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易中天先生商榷——“宋既不穷也不弱，只是运气不好”吗
网友“小龚”，长安大学毕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加了我的微信。我们很少在网上交流。昨夜，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段易中天先生讲两宋文明史的视频讲座。我心里揣度，他大概是对易中天先生讲的观点有所疑惑，曾看过我写的几篇关于宋朝的文章，发给我，看我怎么说。我简单地回话说了一点意见。他竖拇指表示赞同。
易中天先生在这个视频中信誓旦旦地说：“宋既不穷也不弱，只是运气不好。”这个观点很值得商榷。
易先生说宋朝的铜钱相当于现在的美元，是当时世界上的通用货币。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前，我们的东方帝国所创造的中华文明一直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宋朝时期西方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十分落后。在宋朝北部的虎狼辽、金、夏，虽然把宋朝打得屁滚尿流，但他们基本还处在游牧时代。我们的东方帝国在几千年以前就进入了农业文明。秦始皇早就统一了货币，发展到宋朝已经有了纸币交子。王安石变法有了现代银行的因素。我们的货币文明在世界上独树一帜，高高领先于世界各国，这是几千年发展积淀的结果。宋朝的铜钱像美元一样成为世界通用货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当时世界各国黑暗落后的现状所决定的。
易先生说宋朝政治开明，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举例说，宋神宗要杀一个人，宰相说不能杀。理由是太祖皇帝有遗训不杀士大夫。这是祖宗家法，不能破坏。神宗皇帝说，好吧，不杀，在他脸上刺字，发配军中。副宰相说这也不行，士可杀不可辱，不能这样做。皇上说难道让朕快意的事情一件都做不得吗？宰相们说：像这样快意的事情不做也罢。易先生赞美说：宰相们将皇帝怼成这样，这政治多开明呀！
易先生这个故事讲得很生动，讲历史好像说书，缺乏严谨性。宋神宗绝不是这样窝囊的皇帝。宋史说他：“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60岁以上老人），振匮乏，不置宫室，不事游幸，励精图治，将大有为。”他是宋朝皇帝中最有思想、主见、坚强毅力的人。他尊重宰辅，但绝不是宰相说咋办就咋办。
易先生极力赞美文人“以天下为己任”，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他说“以天下为己任”这句话是王安石提出来的。王安石是什么人？苏轼说：“不知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王安石志气高远，从小就立志要学做稷、契这样的古代贤人，有“矫世变俗”，革除社会积弊的雄心大志。
宋朝的绝大多数文人士大夫却没有王安石这样高尚的情操和品行。他们大多是以“立德”“立言”为己能，明哲保身，力图在学术、言论、文学、诗歌等方面扬名后世，出现了不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的理学家；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苏洵等大文豪。这些人偏重于学术、文学的造诣，其道德学问文章，皆可照耀千秋，但在安国定邦、除去内忧外患上无有大的建树。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在他写的《宋论》中指责说：“宋朝朝野臣僚没有人考虑边患，国家的富强，只热衷于争论文章中一个典故的运用是否得当的是与非。”宋神宗批评这些人说：“人臣但能言道德，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宋朝的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者是凤毛麟角。
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易中天先生讲的这个例子。皇帝要杀的人，宰相说不能杀，理由是太祖做过规定不杀士大夫。这是祖宗遗训，不能破。副宰相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也不行。这是什么思维？儒家理论。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说：“儒者讳言法治，唯一守祖宗成法，祖宗成法守前代之旧法，前代亦守前代之旧，一丘之貉，因陋就简，每况愈下”。如果这个人犯的罪的确该杀，宰相们以儒家理论，大谈恪守祖宗遗训，讳言法治，抵制皇上的决定，使士大夫成为法律之外的特殊群体，这样做，对还是不对？看这个例子，首先是要分清对与错和是与非。
如何治理好国家？2700年以前中华文化的伟大先驱管仲说过：“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依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他对依法治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力主德法并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易先生举这个例子从赞美宋朝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角度考虑有可敬之处。但知识分子也得遵守法律呀！不能成为法外的特殊人呀？看过宋朝包公的戏，人们最感动的是戏词上口口声声唱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杀了驸马陈世美。宋朝，是有法律的呀，凡事要按法办事！以太祖遗训抵制该杀的人不让杀，这样做“同罪”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吗？
