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起诉时也应考虑到前科的“株连”效应

不起诉从来不仅仅是就个案讨论个案。

个案的事实、情节当然是基础，但是起诉与不起诉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因此，在判断起诉还是不起诉的时候往往要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以往的先例，而以往的先例是在变化的。

危险驾驶入罪初期，几乎一律的起诉，但是用得多了之后，我们就会反思它的弊害，很多地方性的不起诉标准都出来了，很多不起诉的判例、指导案例都出来了，那这个标准自然就会发生的变化。

也就是起诉标准的参照系数会发生时间性的变化，总体来看是一个轻缓化的趋势，这也是与犯罪结构发展的趋势和法治进步的方向是相吻合的。

时间标准之外，还有地域标准。

同样一个案件，在北方会起诉，在南方就不会起诉，这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正义感的接受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现在，随着认罪认罚制度的落实，不起诉也正在增加，它在体现的是一个实体从宽与程序从宽相结合，发挥的是消戾气、促和谐的法治功效。

还有，正当防卫条款被激活后，除了正当防卫法定不起诉之外，因为有防卫性因素，判定为防卫过当之后，并与认罪认罚相结合，相对不起诉的案件也在增多，这也是起诉政策的考量因素。

可见，起诉政策除了案件本身之外与当下的刑事政策息息相关，它是一种动态把握，是刑事政策最直接的司法体现，从而体现哪些需要重点打击，哪些可以适当宽宥，从而体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发挥的是行为导向的功能。

当然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罪责自负的假定，我们在判定是否需要起诉的时候，看只是刑事政策对本人的影响。

但这只是刑事政策影响的一部分，其实这个政策不仅会影响到嫌疑人本人，还会通过入学、就业等限制影响到嫌疑人的子女。这就是前科的“株连”效应。

而这个“株连”效应已经被长期制度化了，想要短期内废止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还有相当多数的人支持这种前法治的文化。

考虑到这些，在不起诉政策适用的时候就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就应该将起诉、定罪之后，将嫌疑人子女的“株连”效应考虑进去，考虑到无辜之人所产生的终身不良影响，再去考虑起诉与不起诉的问题。

所以当发现在可诉可不诉的案件，因为担心被复查，有时候就觉得何必麻烦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起诉之后，犯罪人子女所可能遇到的终身麻烦。然后我们再做决定。

我们知道我们对于未成年嫌疑人的政策是，尽量避免羁押，尽量避免起诉。

面对成年人案件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政策考量，但考虑到成年人犯罪之后，其未成年人子女所要遭遇到的“株连”效应，那么未成年人的特别保护政策也应该予以的考虑，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未成年人还根本就是无辜的人。

当然这本来就应该是完善前科制度来解决的，但现实是不可能很快完善，那我们就应该力所能及的让这种“株连”效应发挥到最小。我们要评估真实的法律影响。

对于很多非常轻微的犯罪，比如危险驾驶、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过失犯罪等，刑期不满一年，拘役，或者单处罚金，或者判处缓刑的犯罪，这些案件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下，尤其是已经达成刑事和解的情况下，就可以大胆的适用不起诉权。

这个不起诉权，不仅考虑的是案件本身，不仅考虑的是认罪认罚的功能，同时也是考虑最大限度的避免前科“株连”效应。

从这个意义上，不起诉权应用得还远远不够，很多地区还适当保守。

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便宜了嫌疑人，会认为影响打击的效果，影响治安的管控，当然同时也是由于内部的机械执法、机械监控制度，导致不起诉本身成为被猜忌、被防范的制度，让人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如果我们一想到，一个轻微的犯罪，甚至是一个过失的犯罪，就让他所有子女的人生蒙上阴影，在生活的道路上设下制度性的路障，使这些无辜的孩子代人受过，受到冷遇和嫌弃，我们是否就可会鼓起一些勇气，多做一些不起诉。

这不仅是给嫌疑人一个机会，也是在救起一个家庭，重塑孩子的一生。

而这一个又一个的家庭，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又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我们在判断是否起诉时，我们必须将起诉所带来的真实影响，与可能获得的收益进行仔细权衡，如果我们发现代价太大，得不偿失，我们就没有必要一意孤行。否则，我们就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就不是在治理，而是在破坏。

想到这些，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勇敢一点。

当然我们真正勇敢的还是彻底废止前科的“株连”效应本身。

但在此之前，让我们不要对它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