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吴雷川乱世鬻字谋生

燕京大学校长吴雷川。

吴雷川，原籍浙江杭县，做过燕京大学校长。北平沦陷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占领军封校，教师失去教职，也断了固定的收入，时已卸校长职而仍执教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先生也不能例外。周作人托人邀请雷川先生到“北大文院”任教授名义，“不必授课，而从事指导工作”。这自然也可以视作周作人想给予雷川先生以帮助，雷川先生婉却了周作人的邀请，他在1942年6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给周作人的答复：“……现时生活尚可自给，故对此不需要，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当领盛情也。”并托这位转达者“对周代表感谢之意”。话说得很客气，但雷川先生直到1944年去世，都未曾到过“伪北大”任职。更早一些时候，1942年2月12日，雷川先生拒绝王揖唐邀约出任伪职的信函里有明确的表达：“雷川生性迂执，穷老益坚，固维怀在得之愆，严效不恭之却，夙报食贫之愿。年华老迈，戒之在得。……”行文雅致，意思则很明确。

燕京大学被关闭后，雷川先生主要以鬻字为生。这些在日记里也有记录。比如1942年的日记，1月17日日记里记载：“为集兴商行写扇面一页。”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去信：……集兴商行（并扇页及润例，取润资）”。1月25日日记记载：“为清秘阁写屏一幅。”1月28日日记记载：“为集粹山房写五尺屏一幅。”2月17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具体的一个润例：“林庄既去复来，称其叔之命，以百元见赠。余不便固辞，因其已有四件属书页。惟按照书件得润只可五十余元，今所赠之数过于所应得之数，故告林庄，拟请其叔再开示数人之上款，当照写寄往。总期其数略符，于心始安。”5月9日日记里保存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抱定自食其力之宗旨。计每月写字得润平均总可得八十元，约不足二三十元，现有积存款七百元，约足救两年之贴补……”6月5日的日记里保留了改订过的润例：“四、五尺屏条，每条十元、十二元。三尺六、八行屏条，每条十、十二元。四尺七八言对联，十二元。四尺十二言长联加跋，二十四元。三尺横幅，四、六百字以上，十六、二十四元。四尺横幅，一、二千字以上，四十、六十元。折扇面单、双行，十二、二十四元。册页，十元。寿屏，四、五尺者，每幅十二、十四元。碑志，每百字三十元，每字以寸余至二寸为限。外加墨资一成。除寿屏外，蜡叶纸及泥金纸均不书。除寿屏及折扇面外，所用同宣纸，只须开明尺寸，皆可代备，不另计费。”雷川对这份改订过的润例亦有说明：“校原订者不欲多有增加，因拙书本无足睹，不敢高抬价格也。”学生辈帮助自己代为销售书法作品，雷川亦叮嘱：“倘销售为难，万不可强派，仍将原件寄回可也。”这是致沈季琴的信里说的话。这封信保存在1942年8月3日的日记里。

乱世中不事伪职，以鬻字谋生，这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人里也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清鼎革之际，山西人傅山也曾以鬻书卖画贴补生活。白谦慎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三联书店2020年6月版）一书里解释道：“明清鼎革并非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并未受到根本的冲击。”中原人士在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旧时的爱好和品位”，傅山的名望也使许多人希望收藏他的作品，“在家中悬挂傅山的书法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这个解释也许可以移用来说明雷川先生得以鬻字为生的一个社会文化基础。雷川先生1942年1月28日的日记里记录：韩国人金本武雄慕名谒见雷川，“且欲乞余为书字幅也。……据言伊亦信仰基督教者”。2月16日的日记又记录金本武雄“代其戚松本兴治乞书中堂对联”。这个例子或可表明雷川先生已享高名，笔墨亦为人所愿意珍藏。

饶有意思的是，雷川对傅山的书学理想亦颇认同，1933年8月9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傅山关于书法的见解：“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这一段记录后加括弧注明“傅青主先生语”。傅山这个著名的书法见解，出自他的《训子帖》。雷川引的文字“率真”，我在其他的本子看到的是作“直率”。几天后，8月21日的日记里，雷川先生再次引录傅山的这几句话，雷川并且发挥道：“余以为不特学书之法如是，即做人之道亦当如是也。”更早的时代，在清朝，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就说过傅山的这个关于书法的“四宁四毋”之论“君子以为先生非止言书也”。

