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阅读空间分享|麦芽悦分享廿四期
邓世杰:湖北大别山阅读空间的创始人。南方系媒体人、教育创新研究者、英山人新一代商会任秘书长、曾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百特教育华南区总监。
曾获广东省新闻奖二三等奖,合著《中国教育百年风华路》、《中国教育蓝皮书》编写组成员,作品散见于《南方都市报》《中国教育报》《腾讯网》《北京晨报》《现代教育报》《新校长》《共识网》《南方教育时报》等媒体。
我看到麦芽群里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很多都是做乡村阅读推广很多年的老同事了,我之前也和他们一样,而今天我主要是讲一下这几年是自己如何开创大别山阅读空间这条新的道路。
为什么会想到做这个
我核心的身份认同是一名记者,有段时间没做新闻媒体的时候,我逢人也会讲到这样一个身份,这是对自己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和某种程度上去改变世界的一个身份认同。
而为什么这几年我会带着这样的身份来做这个事情呢?我想缘起的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跟洪哥同事做乡村图书馆的这段时间,我去的相对比较晚。我最初接触阅读推广是2011年,然后2013年带过暑期补习学校,然后2014,我离职去了成都做了乡村图书馆的传播总监,做了几个月。这里面经历了两个事。
第一个是在我处理图书馆闭馆的最后那段时间。
那时候文化局已经给我们下了命令就是不能再对孩子开放了,然后我们就把门锁了起来。很多不明事理的孩子还不理解,依然不时地来图书馆张望。
由于图书馆的厕所在馆的外面,那天一早,我起身上厕所,没有把图书馆的铁门给锁上。我刚蹲下来脱下裤子,就听有孩子在外头喊:“门开门开了”。
这时,我赶紧把裤子提了起来,迅速地冲到了门口。这时候他们已经把门推开了。而我就是跟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拉锯战,我需要把他们推出去,他们需要想把我推进去。其实三个孩子的力量并不是太大,但是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心虚,就是我从内心里面是希望孩子来的,就像过去一样。但是,理性告诉我们不能让他们进来。因为有关当局的两个摄像头一直在看着我们。
第二个是在围场,围场我去的时候是9月27号。9月26号晚上我坐上去围场的火车,27、28、39三天我们在处理围场那边图书馆的书。
我们到达的时候,书已经被封了大半年,用麻袋锁着,全部都贴上了封条。
然后我们去了之后呢,校长就让我们处理一下图书馆里的书。
但是两个图书馆里的书是混在一起的,当时我跟雨琴在那里说,两个馆的书差别很大。而有些人只是把这些书视为废纸。我们可以从书中选出适合孩子读的留下来。
在围场呆了三天,最后离开的那天我们去看了月亮湖。我感觉,那是我第一次去草原上,跟我以前呆过的丘陵、平原跟沿海都不一样。我不知道在草原上长大的孩子是怎样的心境,他们对世界是怎样的看法,但是我觉得可能会比我们更自由一些。
这是我在我大学毕业三年之后经历了一些事情,对我触动很大。
我小时候比较多病,经常在家里不能去上学。不能去上学的过程中我就翻我姐姐的书,她比我大三个年级。我基本上是从小看着她的课本长大的,包括语文课本、历史课本、社会课本、思想品德课本、地理课本等等。我那时候有一种知识狂热的渴望,已经超越了一般人。
大家知道,在农村,其实没有课外书的,有一些像故事会、知音这种。在农村还有一个,就是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在农村什么用呢,就是厕纸。厕纸呢,一般会被人家撕碎,撕碎了之后我总会把它捡起来。农村的厕所不比现在的卫生间,那时主要把纸捡起来,然后拼接起来成一张报纸。
所以,那时我在如厕的时候,会把一张东西读完。它构成了我的一种思想阅历,就是知识是需要拼盘起来的,思想也需要拼盘起来的。如果你不去拼的话,他就是碎片。如果你不去寻找的话,它就是已经别人用过的纸。
到了大学,我其实对大学做什么,理解得比较单纯。我一直希望做学术。我这四年基本上是朝着学术思想去发展的。包括去北京蹭学,包括在学校备考考研等等。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这上面,我对社会的了解,其实是非常单薄的。
尽管那时候我在山东念书,山东十七个地级市,我都去过了。我去旁听了很多刑事开庭,也去了很多菜市场和火车站,但是我觉得我对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还是理解甚少。
为什么呢?自己我觉得这跟财力非常相关,当你在大学的时候,生活费处于一个刚刚够买饭的情况下,你是见不到很多东西的。很多东西你是体会不到的,像什么歌剧、话剧、电影,不出现在你的世界里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这些东西的。
当时让我大开眼界的时候,是在2013年暑假的立大广州组。
我们在2012年,当时报社要写一个东西,电话连线采访英强。后来2013年面试立大志愿者,分在了广州组。有11个在校生,然后有两个毕业的,毕业的是我跟杨新月。当时我们更多的是充当一个观察者,并没有像他们那么多的激情,只是提供一些老师的联系方式、师资这些支持。
