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夫妇宣布离婚，财产分割之外，我们更应关注这个
盖茨夫妇宣布离婚的消息，震惊全球。
在Twitter上，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官宣了一份公告：
「在为这段婚姻付出巨大努力后，经过深思熟虑，我们决定结束婚姻关系。过去27年来，我们养育了三个出色的孩子，建立了一个让所有人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的全球基金会。我们会秉持这一信念和使命，继续在基金会携手工作。我们不认为，我们能再像夫妻一样，在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共同成长。在我们开启新生活之之际，请给我们的家庭和我们两人隐私空间。」
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官宣离婚。
图片来源：Twitter @ Bill Gates & Melinda Frecn Gates
对于这场离婚案，目前大多数公众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两个点：
（1）两人为什么要离婚？
（2）1300亿的财产该如何分割？
但不管是感情问题还是财产问题，本质都属于私域问题，公众不宜过多指手划脚，盖茨夫妇也并不欠公众交代。
作为公众，更应该关注公域问题，那就是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未来将何去何从？
位于美国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总部
图片来源：Devex
要知道，这才是两人在离婚宣言中真正划重点的事项，短短的文字中前后提了两次。
盖茨基金会是全世界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根据毕马威（KPMG）为盖茨基金会所做的独立审计报告显示，基金会在2019年的净资产达510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2018年与2019年财务状况。
图片来源：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December 31, 2019 and 2018）
成立以来，盖茨基金会已在全球范围内捐赠538亿美元，开展公益项目。而在2018年和2019年，基金会每年捐赠更是高达50亿美元。
盖茨基金会2000-2020年捐赠分布。
图片来源：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这些钱，都花在了全球公共卫生、儿童疫苗等领域，而在疫情初期，盖茨基金会就向中国捐赠了500万美元，并在疫情全球大爆发后，前后两次共计投入2.5亿美元来应对疫情。
对于慈善基金会来说，不管它的使命和目标有多大，总归离不开两件事：筹钱和花钱。
作为科技界先驱和连续13年（1995-2007年）蝉联世界首富的企业家，比尔·盖茨运作基金会的方式也开创了投资+项目双轨模式，为人津津乐道。
2000年成立的盖茨基金会（1.0版），在2006年改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信托（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Trust，简称盖茨信托）；我们现在所说的盖茨基金会（相当于2.0版）其实是在盖茨信托之后重新建立的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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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关系，简单理解就是，盖茨信托负责筹钱，盖茨基金会负责花钱，将钱的管理和使用分开。
盖茨基金会自身开展的公益项目，需要向盖茨信托申请拨款；如果要捐赠，盖茨信托也只能通过盖茨基金会进行，不能直接点对点捐钱。
盖茨夫妇既是盖茨信托的委托人（给钱），也是其受托人（管理），这在美国被称为「宣言信托」（Declaration of Trust），是一种独特的信托方式。
由于在美国，开展慈善的私人基金会可以享受美国联邦所得税豁免，盖茨夫妇的操作，除了完成慈善目标之外，也能减少他们的遗产税负担。
注意2006年这个时间节点，正是在盖茨基金会（1.0版）升级之后，巴菲特看到盖茨基金会运作的投资价值，所以从这一年开始，他将手中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大部分股票捐赠给了盖茨基金会，并成为盖茨夫妇之外的第三位理事。
按照盖茨基金会去年给巴菲特过90大寿时所写的公开信来看，从2006年到2020年，巴菲特捐给基金会的钱累计有290亿美元。
2020年，比尔·盖茨为庆祝巴菲特生日，专门做了一个有巴菲特头像的奥利奥蛋糕。