雷川以所写字获得润资，但也不是都会收取润笔。比如1943年4月26日的日记记载：“写《正气歌》一幅赠周焕文，因其乞书并欲致润，故即以赠之而不受润也。”周焕文系雷川燕京大学文学院之同事。也有不相识的求字而不收费的，也举一个例子。1942年9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常蕴璞来，言有大中学校校长张作民乞书屏幅。又平中教务员号嗣延者，亦乞书一幅，并携来润资廿二元。余以大中校长之润资当照收，平中教务员某君之件可不收润，遂收十二元。”推想起来，也许雷川先生以为教务员较校长收入为低，故不予收取润资？

雷川鬻字，对自己所书写的，也是严谨认真，不肯以自己所不满意的字幅拿出手。比如1941年2月17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晚饭后为郑以业写五言联一幅，不惬意。又重写一幅。”再比如1942年4月18日的日记里也有这样一条：“为清秘写七言联，又重写一联，皆不惬意，明日尚拟重写。”雷川接着又写道：“于此见工力之浅。”第二天的日记里记载：“为清秘重写七言联一幅，作隶书，乃稍可应付。”清秘，即清秘阁，北平琉璃厂一家老字号南纸店，店名源自宋元书画名家倪瓒的藏书阁。清秘阁始创于清乾隆年间，传说店名也是蒙乾隆皇帝所赐。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齐白石、溥心畬、鲁迅等文教名流均与清秘阁过往密切。

动乱时世，雷川先生既然以鬻字为生，所以有暇也就常常临帖习字，以1942年1月的日记所记载的为例，这个月的日记里，有20天记载了临帖习字。这个月里雷川先生临习的法帖计有：《修孔庙碑》，智永《千字文》，《霖雨桥记》，文徵明《千字文》，《褚临兰亭》，米芾《褚临兰亭跋》，陆柬之书《文赋》，唐玄宗《鹡鸰颂》，金冬心隶书《六朝名贤轶事》。这是写了具体的法帖名字的，还有几天所临习，未写明具体的帖名，如1月24日“习宋人书册”，1月30日“习元明人书册”，1月31日“习明清人书册”。法帖上迄北朝东魏，下逮明清，几乎包罗了诸体。这也显见得雷川先生临帖习字也是有博取众长的气度的。1月13日的日记里说“从绍虞处借得《支那墨迹大成》第一卷观之”，这是鉴赏历代法帖。《支那墨迹大成》，日本河井荃庐监修，收录中国晋唐至明清的书法名家墨迹，其中包括了庋藏于日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赵孟頫小楷册页《汲黯传》等。河井荃庐，即河井仙郎，荃庐是他的字，日本印宗师，治印专宗秦汉，风格浑厚古朴；书法则早期劲健峻拔，有六朝风韵，中年书风转而潇洒有金石气。河井也是西泠印社名誉社员。绍虞，即郭绍虞，治古典文学、语言学，书法有家学渊源，造诣深厚，当时也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

雷川先生除了鬻字维持生计之外，也曾典卖所藏图书以贴补日常之费。1942年3月17日日记里保存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至本月始生活问题一为取资于字润，已往两月，幸可维持。兹为稍储余粮计，尚拟将书籍数种出售……”雷川先生开列的拟出售书单里，有《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八函、《定山堂诗集》十六册八函、《内经评文》八册、《满洲实录》（附图）八册、《西园闻见录》四十册八函、《商周彝器通考》两册、《善斋彝器图录》二册一函、《武英殿彝器图录》二册一函、《颂斋吉金图录》一册、《颂斋吉金续录》二册一函、《汉武梁祠画象录》二册一函等，总计四百廿五元，“拟实售三百元”。雷川先生的这些藏书或者也可以见出他的学问修养的一部分，见出他的阅读趣味的一些方面。

由雷川先生出售藏书兼及雷川先生的阅读，还可提一下的是，新文学作品也是在他的阅读范围里的。1942年3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道：“看巴金所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毕。”巴金小说《爱情的三部曲》，第一部《雾》，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5月初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1月20日再版；第二部《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1月1日初版；第三部《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3月20日初版。后两部也列入“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4月3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又合订这三部曲以《爱情的三部曲》为书名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出版。“良友文学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均为赵家璧策划出版。前者自1933年1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陆续印了39种，后者则自1936年1月20日至1936年7月30日印了4种（参见朱金顺《新文学史料学》，海燕出版社2018年5月版）。良友出《爱情的三部曲》合订本时，巴金写了一个“总序”。巴金是当时青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雷川先生以教育家而读巴金作品，既表明巴金的影响，也说明作为教育家的雷川先生愿意了解青年、理解学生。这也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本文开头一段援引的“雷川生性迂执”这番话是雷川先生要表明自己在国难校劫时刻的持志守节，而不是真的说自己不明世道、不通人心。

本篇阅读札记所摘录的雷川先生日记，均采自李广超整理、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吴雷川日记》。这也是应该予以说明的。

周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