发现，到了汉代，青铜器物淘汰出局，少之又少，至于“错金银”基本绝迹。介于文字和技术习惯这两个因素，我们将其定位于战国未尝不可。如果有进一步探讨，那么，选择靠近“红斑”的底部的绿锈为样本，做碳14的时间检测，应该靠谱。原因是，绿锈是“碱式碳酸铜”，是铜与游离于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在一定条件下作用的结果。那么，碱式碳酸铜当中“碳14”完全有资格成为检测的样本的。
一件石刻碑文，一件错金银青铜立像，基于这两个样本，至少我们可以大致确定“三星堆”文化的时间区间，这仅仅是基于特定的样本而言。石刻—青铜，中间存留的800余年（公元前1000-前220），正好和“周”的时代区间吻合，至少就本文的样本而言，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周朝文化是对应的。三星堆文化不是独立于中原文化而存在的，至少在文字上，它是完全承接了中原文化的。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中原文化的文字是三星堆文化的扩散？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成熟的金文之前，中原的甲骨文字就已然很完整了，而金石文字正是甲骨文的“后裔”，它们之间没有特别的突发性的变革，而是完全意义上的“平滑”连接。目前而言，在三星堆尚未发现甲骨文之前，它只能是中原文字的扩散，因为它找不到“根”，而中原文字有“根”。
如果说，三星堆一些器物在中原文化当中找不到对应的东西，尤其是那些以人体为依托，蜀人想象出来的立像的存在，就立刻得出三星堆文明来源于异域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原因很简单，三星堆文化有其文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在“造神”上是明显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这要紧吗？当然不要紧嘛，对神的塑造，是可以有一万种可能的，只要蜀人有充分的想象力，并且传播，稳定，沉淀下来，就变成了三星堆文化的大神，这和文化的起源和走向关系不大。更何况蜀道之难，地域封闭，这种“独立”是必然的。实际上与其说是“独立”不如说是“独特”而已，这是蜀道难的必然现象与结果。但就文明程度而言，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文字还是技术。金石文字沿袭于商，成熟于周，应用于周。而在春秋战国时代留下的“篇章”很多。尤其是在青铜器上，甚至不乏“鸿篇巨制”。因为“大基建”这些器物在改革开放以后以各种形式出土，又以各种形式保留在私人和机构当中。下图，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原“繁荣”，足够叫人“略见一斑”。
以下是实物图片，来源于民间收藏，完整，完美，是一个“有故事”的青铜器物，其“书法”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这一类青铜器和所谓的“真假”毫无关系，原因很简单，如果不能够破译和复原，在中国，没有人有这个资格。
就目前样本而言，我们对三星堆文化的推测而言，三星堆文化的时间范围只能局限于此。至于无限夸大它的上限是没有扎实的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至于蜀文化在汉代及汉代以后，它和中原文化的差距就愈来愈小了，融合程度就愈来愈高了，这是人类交通出行能力的提升所致。三星堆文化从何而来？没错，它就是中原文明的溢出和扩散，除此，没有证据表明，它起源于外域文明，目前而言，它并没有揣测的那么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