各种阶级无不打上自己的烙印。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士大夫有许多特权。宋朝，不抑土地兼并，任由官僚士大夫掠夺侵占老百姓的土地。他们不纳粮、不交税，不服徭役。做官的工资高的怕人，各级官僚还享受着许多特权。从而，形成了一个残酷压榨剥削老百姓的权贵阶层。他们腐化堕落，崇尚奢华，生活糜烂，在上恬不知耻，在下荒嬉无度，纳妾、嫖娼狎妓，成为风尚。一些学者鼓吹的宋朝所谓繁荣，实际上只是看到了官僚士大夫的浮华，对广大劳动人民水深火热、生不如死的现状视而不见。关于宋朝苛捐杂税压迫剥削下人民地狱般的生活状况，拙作《宋仁宗时期真的是盛世吗》有所陈述。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治理天下，大都是站在自己阶级立场上说话。
宋神宗有雄心壮志，是个很有作为的皇上。宋史说他：“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兵败，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梁启超先生说，“宋神宗做君主的品德是秦汉以来君王中数一数二的了。他为几代以来的国耻而痛心，日夜磨练自己，考虑怎样振兴国家，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有赵灵王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宋神宗强烈要求变法图强，富国强兵，以雪国耻。神宗一即位，就虚心地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的策略。富弼是三朝元老，神宗特意召见他，准许他坐两人抬的软椅到皇帝朝见大臣的宫殿门前，并让他儿子搀扶着进殿，不让下拜，还赐给座位，极其尊重。神宗很虔诚地问他如何才能富国强兵，并向他询问治理边疆的办法，希望他能提出良策。富弼以儒家“礼仁”说，回怼神宗说：“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行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使宋神宗大失所望。对于变法图强，满朝的官僚士大夫大都站在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立场上一片反对声。神宗皇帝和朝臣辩论说：“变革旧的法律制度，对于士大夫来说固然多数人不高兴，然而对于老百姓有什么不便利的？”宰相文彦博毫不掩饰地说：“因为是与士大夫一起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治理天下。”
这就是宋朝当时的实际现状。神宗皇上做的决定，要变法图强，士大夫大都不支持；要杀的人，以祖宗遗训抵制不让杀，把皇上说的话当成放屁，使圣旨出不了朝廷，政令行不通，这样，怎么能把国家治好？易先生以此例此言，说明宋朝政治开明难以服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本思想，是历代治国理政的传统思想。看待历史事件，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是个分野。绝不能站错立场，为官僚士大夫阶级利益说话，更不能赞扬这种违法行为，视皇上为摆设、白痴。朱熹说“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他不会容忍官僚士大夫这样无法无天。在朝廷得不到支持，宋神宗就“越次入对”，召见主张变法、当时还是知府的王安石，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富国强兵，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该杀的人还是要杀的。
宋朝是不是“既不穷也不弱”，仅就上面说的这两点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先谈谈是否“既不穷”的问题。几千年来，我们的东方帝国一直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原因是周朝总结商朝失败的教训，认为商人获利丰厚，在利益驱动下人们都愿意经商，不好好从事农业生产，说这是商朝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周朝采取贱商、抑商的政策，把商人的地位降低到等同于奴隶。以后的封建王朝，除了管仲在齐国重视商品经济以外，只有宋朝迫于财政压力，重视商业活动和海外贸易。因此，宋朝的财政收入确实很高。有文章说宋朝财政收入是开元盛世时期的7倍，是我国历史上最好的。实际的情况是，宋朝冗兵、冗官、冗费开支十分浩大，王安石变法以前收不敷出，每年亏欠1750万两白银，国库空空如也。
神宗皇帝即位，口袋没钱，急得团团转。国家财政亏欠，如此困难，宋神宗向首席翰林学士司马光询问如何开源节流，把费用减下来。司马光是个名士、大文豪，是当时朝中的第一支笔，皇上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出个好主意。他却回答说：这需要好多年的时间，几年内费用是减不下来的，使神宗皇帝很失望。王安石到了朝廷，神宗皇帝把这个任务交给王安石，王安石组织人力，彻底清算朝廷和地方的账目，一下子清出几千万贯（两）不合理开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朝财政收入最好的年代是王安石熙宁变法时期，大约收入是1.6亿贯（两）。南宋时期财政收入大约是1亿贯（两）。以物价而论，宋仁宗时期，王安石在鄞县当官，米1500文1斗，饥荒年几千文1斗，即使在王安石熙宁变法最好时期，米也400文一斗。唐朝开元盛世时期，国库里钱多的穿铜钱的麻绳都腐烂了，米13文1斗，谷子5文钱1斗。宋朝虽然财政收入很高，但开支过大，都是过路财神，没有余钱。按购买力计算，宋朝的钱比开元盛世的钱差得太远了。宋朝是不是“既不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目了然。
