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叉/拉森 || 比较文学：问题与前景 ——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教授访谈录
本文是2016年四川省社科规划基地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项目“比较文学中外名人访谈录”（项目编号SC16E03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张 叉（1965—），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专家委员会第一任主任，四川师范大学第八届学位委员会外国语学院分学位委员会主席，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文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四川省比较文学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国际期刊US-China Foreign Language与Sino-US English Teaching审稿专家，国内学术集刊《外国语文论丛》主编，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Svend Erik Larsen， 1946—），男，丹麦科尔丁（Kolding, Denmark）人，丹麦欧登塞大学（Odense University）博士，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比较文学系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欧洲科学院副主席，《世界文学》（Orbis Litterarum）主编。有比较文学、符号学和文化史专著10部，编辑作品10余卷，在国际性期刊和选集中发表文章和评论300多篇，主要从事文学史、文学与伦理、情感、城市文化、比较文学、文学与记忆研究。
摘要：本文是四川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张叉对奥尔胡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就比较文学的若干问题所作的专题访谈。访谈中，拉森简单回顾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演变情况，指出了当今比较文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他肯定了中国学者曹顺庆的专著《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的学术价值，反思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他提出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表达了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年轻一代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深切期望。
关键词：比较文学；问题；前景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o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ith Professor Svend Erik Larsen at Depart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arhus University, conducted by Professor Zhang Cha a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In the interview, Larsen reviews briefly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exposes the issues in presen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He sets a high academic value on Variation The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monograph by the Chinese scholar Cao Shunqing, and reflect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He puts forward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and expresses earnest expectation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cholars especially the young ones in China.
Key word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ssues; prospect
张叉：拉森教授，这次有机会采访您，我感到非常荣幸。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这也是我的荣幸。我很期待跟您对话。
张叉：因为您是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内的杰出学者，所以我今天向您请教的问题将主要围绕比较文学这一话题来进行。首先，我要请教个一般性的问题：自从比较文学在大约200年前以一门学科的形式诞生以来，它就不断引起世界各地学者的争辩。您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在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文学这门学科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内遇到什么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响。只是在欧洲这片发源地上，它首先以一套理念的形式出现，继而以在像大学这样的科研机构里的一门学科的面目亮相了。后来，它被看作是一门同民族文学研究相反的学科，而民族文学研究已经开始主宰文学研究相当长的时间了，欧洲以外的情况也是如此。再后来，它被看作是一种把欧洲文学经典和欧洲研究范式强加于世界其它地方的殖民主义规划。又再后来，它被当作是一门伪科学，因为没有任何学者能够掌握必要数量的语言使自己成为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因此业已出现的这些评论必须置放到历史的语境当中来加以考察。
这也意味着，每种评论都会引发各种不同的、特定语境的反驳，有例子如下：在早期，比较文学是预设了清楚划分界限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建立于界限清楚的民族文学中的作品和作者之间。尽管比较文学被看作是同民族文学研究相反的研究，但是在这两种类型的文学研究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它们之间存在的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容许把比较研究的视角用来深化对民族文学和地方文学的理解。
或者说，它是对后来一个评论的另一个反驳：尽管确实这门学科在殖民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语境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得到了发展，但是同样也确实的是，它为研究同文学与文化相关的、非欧洲的文学提供了新的途径，而通过这样的操作，这门学科也同时为欧洲文学的研究开启了新的蓝图。人们对世界文学研究的兴趣与日俱增，这是这门学科发展的一个例证，它是这门学科对后殖民语境下所面临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张叉：比较文学研究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在我看来，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世界文学研究的发展已经成为这门学科最为重要的变革，它在观察我们所有人共同生存的、全球化了的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方面开阔了学者和读者的眼界。此外，这种发展也将迫使我们对比较的理论、概念和方法论重新进行定义。因此如何处理需要纳入考虑的、文化语境和语言的扩展是我们现在正在全球范围内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着语境和语言的纯粹的数量因素，而更是因为这一挑战迫使我们重新构建我们在普通人文科学上的工作方式，并为研究团队创造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和协作的机会。有一个已经完全习以为常的个人心态必须要加以改变，要把它转变成新的、更具有集体性的工作习惯。
