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街直路】散落在中山大道的记忆 福庆和老万成东来顺

读初中时，我家住在后花楼（花楼街）笃安里对面，早上天还未亮，家住苗家码头、双陆里的同学，会到我家楼下喊我一起去上学，经过民生路，左拐到中山大道，在福庆和隔壁的国光服装厂叫上住二楼的陶同学，一起步行到位于自治街的武汉市双洞门中学。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中山大道。

1931年，照片放大后依稀可辨福庆和粉馆。

福庆和

汉口人简称为六门的六渡桥百货公司门市部，坐落在汉口中山大道热闹繁华的地段六渡桥之首；钢筋水泥结构的5层楼房，外挑凉台，屋顶六边形塔楼，底面积二百多平方米。我下放麻城时，湾里贫协组长篾匠周师傅是农民中唯一来过汉口的。“你们住哪里，是不是汉口六渡桥？”他问我们，还说六渡桥广货铺好大，很自豪地说他进去过。六渡桥那时比江汉路的名声大，乡里人都晓得，没有到六渡桥、没有进六渡桥百货公司（广货铺），在乡里人眼里，那就是等同于没有去过汉口，失去吹牛的资格。

那时，像我这样的学生伢，进六门，也只是“挂眼科”——只看不买。我逛六门，还特别喜欢看六门的橱窗，里面的广告总是很新颖，陈列的商品，买不起，看，不花钱。还有一个原因，是母亲在前进街办事处工作时一个要好的同事，从街里调到六门搞美工，她的名字叫郑露浓，我们喊她郑阿姨。郑阿姨蛮漂亮，高挑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熨烫的卷发，一看就是知识女性的形象，橱窗里的样品都是经郑阿姨的手摆放的。

1959年4月燕马巷中学，母亲（左三）与郑露浓（左四）及前进街办事处同事合影。

我初中时的陶同学住在六门下首的国光服装店楼上，国光服装店如今换了招牌还是卖服装。陶同学小学毕业时到民众乐园对面的雅光照相馆照登记像，照完登记像摄影师要他把手举起来，行少先队礼，又照了一张，雅光照相馆把照片放大后填彩，白衬衫、红领巾，稚气的脸上挂着笑容，挂在进门左边的橱窗里。无独有偶，右边橱窗里有一小女孩“摊一字”、另一小姑娘立在身后张开双手，摆“破势”照，站着的是我们班的杨同学，“摊一字”的是她妹妹。

初中女同学。

国光服装厂隔壁是福庆和粉馆卖湖南米粉，谢安文同学住在福庆和后面的楼上，大家喊他福庆和的小老板；50年代公私合营时股东中有一姓谢的，想必是他的父亲。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文工团来汉演出，他在前进四路的楚剧院听了“边疆处处赛江南”后，脑子一热，初中没有读完与高少武同学报名去了新疆，那时他俩只有15岁。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很多当年支边的青年都回到武汉，我问了很多新疆返汉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俩的下落。

60年代的居民很少下馆子，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母亲带着我们破天荒去了一次福庆和。那段时间仅仅有钱和粮票，福庆和餐馆是不接待的，还必须有有关部门发的票，方能进餐，母亲在单位领到了一张这样的专用票。

福庆和的服务员端盘子有一绝技，左手托一碗粉，碗上盖一长方形小木板，小木板上放三碗粉，如此类推，一般加3块小木板，一次端10碗粉，最多时可加5块小木板，在大厅的人群与桌椅中穿行。

陈同学年轻时。

中山大道楚剧院售票处隔壁，是我们班陈同学的家，前面是她父亲开的工艺店，她家住后面，她的父亲是很有一点名气的雕刻大师陈波涛。60年代她家对面的武汉市工艺大楼，大厅一楼半处橱窗里是一幅大型的木雕长江大桥，天上有飞机，桥上面有汽车、电车与行人，桥中有冒着烟子行驶的火车，江上有轮船与帆船，立体的雕塑。她家的小橱窗了，摆着微雕，一颗米大的象牙雕成公共汽车，里面有司机、乘客计27人，微雕的前面摆着放大镜，供路人欣赏。

东来顺紧邻南洋大楼，在中山大道文书巷口。

东来顺

六渡桥一带以前有3家餐馆汉口人耳熟能详：福庆和、郭镒泰、东来顺。如今福庆和变成了珠宝店，郭镒泰卖服装和床上用品（现在又卖汽车了），东来顺倒是还在搞餐饮，但搬到了楼上，一楼出租。中山大道一楼门面从六渡桥到江汉路没有餐馆，个中原因可能是租金太贵。搞小吃，利太薄；开酒席，店太小。餐馆都藏身于支干道巷子里，或者是楼上。