盖茨信托可不是一个坊间认为的大富豪将钱左手转右手，用来避税的组织。实际上，盖茨信托本身还参与资本运作，由专门的资本运作团队管理，信托基金会所赚的钱得用于慈善。
商业组织和公益组织的最大区别，并不在于是否采取资本或商业运作，而在于赚来的钱是用来分红，还是用来做慈善。
盖茨基金会在投资+项目的双轨运作之下，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慈善组织。比如，它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捐赠，仅次于主权国家美国，是全球第二大捐赠方。
倘若没有高超的运作手段，很难想象盖茨基金会在捐这么多钱后还能有510亿的净资产。
当然，这背后离不开美国完善的慈善制度。
在狂飙突进的年代，美国的大企业家如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等超级企业家，创造了传统农业时代无法想象的财富。
但是，经济发展迅速的同时，贫富差距也被拉大，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对于贫苦的底层人民来说，需要外部的力量来保障基本生存。
社会对个体生存的保障与救助，自古以来，一直都有，方式各有不同。
整体来说，有两种普遍的模式。
一种是统治当局对弱势群体的支援。
比如中国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就要求统治者赈灾、恤贫，减轻赋税徭役，照顾鳏寡孤独；
在西方，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些皇帝就曾自掏腰包来救助贫苦百姓；
中世纪时期的阿拉伯世界，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皇帝，西非马里帝国的曼萨·穆萨（Mansa Musa），赈济穷人的方式更加特别，他在朝拜路上途经埃及的时候，将自己所携带的金子直接分发给当地的穷人。
曼萨·穆萨出现在1375年绘制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里，该地图集是描绘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地图之一。图中的穆萨手举着一块硕大的金块。
图片来源：Wikipedia
另一种是社会力量对个体的救助。
比如佛教东传后，僧人团体对中国底层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济；
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或由私人捐助的济贫院，也会对贫困人口进行救助。这些组织本着博爱、济世的心态，帮助贫民，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但是，这两种模式都有缺陷。
统治者体恤底层百姓，依赖于统治者的个人品质。
普通民众能否得到救助，完全看统治者心情。一旦皇帝或国王更换，这种救助不但有可能缺失，甚至还有可能因新任统治者的横征暴敛而加剧生存难度。
而社会团体的救助，也会因为社会力量与统治阶层发生冲突而被打击，导致救助缺位。
即便社会团体比较稳定，但是长期以来，这种救助机制并不完善，从狄更斯等人的小说作品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济贫院出身的孩子在长大之后或多或少会遭受社会歧视。
19世纪中期英国曼切斯特郊区济贫院里的孩子。
图片来源：Wikipedia
更重要的是，济贫救助通过直接的财富转移来减少社会贫困，它是间歇、区域性质的，并不能保证全体社会底层受益。
而且，不管是统治者还是社会团体，都会面临两大难题：
（1）钱应该从哪里来？
（2）如何保证救助的覆盖面和持续性，让有需要的人都能及时得到救济？
现代的私人慈善基金会，便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
对于富人来说，人总是会死的，积累的大量财富该如何处理？传给后代，未免担心子孙成为二世祖，富不过三代，将家产败光。
功成名就的老洛克菲勒想要做些好事，捐助了当时在美国还排不上名的芝加哥大学，还别出心裁地采用1:1配捐制度的方式资助。
也即，老洛克菲勒捐助一笔钱，芝加哥大学的董事会也捐同样数额的钱，这样就避免了大学的运作完全依赖于企业家的捐赠。
1917年，78岁的老洛克菲勒。
绘画：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
但这样做慈善，老洛克菲勒觉得效率还不够高，范围还不够广，不能满足他想要做好事的精神追求。
富人也有富人的烦恼，当然也不缺为他们解决烦恼的人。
老洛克菲勒在律师朋友的建议下，成立了以救助全人类为目标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且影响力至今。
比如全球闻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原名为卫生与公共健康学院，2001年为表彰捐助者迈克尔·布隆伯格而改名），便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1916年捐助建立的。
