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抹不去的痛
高考，抹不去的痛
年年高考，今又高考。
匆匆忙忙的脚步，惶惶不安的心情，庄严肃穆的气氛……千军万马涌向高考的栈道，多少人为之焦虑，多少人为之不眠。
我无言。
这毕竟是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人才、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毕竟是人生走向未来的一道重要关口。在中国百姓的心目中，特别在贫寒家庭的百姓眼里，高考——几乎是鲤鱼跳龙门、走向富裕幸福的象征。高考的光环如观音面世，光芒四射！
提起高考，我就心痛，因为我是高考落榜生。虽然人到中年，但高考带给我的伤痛至今仍无法让我愈合，像老伤，一遇天气作变就隐隐发痛。
我是七七届的高中毕业生。
9岁念一年级语文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妈妈用粗布缝制的书包里除了语、算书，就是一本《毛主席语录》。
14岁念初中，劳动、文艺演出、批林批孔是主课。好在那时遇到个叫刘丽英的语文老师，她是我初中三年的班主任。劳动课时，刘老师总安排我写大批判稿，写着写着就写上了瘾，先是找报纸上的大批判文章抄，改头换面地抄，在台上一念或是在墙上一贴，刘老师竟表扬我写得好，于是就有了成就感，同时也觉得有点对不起刘老师，文章毕竟是抄来的，心虚。
之后就找书读，哪里有书呢？我想起了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右派，他叫朱学道，原在芜湖工作，年轻时在好多报刊上发表过文章。有一回我和他在山上砍柴的时候，他曾悄悄告诉过我，他有一捆书。那个夏季的星夜，我去了他家。他把我带到他的房间，扭亮煤油灯，果真从床底下摸出用牛皮纸包裹住的一大捆书，我惊喜地看着他一层一层地打开，那一时刻的感觉就像是他在慢慢地打开一扇宝库的大门。记得较清的是那捆书里有《红岩》《苦菜花》等。不到一年的时间吧，我就读完了那捆书。
之后，读书有了个新的来路，说出来有些不太光彩，但却很有意思。当年有个漂亮的上海女青年在乡卫生院当医生，她爱上了我的邻居一个姓朱的“地主崽”，听说，女青年已结婚，丈夫离得很远，这样的恋情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不能允许是自然的，他们只能“地下活动”，而我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他们的“秘密联络员”，充当了传递情书的重要角色。作为回报，我不单在女医生那里得到糖果之类的吃食，还借得了《红楼梦》《巴黎圣母院》等大量的书籍。现在想来，那女青年一定是个文学爱好者，多情又多才。
17岁到一个叫霍家桥的中学念高中。这是个较有特色的学校，现时看来应算另类，有些不可思议，而那时是安徽省中学中“十七面红旗单位”之一。校长姓宋，据说还是个“红小鬼”，部队转业人员，他用管理军人的方式管理学校也就顺理成章了。
学校的主课说白了就是“火药味很浓的政治”和强度很大的劳动。政治嘛，压倒一切，政治、语文课本上几乎千篇一律的批判文章，偶尔的鲁迅大作也是“匕首、投枪、痛打落水狗”之类，老师在讲台上情绪激昂，学生在座位上无精打采；每个班级每星期都要出黑板报、墙报，开大批判会，先是评《水浒传》，后是反击右倾翻案风，连文艺演出也是相关内容。
数理化是为劳动课服务的，怎样安装电灯、修理拖拉机是物理课内容，怎样种植玉米、大豆、南瓜是化学兼农技课内容。学校有片50多亩的田地和茶场，供学生劳作。有个叫“大胡子”的老师，竟种出了40多斤重的南瓜，还把这只南瓜拿到省里展览，可惜，我没见到。无论春夏秋冬，每日凌晨，军号一响，学生们都必须在操场列队跑步，有时，睡到半夜，号子也响，说是起来“抓特务”，其实是军事演习。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大段地叙述我的“学生史”，并非为我没考上大学作铺垫，事实上，当年全县旌德中学、华坦中学、庙首中学和霍家桥四所中学的应届毕业生“全军覆没”，没有一个考上大学。但这届学生中有出息的也大有人在，这是旌德教育史上的一幕喜剧，含泪的喜剧。
我想说的是，每个人的人生经历包括学习经历各有不同，考上大学是好事，没考上的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毕竟人生的路——很长很长。
（作者系旌德县文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