但是从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在这个比较熟悉的问题以外，还会出现其它的问题。在技术科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所获取的新知识要求跨学科性的新类型，而在我们却还没能够将之构建出来，无论是范式还是工作策略，都还没能构建出来。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如果有一门学科，它能够影响语言和其它的媒体，影响虚构的语境设计，影响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影响主体性和身份的问题，那么这一门学科就会是需要的：比较文学。但是这一学科的重新定位要求我们教育学生和研究人员、拟定方案和实践学科的方式要有根本的改变。在这方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张叉：几年以前，曹顺庆教授出版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已故的杜威·佛克马对此作了推介。您对曹顺庆教授的这本《比较文学变异学理论》有何评价？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杜威·佛克马是我的挚友。在1990年代他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和后来在欧洲科学院期间，我们曾在一起共事。如您所知，他对中国文学研究抱有极大的兴趣。曹顺庆教授的著作是当今世界比较文学研究中诸多的事例之一，它尽力解决忠诚本土传统的问题，与此同时，也尝试在更大的语境下改变本土的思维方式与外来的、关于这一传统的观念，其总体的目标是促进它们进行新的互动。像您这样，来自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文化，在传统的比较环境中为外界所知甚少，或者像我这样，源于一个处于世界文化和语言地图边缘位置的小文化，而您我这两种状况都带来了尊重地方文化和世界文化关系的共同的、基本的体验。
张叉：多年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讨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问题。对于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个学派，不同的学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您认为同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并驾齐驱的中国学派真的存在吗？如果您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这是一个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经常要冒出来的问题，而并非只是在中国才有：在国际研究界，我们是否需要用本土的研究形象来对自己进行标记？在一门学科产生出新趋势的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不同的节点。如果它们中肯的话，那么它们就将走出家门并传播开来，而它们的家也就无关紧要了；如果它们不中肯的话，那么它们就只能呆在家里，无法传播到世界。至于是否把自己标记为学派，其情形也是如此。因此，尝试建立一国之学派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也是同比较文学与一般意义上的比较研究的基本思想背道而驰的。不久以后，这样的尝试就老是同比较研究的实践相矛盾，而比较研究的实践又扩大作者、文学和学派的国家限制。
法国的理论在美国得到的讨论比在法国还多；解构主义也是如此。再举一个例子，生态批评虽然可能是在美国产生的，但是在美国现在已经没有它的立足之地了；或者说，在依然还有其立足之地的地方，它已变得狭隘与过时了。符号学在欧洲和美国学派有气无力的反对声中枯竭了。随着要求比较方法的世界文学、数字人文、后人类和未来导向这些跨学科领域的出现，给一家之学派贴上标签的想法完全是无关紧要、引人迷途的。就正如通常的情况一样，它将以封闭的自我吹捧而非开放的自我批评而告终，后者是科学和文化得以重大发展的唯一途径。
如果有一个强大的运动推动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那么我建议比较文学研究者不要加入其中；如果有一个强大的运动推动建立广泛的中国学会，以此作为比较研究的平台，在国内实践与合作方面形成开放与自我批判的观点，在全球比较环境方面形成开放的、批判的和合作的方法，那么这个运动就应该受到欢迎。我期望你们朝着这个方向迈进。我在这里的访问与我与众多同事的相识，都滋养着我的这个期望。
张叉：您认为合格的比较文学学者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问题，只要我们还健在，就会不断追问我们是否能够达到我们自己的学术标准。首先，最重要的基本素养是横跨整个科学界的很多学科和研究领域所共同秉持的东西：
1、扎实的基本材料的知识（对我们而言：文学和文化工艺品）与寻找如何调整并扩展现有的知识储备的能力。
2、理论和方法的概述，这些概述在过去若干年的时间内随着这些学科而一步步地得以发展，目的是让学者能够对其材料选择进行辩护，而这些材料是同学者想要解决的研究工作中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材料与理论或是方法论从来都不是预先就给定的、现成的工具或已知的工具，而是要根据一套启发性研究的问题而提出的论点来进行选择、组合和发展的。
3、了解学科艺术的现状，目的是使学者对其思想和研究策略相关性和原创性的程度进行判断。
在具体谈到比较文学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个素养也是引人注目的：
1、学者要有能力将其研究工作置放到更大的人文学科的背景之下。在人文学科中，研究的出发点永远都应该是人的能动性在它同世界的互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单单了解流派或作者的生卒年或是零碎的百科全书式的事实，是绝对不够的。我的文学研究如何才能促进更加广泛地理解文本塑造世界观、人文理念与文化价值等的方法呢？这是问题的类型，这种类型必须是学者努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必须成为学术努力重要组成部分的一类问题。
2、第二个素养更加有难度：它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让学者对比较本身的、可能的维度产生灵活的看法，不断从材料、理论、方法论和历史的角度重新考虑比较的含义。比较文学和非文学材料同比较一套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球类游戏，即同追求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时期之间进行的比较相对照，在给定的文化或历史时期之内对作品进行比较。找得到但是从来还不曾能够找到适合所有情况的比较范式或策略。
张叉：最后，我要请教个比较个人化的问题：您是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学者，在中国也有众多粉丝。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和学术研究方面，您都有丰富的经验。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经验给我们这些比较文学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者说几句话或者提一些建议？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谢谢您的美言。幸运的是，在科学领域，我们永远都不能就任何学科中的世界之最进行提名。当提到诺贝尔奖的时候，总会有人有同样的权利值得大家的称赞。因此，追求名望就是追求短暂的快乐。一个学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同事与学生给予的尊重和认可，因为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个人经历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的。
此外，还有人断言，当学者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者是一种孤独的体验。在独自一人伏案写作或者细读文本或者品味阅读的丰富经验的特定时刻，就可能是一种孤独的体验。但是，这些情形并不构成全部的工作；它们仅仅只是更多的工作中的一些瞬间，一些必不可缺的瞬间。文学和人文科学是关于人类生活的学科，是一种共同分享而非孤单独处的生活。即使是在独处的时候，我也知道，我的身体遵循着一种律动，这是一种我同数十亿人共同分享的律动。即使是在做白日梦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在用我同他人共同分享的语言一起律动。因此，如果作为专业研究人员一头扎进某种寂静、孤独的时刻，那么常常都是为了重新走出来，把寻觅到的东西转化为语言、交流或者仅仅是社会和文化的实践。在私人生活中，这也是很重要的视角，因为在未来，工作本身将会采取更多的合作形式——至少对我们这一代来说，这经常被看作是一个根本的变化。它不是。在教育或其它各种传播类型中，我们经常已经以各种方式同其他人分享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不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做同样的事情呢？毕竟，研究只不过是一个终生教育的过程，也没有人能够在永远孤独的状态下得以教育。
我送给年轻学者的建议是，在追求名望之前，要先要获得同伴的尊重，要培养可以共同分享的、充满激情的维度：文学。
张叉：感谢您应邀接受此次采访。感谢您对我问题所作的富有启发性的回答。
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感谢您。同您交流我非常愉快。
本文详见：张叉、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比较文学：问题与前景——斯文德·埃里克·拉森教授访谈录》，《东方丛刊》2018年第2辑，总第75辑，第234-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