但是让我感觉的是,我认识那批孩子的时候,像陈佳呀,像张旭超啊,像吴凯鹏啊,我觉得我的大学仿佛是白过了,你完全不知道原来大学可以过成这个样子,可以这么丰富多彩。
比如说,他们一个人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个人去做一个社会项目,一个人就做一个社会调查。还有电影,还有话剧,还有一些行为艺术。他们把自己大学过得特别的精彩。知识体量也是非常的丰富。
我觉得这个跟学校有一定的关系。有好几个孩子是那个杭州外国语的,我记得,那届光广州就有三个孩子是杭州外国语的。大家知道杭州外国语出来的孩子完全跟我们这种农村中学出来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可能是我们后面一辈子都看不到的。
另外一种对照,就是我们当时黄冈地区考出来的所谓985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我们当时大概有六七个985的学生在深圳,有华为,中兴啊,招行都有,华为有三个。
你说大家过得好吧,好像拿着工资也挺好的,你说过得不好吧,除了回宿舍看个片儿、打个游戏呀,他们完全跟这个城市没有融入。你说哪有风景啊,他们也没去过,你说这个城市有什么特色,他也不知道,就是完全处于一种除了他那个地铁站,就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
我觉得这种状态其实是我们生活在深圳这种城市的悲哀,因为这个城市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的可能。这种可能是我们最应该去追求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也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的教育从来没有给过他们,从小就没有。
就在这种思想撞击和比照下,让我觉得,这种追求多样化的生活可能在人生中才是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就拿我们写文字的人来说,你写的东西你自己都体会不了。比如,北漂搞艺术的人是怎么想的,你想象不出来,你就写不出来。
你能写的始终是那些朝九晚五的、很规矩很规矩的生活。但显然,世界不仅仅是这样。
我觉得体验很重要,所以我就离职去了农村,想去农村看一下,真实的中国农村社会是什么样子。
大别山阅读空间是怎么做起来的
2013年呢,我回武汉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现任湖北省文联主席熊召政,他是我们那边的老乡,大家可能也认识。
他当时跟我说,那个孩子读什么书啊,读读课本就行了等等。因为他完全不懂这一块,完全不理解阅读的重要。在他的理解,书就是他们这些进了作协、进了文联、有国家包养的这批公认委员作家书架上摆的东西,彼此用来相互送利的东西。至于你底下老百姓看不看书,在他们看来,这个或许不是能随便看的东西。
他应该是我们在外面最知名的人了,茅盾文学奖,但是,很显然,他和另外我找的湖北省国际交流中心的秘书长(也是一个以前《长江文艺》的主编),这两个人都反对阅读空间这个事。说:你做这个东西,你做这个东西没用。
在各种受阻的情况下,我就想需要换个途径。现在不互联网社群搞的好吗,我在想怎样把我们在外面读了大学、在外面安了家、跟家里没有联系的这群人搞起来,看他们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
后来我就做了这个组织,虽然叫商会,但是我们的章程、我们的证书上写的很简单,就是再造故乡的新一代。人家说你这个应该叫协会不应该叫商会,商会是做生意的。你们是实现某一个具体的社会目的,应该叫协会的,比如说乡村建设协会。
我说不,我叫商会是要回到卢作孚的这个传统。因为卢作孚是个实业家,我当时负责筹建的一个图书馆也是以他命名的。我当时对卢作孚做了一些深入研究。我觉得,企业家的责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所以叫商会是没错的。
我们在注册的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人的帮助。因为注册必须要有五十个发起人,五十个发起人写东西给我,然后我就把商会注册了。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家里呆着,要找好多相关部门,各种签字盖章。。。
有了机构就有了一个合法性的依据。你做事情,你签合同,你办活动,就可以归为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之后,我们宣传就业回乡、再造故乡,偏重于回乡发展企业,但是我心里面已经把目标放在了乡村教育公益。
但是那时候大家都不了解,需要我反复灌输,坚持了半年,一直到十月份的时候,我才正式提出来我们要建立乡村阅读空间这个概念。这个空间其实跟乡村图书馆是不一样的,因为空间它其实是一种公共性质的。
在一个月的摸索之后,我就把现在我们阅读空间的同事,送到其他已有的一些乡村图书馆里培训学习,培训四十天回来。其实,对她来讲,也是难度挺大的,因为她之前没有接触过。为期四十天的时间是不足以理解这一整套我们之前操作的东西的。