宋朝是否“也不弱”呢？宋朝，乃赵匡胤阴谋篡夺后周孤儿寡母得到的江山。后周世祖柴荣是个非常英明睿智的皇帝。他曾提出“十年平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宏图壮志。虽然柴荣只当了五年零六个月的皇帝，但他在位期间，整军练卒、裁汰冗弱、招抚流亡、抑制佛僧、减少赋税，使后周政治清明、百姓富庶，中原开始复苏。他主张兵在精不在多，训练了十几万虎狼之师，在他的率领下，南征北战，西败后蜀，夺取秦、凤、成、阶四州；南摧南唐，尽得江北、淮南14州，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他亲率军队北伐契丹，大破辽国，兵锋所指，纷纷开城投降。先后有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益津关契丹守将终廷晖以城降，瓦桥关守将姚内斌以城降，鄚州刺史刘楚信以州降，瀛州刺史高彦晖以本城归顺。仅仅四十二天，兵不血刃，连收三关三州，共十七县。可惜，柴荣正准备乘胜收复幽州，病倒了，不久去世，年仅39岁。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部队迅速膨胀，很快发展到120多万，却打不过辽国，常常吃败仗。好不容易檀州之战侥幸打了胜仗，还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每年按时给辽国“助军旅费”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金人更不用说，破了京城开封，俘虏了徽钦二帝，奇耻大辱。南宋还向金人称臣纳贡。西夏是宋朝的属国，宋与西夏的几次大的战役都被打败了。北宋王朝向辽、金、夏年年赔银纳贡；南宋苟延残喘，不值一提。台湾史学大师柏杨说，纸糊的宋王朝如不是王安石变法早就亡于西夏了，用不着金人动刀动枪。与周世祖时期的英武比，一个老打败仗纸糊的王朝，弱与不弱，再明显不过了。
宋朝是否“只是运气不好”呢？同样的外部条件，为什么周世祖柴荣十几万部队能把辽国打怕了，宋朝有120 多万部队却打不过辽国？这是运气不好吗？不值得深深思考吗？
我们的东方帝国，真正以儒家学说宣扬的伦理道德治国始于宋朝。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黄仁宇老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他超然卓绝地说出了封建王朝落后的根本原因。宋朝的理学家，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礼仁”说，孟子的“仁政”说，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把儒家伦理道德发展到了极致。黄仁宇先生说：“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会长、西北大学校长张岂之在《中国儒学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文说的很明白。他说：儒学“对社会的安定与发展有所贡献，但它也有负作用，就是对社会进步发展需要进行改革，增添了思想上的阻力”，也就是说，儒学因循守旧，阻碍社会进步变革。
在这种文化教育下，宋朝全社会形成了一个遵从祖制、祖宗之法不能变、陈腐落后的强大社会氛围。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开始富强，打了不少胜仗，如果“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坚持变法，宋朝的雄起是完全可能的。坏就坏在落后的文化产生的守旧落后的官僚士大夫的不支持，不遗余力地反对、破坏。梁启超先生十分感慨地说，“凭当时的形势，那万万不能不变法的……凭当时的风气，万万不能变法也是这样，我对王安石，不得不敬重他的志向而为他的遭遇悲哀。”
最可笑可气的是大儒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改革。训练乡勇，全民皆兵，把敌人置于全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是多么好的政策呀？正如毛主席所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如果坚持这样的好政策，全民皆兵，还怕什么辽、金、夏、蒙吗？还打不过他们吗？这么好的政策司马光上书反对，上台后立马否定，还给王安石加了穷兵黩武的罪名；还要把王安石拓边收回的二千余里土地还给西夏、吐蕃，取欢敌国。梁启超先生痛心疾首地说：“推想司马光的用意，不过是说凡是王安石所做的，我一定要将他废除才高兴。唉！这真是以国家大计，作为自己泄愤的工具，古代大臣像这样的，我还没听说过。唉！元佑时那些人疯狂叫嚷着新法如何误国，如何害民的动机，都可以从这个看出来啊！”
自强不息，内因是决定因素。宋朝，在落后文化思维的指导下，从赵匡胤始，制定的国家方略政策就大错特错。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用了一大批像司马光这样落后保守不思进取的士人，怎么能把国家治好？家国没治好，跟“运气”有什么关系？说句老百姓的俗话，婆娘不生娃怪炕边子，宋朝“只是运气不好”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宋朝积贫积弱”，这个结论是大多数史学家的共识。
（作者简介：王天成，陕西临潼人。出版学术著作：《职称的由来及沿革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这样说》（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国八大依法治国名相》（美国学术出版社）及长篇小说《转折》《路》（太白文艺出版）、《股惑》（中国经济出版）、《西京轶事》（三联中文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