上世纪70年代末，打破“大锅饭”，工厂里开始发奖金，大家都很高兴，分甲乙丙三等，甲等9元、乙等6元、丙等3元，在当时还是不小的数目。评奖金时组长一筹莫展。沉默，没有人发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看天花板。我出了一个主意：按车间的要求上报甲乙丙奖金的名单，钱到小组后去餐馆“撮”一餐，全组通过。这第一餐就选择在中山大道东来顺，为何？我们组有一位女同胞马同事是回民。

星期六下午，大家脱掉工作服，洗完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出发，从宝丰路坐1路车到六渡桥，直接上东来顺的二楼。东来顺的一楼卖小吃，清汤面、牛肉面、葱油饼等，一楼大门旁有一个玻璃橱窗，挂着一排油光水滑的烤鸭。二楼炒菜，除了羊牛肉，东来顺的招牌菜一鸭四吃：大葱甜酱片皮鸭、红烧萝卜鸭块、青椒洋葱烩鸭杂、鸭架子煨汤。很多同事都不知道东来顺有“一鸭四吃”，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常从它门口经过，看到它的广告。

就这样从中山大道六渡桥往下走，四季美、老芙蓉、老通城、五芳斋、小桃园，一直到友益街的素菜馆......留下了我们快活的记忆。多年后，一位同事碰到我，还记得我出的主意，用奖金去“打平伙”——大快朵颐“ 嚄”一顿。

酸梅汤，那个年代的最佳饮品。罗时汉供图

老万成

老万成的冰冻酸梅汤，过去是汉口人消夏最爱的饮品，3分钱一杯，消凉止渴，在烈日的爆嗮下，常常要排队购买。 老万成旁边的永安里建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在汉口几百个里分中，它的建筑年代是没有疑义的，巷子口的上面留下时间的痕迹。

1961年读小学五年级时，班上转来一个新同学与我同桌。这位新来的同学姓陈，圆圆的脸蛋总挂着微笑，剃个“青皮豆”，颇似少先队报上的“小虎子”；大家都管他叫“小虎子”，他家住在友谊路中学的后面。“小虎子”的爸爸以前是踩三轮车的工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爸爸是三轮车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了，负责发车、收筹码，工作地点就在卖酸梅汤的老万成门口、前进二路的人行道上，一个木制的简易站亭，也就是三轮车的站点。

那时，汉口主要的街口都有三轮车的站点。理论上讲，三轮车是不能在路上搭载乘客的，要在站点候客。每当有乘客雇车，工人要向管理人员交筹码——管理费，筹码用剪成条的内胎穿起，别在腰间，红、蓝、黄等不同的颜色，代表2分、3分、5分等。

小虎子的父亲把收来的筹码按颜色分别放在柜台上竖起的一排小铁棍上，每天合作社会派人按时回收。亭子里有一个公用电话，小虎子和他的兄弟不上学时就守这个公用电话。那时，公用电话打一次收人民币4分钱，传呼附近的居民接电话也收4分钱，前一项收入大部分都是要上交三轮车合作社，后一项归值守电话的。小虎子常常到永安里喊人来接电话——那个年代居民家是没有电话的。

小虎子兜里常常有钱，传呼费除交给父亲他还会留一部分。他弟弟那时也就十来岁，在老万成门口擦皮鞋，擦一次收5分钱。生意忙时，小虎子也去帮忙。我和他常常在亭子里做家庭作业，或是在亭子外老万成门口就着板凳做作业。

武汉市三轮车合作社曾经归公用局管。其实从收入的角度讲，三轮车工人比在工厂上班的工人收入要高，多劳多得，且天天关饷。只是人们的眼里认为三轮车工人属于底层的劳动人民，出体力活，他踩你坐，似乎你就比他高贵，其实你荷包里的钱没有他多。

在三年“自然灾害”年代，三轮车工人的小日子也比一般人过得熨贴、舒适，少年的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是有机动收入的一个群体，在计划经济时代实在不可多得。由此推论，解放前三轮车（人力车）工人的生活也不差，很多进城农民的首选职业，只要你拿得下“面子”、有健壮的身体，养家糊口是没问题的。

打捞城市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1931年，今老万成挂的是天和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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