回来之后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需要整理书籍整理物资等等,其实这只是工作里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的工作,其实跟图书管理员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筹备过程中我叫了吴凯鹏跟蔡小伟过来。他们俩在初中时接触过这样的图书馆里,对图书馆运营有着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俩当时是过来了。
当时下着大雪,那时候县长其实是答应给我一块地,一个教育局的一层楼,但是还在不确定性之中。我当时就到处跑,到处找场馆,找到很晚很晚,没找到,就想着租。
后来还是用了教育局给的一间房,但房子位置不太好,然后,条件也比较苛刻。那年提前下了大雪,可能是零下十来度吧,腊月二十六,那几个广东来的很不适应,没办法,等到第二天天晴了,我们还是得把东西搬过去了,于是阅读空间草草地就开张了。
其实做阅读推广的重点,不在于管理书、借书,而在于课程。所以,我们基本上把之前能用的资源都用上了,像宋金香的话,参加了亲近母语、益微、担当者、百特、孙世祥图书馆等等。履历丰富。
其实之前是想让他去那个三门图书馆学习的,因为大家知道其实三门比我们做的要好,可能比麦芽也要做得好一些。三门现在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我觉得我们都要向三门看齐的。但是后来因为交通的原因,没过去。
总体上来说,这几次培训对于我们馆长的专业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看到了同行业是怎么具体操作的。
第一个场馆一直做到了去年的年底,称为一馆。后来我们接收了以前图书馆的一些书和电脑物资。于是我们就另外租了一块场地,大概三百多平米,每一年房租三万,当做总管。
然后又做了一个二馆。二馆其实在财务上是独立的,在业务上是互通的。因为那个妈妈是本地的,她通过我的平台筹款,然后我也给她找了一批书。
做这个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必要性的第一点,我觉得青年人在自己年轻的时候,肯定要去把自己的个人使命跟社会的变革结合在一起。
李鸿章的说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你在青年的时候要去承担一个社会性的功能,你要去推动社会的进步,推动社会的启蒙和变革。
必要性的第二点是,作为年轻人还要去提供生活的这种多种可能。
如果你一直活在井底之蛙的那种世界里,你理解的就只能是那个阶层的事情。
所谓天生的逻辑就是所谓的要上高中,上高中要考大学,考大学要找工作,找工作要结婚,结婚要生娃的逻辑。那种人生是非常孤独的。这种逻辑尽管是多数人在遵从的,但是你在某个时间段是可以不遵从的。
我一直跟年轻人讲,一定不要跟着老祖宗的逻辑去活着,因为老祖宗给你限定的是你出生之前就限定了,比如你的舅舅是谁你的姑姑是谁。如果你一辈子都限定你的舅舅姑姑这种思维里,没有自己认同的群体。没有自己去做自己认同的志向的话,那岂不是跟你的长辈、你的父辈活在同一个世界吗?
必要性的第三点,是我们这种文化的泛流。
其实这个复杂一点,可能不了解我们那边地理环境的人很难听懂我这段话。我们这个地方在历史上是考出了几百个进士的,那些进士历史上并不属于黄州,历史上一直属于安庆府跟六安府的。
而两个府其实没考什么进士,那为什么蕲州会考这么多的进士呢?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就是在宋明清三代呀,蕲州跟苏州、常州、扬州其实有得一比。当时叫九省通衢,漕运在蕲州很重要,所以这里文教是发展的特别好。但这种现象在1949年之后却彻底中断了。
大家如果知道现代新儒家的话,就知道熊十力呀等等,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第三代新儒家的一大半都是我们蕲州人,但是这个局面也在1949年之后彻底中断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文化大流是我们黄冈人在文化上要去追溯的一个东西。
必要性的第四点,就是现代教育。
现代教育上大家知道黄冈很牛逼。但是这个牛逼是假的,在高考已经不牛逼了,而且现在的师资跟生源已经大幅下降。考试成绩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奥林匹克也没能再得金牌。
可能性是我如何能把这个东西做下去。
第一个是我们建立的这个商会,他毕竟是有一定实际基础。在人事上、在势头上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第二个是我们做的是城乡结合,我们有城区的馆,也有乡村的馆。
第三个是我们的人才闭环。我们这个图书馆是给16到18岁服务的。我们有大学生联盟, 它和阅读空间都属于这个商会。我都是给学生志愿者报销费用,去给他们去组织活动。由商会出钱。
你之前在这儿看过书、受过教育,你感到了不一样的世界。然后等长大上大学后回来,就可以来做志愿者的,在大学毕业之后,也往往愿意来做乡村教育公益。这其实就是一个人才闭环的过程。
怎么去做
其实我并不在一线工作,我做的工作主要是每年要找到二十万块钱,然后每周安排下工作。每周要去去跟我们的专人进行汇报。
那具体那一线里面做什么呢?
