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聊》锦囊: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能过...
【《吴聊》锦囊: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能过想过的一生】
吴晓波:我们进入对话环节,观众有很多问题。我是一名工作7年的政策性银行员工,现在单位内卷的厉害,我想去尝试诸如创投、债券发行、债券交易等没接触过的新业务,但是这些行业现在也内卷的厉害,而且家里长辈极力反对,我该怎么办?
何帆:我觉得每个人做选择的时候真的要想好。现在我们都在说内卷,但毕竟它是有固定收益的,一旦你走出来的话,你是回不去的。我觉得你要先想好你的止损点,就是最差你能够接受什么。比如说我出去之后,没有如我所愿去做创投、去做风投,我可能去开了一个咖啡馆,然后我也能够活下来,如果这个你也能接受,你是可以出去的。就是我们讲的,在投资里头,你要锁定你的损失,放飞你的收益,就是万一混得好呢,一把梭哈了呢。
吴晓波:作为当代的父母真得太累了,从胎教到早教,再到学区房,各式各样的辅导班,恨不得把自己的孩子从左脑到右脑全部武装起来,在这场竞争中,起跑线被人们越滑越靠前,我们付出了很多,赢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这种状况何时能够改善?
何帆:这个我在《变量2》里头写过,我把它叫做南墙效应,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们现在讲中国的教育,大家可能会说教育体制不行。体制当然问题很多,但是你全部怪体制也不行,其实跟父母的教育理念也很有关系。你说不让办补习班,父母不满意,让办补习班,也不满意,其实还是父母很焦虑。我觉得父母如何让自己不焦虑,就是你千万不要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在孩子那里复制。我们的人生经验很单调的,父母能够给你的人生经验无非就是考研、考公务员。我有一次坐高铁,听见有一个包工头打扮的男子,给孩子打电话说你要是不考上研,你的人生只有一半的意义,我心想说,兄弟我博士都考完了,我的人生也只过了1/4。如果你打开了边界,我觉得孩子的成功无非就是第一,他对什么东西真正感兴趣;第二,你感兴趣还不行,你得有天分;第三,你这个感兴趣,又有天分的东西,这个社会是有需求的。只要找到这三点,大概率这孩子是要成功的。
吴晓波:这个问题挺好的。一个充满少年感的中国怎么去跟充满壮年感的强国比拼?你是搞政治的,美国现在有少年感吗?
蒋昌建:我个人认为美国这个社会不是一个单一的社会,它是极其多元化的。如果从目前的制度和它的效率来讲,我个人觉得少年感有点正在丧失的感觉,但如果你看它的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我个人觉得还是有蓬勃的少年感,丝毫没有觉得有什么衰微的感觉。
秦朔:我觉得美国的现在的少年感总体上还是有些衰退,但是美国历史上有一个经验是,它停滞、衰退一段时间以后,总有办法又反弹上去,就是它的校正机制很厉害。加加林先走上太空,但是美国它可以考虑用另外的方法——我去登月对吧?就是它一旦被开动起来,它还是很厉害。当年很多人说美国没啥想象力了,但是硅谷创造了高科技的文艺复兴。所以美国这种开放的和自我校正的机制,让它不丧失它的少年感。
蒋昌建:观念很重要,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少年的中国,西方是一个壮年的西方,假设这个定义是对的,那么很自然的会发现壮年的西方很警惕少年中国的成长。少年跟壮年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观念了,因为欧洲它曾经经历过在欧洲版图上的某些壮年国家,跟欧洲版图上的某些少年国家之间相处的这段历史,他们处理这段历史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彼此之间制约,然后反对少年快速成长,他们是这样的观念和逻辑。这用我的专业术语来说实际上是一个地区性的知识,但是从19世纪后期起,这个地区性的知识就开始向全球放大,结果它们在看待少年中国和壮年西方的时候,用地方性的知识和观念去理解,所以中国一直在向全球在传输或者说在表达一个新知识,就是我是少年,但我的成长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比拼的游戏。但是西方有它的历史经验,你没有办法在短期内把它的历史经验扭转。
秦朔:我总体上我认同中国少年感比较强,但我们在不少领域也有中年感,甚至有老年感。
吴晓波:我认为今天中国的消费互联网产业已经告别少年感了,你看原来靠创新,现在靠拼流量。大家都开始拼流量、拼价格、拼商业模式,不再拼技术。
秦朔:还有我们政府说我们很多改革做得不到位,改革推进不了,各种各样的规划每年都有,但实际上推进得很慢。选自#每天听见吴晓波# 点击网页链接立即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