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宪章：“文学性”之中西别异
在《文学图像论之中国问题》（点击标题即可跳转阅读）一文中，我们曾提及中国文学的某些特点，但语焉不详。当然，这是一个很大、很宽泛的问题，几句话很难说得清。但是，这并不是我们“不去说”的理由，有效的方法就是拿捏某一特定问题；当然，这问题不应该是细小的具体问题，而应该是关涉到文学总体的宏观问题，或者说是把握总体特征的某一关键视角。
那么，把握中国文学之总体特点的关键在哪儿呢？无怪乎“中国”和“文学”这两个关键词，即相对“非中国”、特别是相对“西方”而言，“中国”的“文学”的总体特点。这就涉及到中国的“文学”概念，或者说汉语“文学”这个词所表征的文学观念。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梳理已经很多，不必重述；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只是：就“文学”概念存在广义、狭义之别而言，无论中西、概莫能外;并且,“文学性”是所有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既是狭义文学批评的主要参照，也是广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如果说它们还能称得上是“文学”的话，或者说如果我们还称其为“文学”的话。因为,从“文学性”概念诞生的那一刻起（雅格布森《现代俄国诗歌》，1921），它所指向的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即便非文学作品也有文学性，即便文学性并非文学作品的唯一，等等，都不能否认这个概念指称“文学之为文学”的正当性。
如是，我们不妨选取“文学性”视角，对中国的“文学”做一些描述，即在宏观上描述“文学性”之于中、西有哪些差别。
人所共知的是，“虚构”是西方文学的前提和基础，就像fiction（小说）一词同时具有“虚构”“想象”“编造”的含义,没有虚构就没有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不是这样，中国文学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辞,虚构和想象次之。这也是中、西文学“文学性”之别异：西方文学的文学性基于虚构和想象，虚构想象使言说成为了艺术，语言作品因此而可能具有文学性；中国文学不是这样，无论秦汉之前还是魏晋之后，无论神话传说还是子学、史传、诗赋等，那些被称为“文学”的东西总与历史、社会、实存、利害等紧密相连，植根于非文学甚或是非文学的一部分。按照西方的标准，子学、史传不是文学，但在中国的语境中，例如在一直以来的文学史中，它们都被“文学”所收编；之所以如此，首先是修辞使然，虚构与想象次之。就此而言，中国的“文学”就是美文、“美文学”，这从沈约关于“文”与“非文”的区分中可以见出，他非常明确地把“作文”归结到“音律调韵”等修辞问题。
沈约将文学的文学性落实到修辞性，既是对前世中国文学的总括，同时也是后世中国文学的基本特点，以至于独立的文学意识觉醒之后，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戏剧等各种所谓“纯文学”，大多是能在社会历史中找到其所言事理，是社会历史真实存在过的影像。与此同时，社会历史批评、道德教化批评，以及“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主流话语，将文学作为非文学的“工具”，或者将二者混为一谈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了。
如是，基于修辞的文学性与基于虚构的文学性，落实到具体文学作品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就题材而言，中国文学的选材对历史情有独钟，“文”“史”界限相当模糊，“以文为史”和“以史为文”的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神话传说的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人物的神话化；一方面倾情于文学的历史叙事，一方面将文学叙事看做历史。总之，中国文学的体裁选项往往是历史或现实的一部分。相对而言，西方文学很不相同：西方文学类似西方宗教，它所营造的世界是相对“此岸”而言的“彼岸”；即便《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作品，批评家也不主张去追问它的“历史原型”。直至西方大众文化的兴起，多是为娱乐而娱乐，“及时行乐”而已，或者是通过虚构“英雄救美”之类的老套故事而娱乐，没有人将其当真。中国的大众文化就不同了，由张艺谋开始的“印象系列”等实景演出，作为最成功、最典型的中国大众文化，就习惯于拿历史说事，或者拿文学说事，文学在这些实景演出中也成为了历史。当然，无论“文学”还是“历史”，在“印象系列”等实景演出这类大众文化中，已经变得十分稀薄，有的只落得个言说（演出）的“由头”。
中西文学之“文学性”的不同，说到底是赋予文学与实利以何种关系；总体看来，这种关系与中西宗教的不同大体相类。按照惯常说法，宗教和文学都是社会意识形态；但是，在价值取向方面，中西宗教却有所不同：中国的宗教（以道教为典型）侧重“此在”；至于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实则是将其“化”为能够解决现实困境、满足现实需求的精神实体；西方宗教的价值取向侧重“彼在”，即在彼岸世界获取精神的慰藉与解脱，与婚娶、孕育、福祸、贫富，以及健康长寿等现实欲求无关，后者则是中国宗教被赋予的神性。尽管中国宗教也建构了自己的“彼岸世界”，但是，它已被赋予满足现实欲求的功能。中国的文学同样如是，尽管它也有虚构和想象，但是承载着“歌颂”或“暴露”之现实功能，与实存的、在场的现实直接相关，就像道教与信徒的现实利害命运攸关。
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文学性基于修辞，并不是说文学性就是修辞；西方的文学性基于虚构，并不是说文学性就是虚构，我们不能将文学性与修辞性、虚构性划等号，个中真委需要厘定。
首先，“文学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不是“修辞”或“虚构”所能函括得了的；同义反复，无论修辞还是虚构，都不限于文学作品，它们也被广泛地用于非文学，“假话”“扯谎”中也有修辞和虚构。其次，“文学性”是一个有弹性的概念，同样的题材、主题、对象，在不同作者的笔下会被赋予不同的文学性，文学性的程度、纯度也会不同；甚至同一个作家所创作的同一篇作品，文学性也不是像胡椒面那样被均衡地搅拌其中，多面孔、多棱镜、起伏不定、左右摇摆等是其常态。再次，文学性始终处于文学的生成过程中，包括受制于受众的阅读偏好，并非现成的、恒定的价值标准。“文学性”既是文学之门、文学之界，也是文学理想的根本，它的所指主要是阅读享受的总体表征。
在这一意义上，“文学性”永远潜伏在语言表达之“文学化”的途中。我们说中国文学“基于修辞”，是指文学性在修辞中孕育生成；我们说西方文学“基于虚构”，是指文学性在虚构想象中孕育生成。但是必须明确：修辞和虚构既是中、西文学性之别异，同时也相辅相成，共同催生了文学性的孕育生成；所谓中西之别异，只是有所侧重、主次不同。
此乃宏观把握“文学性”之总体特征，如果深究细察必有很多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