首先是图书借阅是免费借阅,我们限额了,考虑到图书流通问题,我们一人只能借一本。
第二个电影,其实孩子还是非常喜欢的,只是条件确实太差了,投影仪没有办法投出影院的效果。
第三个就是手工DIY。需要不停的买彩纸、买各种设备来做这个手工DIY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下面就是创客这块。这是我一个在美国念博士的同学去年回来开发的。他买了很多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他个人在上海也开了家公司,来做这个科技教育的,也在提创客教育这块。
还有就是我们的夏令营,我们夏令营在pp儿学习方面还是做得挺不错的。比如我们讲生命教育,生命教育其实单纯的去讲没效果。那我们就在清明节的时候做一个pp儿学习,包括古代诗词里的生命。比如这个生物学里面生命是怎么来?化学里面的生命是怎么保护的?包括我们的影视作品、诗词作品、物理里面的生命保护等等所有相关的内容。最后推向,让孩子们产生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自己的生命。通过三天这样一个很全面、很项目制的学习,让他们真正能理解生命、敬畏生命。
目前到现在,一共做了八次冬夏令营。时间会是冬天、十一、清明等等。大家一起住、一起设计,最大的问题是安全,因此买了好多保险,花了好多钱,始终怕孩子出事。
遇到的困难
首先,我本人其实是在外面打工的,生活压力很大,所以每天要花五到六个小时来处理这些事情,也是压力挺大的,刚刚还跟我家爱人吵了一架,就是因为这个。
第二个困难的,其实是受众的不理解。我觉得因为我们把自己强调成一个课程开发机构。而不仅仅是个图书馆。所以。你说图书馆,可能当地人以为是看课外书的、来玩的。
于是我们说,我们的课程包括项目学习、参与式教学,我用我之前在百特是做华南区的负责人的课程来做范例解释。可是家长还是不理解,觉得这个东西跟考试没关系,感觉就是带孩子玩,造成不信任。
第三个是成员上的不稳定。我们第一届蜜蜂工作时间是从2015年五月份到2017年元月份。第一届蜜蜂的人变动挺多的,现在留下来的只有一个。第二届蜜蜂是从2017年1月开始,就需要重新指导他去了解这个行业,学习很多,了解是怎么做项目,做事情,怎么把东西用一个exel表格分理清晰。结果到时候他突然跟你说,邓老师我不做了,说要考研了,或者说我没钱,或者要去做点有钱赚的事情。我内心其实也是挺悲痛的,我们确实没有足够的资金补贴吸引大学生来长期做志愿者。
第四个是筹款的问题,我开始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们社群做得这么好了。社群里面天天都有人说话,大家都是比较认可我们这个机构,认可这个商务合作的平台。
第五个是对教育理念的认可。教育并不是很多人所理解的这样,考一中、考大学。但还是很多人只认这些,他们认为你说得素质教育好是好,但是我们不要。
最后从经验的角度来讲,做这种组织还是需要本地化,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一个本地老板的支持能帮忙免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个我觉得是用户体验,就今天还有一个家长跟我反映说,去了我们那里觉得那里很脏,鱼龙混杂,我把反馈都发给我们的新研发总监了。所以受众的体验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怎么样的,干净整洁、管理的秩序等等给人的印象都非常关键。因为人手的原因,我们这方面还没有做得很好。可能我们这个行业的人都需要注意提高自己这方面的服务水平。
另外一个就是硬件条件跟地理位置。我们其实租的地方不是很好,主要是交通不方便,还要从后面院子上楼梯。导致人流量至少少了百分之六七十。如果一个有便利条件的地方,那就方便多了,也是受财力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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