疫情期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搜集疫情病例，向公众开放疫情地图的表现，意义非凡。
1917年，在考察了中国的公共卫生与医疗水平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复制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模式，在中国筹建了协和医学院（后来演变为北京协和医院），帮助提升国人的医疗水平，其影响不言而喻。
参与筹建协和医学院的小洛克菲勒（前排黑色西装者）和其他考察团人员。
图片来源：Wikipedia
此外，拯救了无数人生命的青霉素，在研发的过程中也受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
那时，英国科学家钱恩（ Ernst Chain）和弗洛里（Howard Florey）领导的研究小组正在钻研抗菌物，经费用完了，英国医学研究部门拒绝再给予资助。远隔重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施加了援手，促使两人提纯了青霉素，最后与青霉素的最先发现者亚历山大·弗莱明共享了诺贝尓医学奖。
洛克菲勒基金会也因资助的项目屡获诺奖，而被称为「诺奖收割机」。
卡耐基基金会的创建背景也类似。
安德鲁·卡耐基本人因为受教育水平低，白手起家，历尽艰辛，深知受教育的重要性。1900年，他出钱捐助建立了一所位于匹兹堡的技术学校。
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
图片来源：Wikipedia
后来，这所学校因为卡耐基和另一位捐助者安德鲁·梅隆（共和党人，出生在匹兹的梅隆家族，曾经担任过三届美国财政部部长），更名为卡耐基-梅隆大学。
在1911年卡耐基基金会成立后，它捐助美国成立了2000多家公共图书馆；开展了面向黑人和底层人员的成人教育项目；成立卡耐基教学促进会，提升教育质量......
早期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侧重于医疗，卡耐基基金会侧重于教育，这是因为企业家们认为，疾病和受教育水平是导致人与人不平等的前提条件，如果能够改善这两点，人们通过努力，就能摆脱不平等的境遇。
不过，由于老洛克菲勒和卡耐基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没少干过坑人的事，所以基金会在成立初期，受到了来自公众和政府的质疑，甚至是阴谋论：这些暴发户为什么好端端地拿钱出来做慈善，必有诈。
面对质疑，这些私人基金会努力争取政府和民众的支持，推动美国完善了慈善基金会的相关法律条文，将慈善基金会纳入监督但并不干涉运作的范围，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对社会问题的改善。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收入法案》（Revenue Act），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签署了这一法案。《收入法案》除了首次确定个人所得税累进制，还规定包括慈善基金在内的慈善组织免税，以鼓励慈善基金会的成立；
但并非所有富人都心怀全人类，也有一些富人通过基金会免税这个漏洞转移财富、避税。
于是在1969年，为了扭转富人利用基金会牟取私利的行为，美国出台了《税收改革法案》，对私人基金会的成立和捐赠严加限制。在免税的基础上，私人基金会每年必须拿出5%的资金开展慈善项目，这些项目和资金都需要进行严格的审核。
从诞生至今，一百多年来，大大小小的慈善基金会为解决人类的发展问题做出巨大的贡献。尽管覆盖范围有限，但相比于政府部门，慈善基金会运作更加灵活，管理更有效率，弥补了政府在救助上的不足。
直到今天，像盖茨基金会这样的慈善基金会，仍延续了美国早期企业家的精神，将对人类命运的改善，重点放在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上。
他们深信，疾病致穷。解决了疾病问题，才能解决起点不平等的问题。其他的，则凭个人努力。
因为有了完善的慈善制度，才会出现盖茨基金会这样净资产达500多亿美元的基金会。
也因有了这样的基金会，所以盖茨夫妇离婚的公告，才会让全球公益界为之震动。
好在，两人在公告中也声明，基金会将运行如常。他们已在公域问题上对公众做了交代。
当有人看到盖茨夫妇宣告离婚，大呼「再也不相信爱情」的时候，不妨调整下关注的焦点。毕竟，疫情时代，健康卫生才是直接抵达我们平常人生活的议题。
与此同时，不妨对人类多一些信心。
无论是微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塑造，还是盖茨基金会对人类境况的提升，比尔·盖茨和梅琳达·盖茨无疑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了不起的人物背后不一定有了不起的制度；但了不起的制度，更容易诞生了不起的人物。
改变人类社会的，往往就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